劳拉·穆尔维是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在本书中，研究对象从《夏娜》、《公民凯恩》和《蓝丝绒》等，到女性主义摄影师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重点探讨了电影中的恋物概念，及其与艺术文本的关联方式。

本论文集收录了劳拉·穆尔维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从《夏娜》（Xala）、《公民凯恩》（Citizen Kane）、《蓝丝绒》（Blue Velvet）等电影，到艺术家吉米·杜汉姆的装置艺术和女性主义摄影师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涉猎十分广泛。

文集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发展出来的恋物概念，及其与艺术文本的关联方式。劳拉·穆尔维在这里重返当代文化理论中纠结在一起的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观看、幻想、理论化和历史变迁过程之间的联系。哪种言说方式可以表明“奇观社会”的特征？如何利用“好奇心“来解释大众文化的政治？这正是该文集试图解决的挑战性问题。

中译本序

致谢

序

导言

第一部分 好莱坞价值几何？

第一章 崇尚美国狂：欧洲知识分子与好莱坞情节剧

第二章 社会象形文字：对两部道格拉斯·瑟克电影的反思

第三章 特写与商品

第二部分 划分的辩证法

第四章 潘多拉的盒子：好奇心之地形学研究

第五章 化妆与卑贱：辛迪·舍曼，1977-1987

第六章 洞与无：戈达尔的女性观

第三部分 普通的弗洛伊德

第七章 从小木屋到桑那都庄园：《公民凯恩》中的心理分析与历史

第八章 失败的甲壳：乌斯曼·塞姆班的《夏娜》

第九章 下层社会与无意识：俄狄浦斯与《蓝丝绒》

附 变动的对象，不变的时间

译名对照表

译者说明

崇尚美国狂：欧洲知识分子与好莱坞情节剧

1922年，列夫·库勒合夫创造了“崇尚美国狂”(Americanifis)一词，用以形容对吸引苏联观众眼球的好莱坞电影的狂热。他说：“在所有美国电影中，侦探故事片最受欢迎”，“美国电影的成功在于其最普遍的电影性，最大限度的动作，以及那种原始的英雄主义精神及其和当代社会的有机联系”。侦探故事、电影性、原始英雄主义、动作和现代性——库勒舍夫对于侦探故事的强调，为产生于欧洲知识分子的好莱坞狂热之中的批评提供了修辞。甚至可以比喻性地把“作者政治”(politique des auteurs)比作风格化的侦探电影作品，在这种特定风格的作品中，导演的个性通过制片厂合约制度的存在而建构。

“这将是一种巨大的着迷”，这位怪诞的精神导师在谈到道格拉斯·瑟克的第一部彩色A级情节剧《迷狂》(Magnificent Obsession，1952)中的鲍伯·梅里克／洛克·哈德森(Bob Merrick／Rock Hudson)“奇怪的精神追求”的时候，这样评价道。这句话让我想到好莱坞情节剧在整个欧洲电影理论和批评中所占据的持续而又变化的位置，特别是它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性。虽然情节剧是一个大大有别于侦探故事的类型，但它所呈现的电影特性，作为一种无言的铭记，将场面调度问题推向一个新的表述水平，这对于电影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不同于崇尚美国狂所钟爱的电影类型，情节剧是一个静态和节制的类型。

我是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在1960年代的青年时期喜欢上了日落时代的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虽然让人着迷不已，但它同样也呈现政治和美学问题，这些问题很快开始影响并困扰跨大西洋幻想的萌芽。这种迷恋被迫转变，并随着电影爱好发展为电影理论，将政治问题提上日程。同时，好莱坞电影美学必然会要求新批评标准的发展。在本章中，我将依靠我自己与好莱坞问变动不拘的关系来思考它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影响，更具体的是，它(在表面上)作为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一次考验的不大可能的重要性。我要选择一个狭窄的角度人手，主要讨论英国文化和地理情况，以及它对跨越大西洋的大众娱乐和从英吉利海峡那边传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心态。两者的结合影响了电影理论在英国的最初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后期发展。情节剧经历了这段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见证了其意识形态的变化更迭，从1968年前批评好莱坞的第一波，一直到兴起于1970年代、具体体现为女性主义浪潮的第二波。

最先完善了大众文化对电影的需求的好莱坞始终坚持如下理念：制造梦幻和商品文化、逃避主义式幻想及其对自身生产过程的约束。从这个观点讲，好莱坞电影是文化、经济和技术恋物癖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知识分子对好莱坞存有既爱又憎的矛盾心理。抛开好莱坞对于美国文化和经济支配的贡献不说，它典型地呈现了关涉工业化的文化产品和大众集体幻想模式之间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电影影像的透明性以及观众如何解释定格于银幕上的符号等问题；银幕是社会学、心理分析和美学相重叠的地方。另一方面，好莱坞叙述和表征故事的方式鼓励批评界和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合适的电影理论，以便分析类型电影的影像和场面调度。

最先让欧洲知识分子着迷的好莱坞电影充满了活力和宣泄感；这是机械时代流水作业生产的被商品化的电影，能够生产和复制成功的模式、故事或者明星，就像底特律能够生产汽车一样。这种电影直接对立于以传统的凝重和权威冠名的高雅文化价值观。欧洲知识分子接受美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本着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比较的精神。好莱坞电影毫不掩盖类型模式，也毫不耻于启用明星们的惊人面孔，甚至也不通过任何单个的创造性幻想的出现来增色，体现了与覆盖文学、音乐、绘画等高雅文化的学术占有和标本化的二元对立。1920年代好莱坞奠定其世界电影地位的时候，大众电影吸引了英国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和其他左派人士。这种迷恋情绪随着对好莱坞的再一次发现再一次爆发；这一次是在新电影批评的掩护之下发生于二战之后的法国。新批评主要关涉《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部分是因为它的跨国影响，而它的跨国影响又部分地源自它的许多评论家后来成为了新浪潮的导演，同样也源自其编辑安德烈·巴赞在电影理论史中的地位。

正是欧洲知识分子战后对好莱坞电影的重新评估，帮助了支撑高雅和低俗艺术形式之间等级差别的价值体系的腐蚀。

P27-29

《恋物与好奇》这本论文集被译成中文，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也感谢译者滕威邀请我为此中译本撰写序言。写作这篇序言，让我得以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并说明对自己思想发展脉络起关键作用的某些联系以及对自己思想产生影响的各种语境。

我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这篇论文，在收入1996年出版的《恋物与好奇》一书前大致20年，就已经发表了(Screen，1975年秋季号)。许多年以来，这篇论文被广泛重印、翻译、批评和讨论，而且它也对我的后续研究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想以它作为序言的开篇。该论文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它是被作为一篇“宣言”而写作的，十分外在于学院语境。然而，这是激进主义的妇女运动开始演变为更温和、更理论的“女性主义”的一个时刻。通过70年代初的一个“妇女解放读书小组”阅读弗洛伊德，我被带入了精神分析理论；尽管该理论有盲点，但它仍然提供了一种途径，破译和解码把对妇女的压抑铭写进无意识的父权心理。比如，作为女性和女性主义者，我们抵制女性身体为“遭阉割之物”这一观念，但弗洛伊德对此现象的分析无疑阐明了两性之间权力关系的神经性本质。除却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辩和讨论，我们开始提出作为社会“符号”的妇女这一观点；妇女的表征涉及的不是真实的妇女，而是通过形象及男性欲望对象对她们的建构。进一步说，作为一种逻辑延伸，激进主义地争取妇女权利，尤其是那些关涉女性身体的权利，发展出了第二前线：女性身体的形象也是一个压抑之场，因而也是一个对抗和斗争之场。此外，在重要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语境之中，这些形象亦被当作商品文化的象征来加以分析，再度引入了符号学来揭示其隐含的意义。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的语汇，以便把压抑性的、情色化的妇女形象转换成周遭社会，即资本主义文化及男性无意识的符号和症候。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这篇论文就是这种政治与智识环境的产物，但是它仍有一些突出的特征。作为电影的忠实爱人(事实上，受到了法国批评界对好莱坞兴趣的复活的直接影响)，我通过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批评武器，将新女性主义思想转向了我所热爱的好莱坞电影。因为我全神贯注于电影美学，所以重要的是要提出一种认可其特异性的批评。(来自摄影机、观众与演员的)电影观看那复杂而显见的重要意义，将我引到了窥淫这一精神分析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一概念已经同性别权力关系深刻地重叠；我兴奋地发现，性别权力关系可被用于好莱坞电影特定的性别化观看。然而，我也对电影魔力的恋物问题感兴趣，尤其是女明星之美增强电影自身之美的方式。神秘的银幕否定曾制造出了它的并不那么有魅力的机制；而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对女性美的膜拜否定和置换女性身体可能引起的焦虑。

为写作本序言而重读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视觉快感与其他快感》(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的导论时，我惊奇地发现，讨论正在脱离窥淫而转向另一个观看概念：好奇。我曾以为，电影能从对既定叙事成规与男性窥淫的屈服下解放出来，能发现讲故事的新形式，并有新的观看方法出现，我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从这种乌托邦希望中获得的灵感。在欧洲文化和神话中，好奇一直与特定的女性观看联系在一起，指向某种不当的观看欲，而这种观看欲可以混同于求知欲。男性的窥淫性观看是主动的，指向被动的、情色的女性客体；女性的好奇性观看也是主动的，但指向的是一个秘密、一个谜、一种神秘。于是，好奇不仅仅打破了我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曾经分析过的主动、男性／被动、女性之对立，而且属于一种好钻研而非情色的动力。在本书的第四章，我讨论了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在后来的欧洲艺术与文学中一直存在的母题)，目的是为女性主义复原好奇的动力，并将其转变为对男权的女性之“谜”的女性主义质疑。  《恋物与好奇》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如果好奇再现的是女性的求知动力，那么恋物再现的便是男性不看的想法。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男性无意识地注目于其他物体并赋予其情色价值，以此拒认他们视女性身体为“被阉割之物”。我认为，在大众文化中，恋物的本义被置换到了化妆的女性身体上，即一个掩藏不堪内在的美丽外壳；我在第三章中提出了这些联想。在第五章我讨论了辛迪·舍曼的作品；通过非凡的自拍照系列，辛迪·合曼讽刺性地研究了厌女症患者的肖像学；在自拍照系列中，化妆的“外在”逐渐碎裂，揭示了对男性无意识的恐惧。然而，让一吕克·戈达尔使这种“划分的辩证法”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在第五章，我分析了戈达尔将女性的功能等同于商品消费者，将女性的循环等同于像妓女一样的情色商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品等问题。尽管戈达尔专注于女性之谜的神话，他道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性事(Sexuality)与消费的重叠。在该章末尾，我对戈达尔的厌女症进行了评析：“就女性主义好奇心而言，它仍是一座金矿。”

本书的灵魂是我通过恋物这一概念融合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抱负。这些论文写于自由主义经济正四处蚀掠、“马克思之死”被昭告天下之时。尽管本书没有、也未能讨论这些问题，但它们却构成其写作的背景。工人阶级——马克思曾经希望结束他们在生产中的被剥削——仅仅由于他们曾服务于其中的工业的崩溃，或多或少已被消灭了。我们中那些带着进步的社会主义抱负，从而在政治意识上成熟的人，不愿将这段历史归入失败。另一方面，商品文化和金融资本主义在新的全球基础之上兴旺发达了。而且，在新近朝向后现代主义的狂奔中，历史之不相干、想像“现实”之不可能，好像都得到了智识的确认。我感兴趣的是，研究过去经常被用来暗中消解这些更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理论，如何能够解释一个经济无常、政治混乱以及帝国主义复兴的世界。首先是在本书的导言中，其次是在结尾章节里，我设法一前一后地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编织起一个观点，强调对于他们二者而言，恋物都掩盖了一个遭拒认的现实，要么是阉割焦虑的创伤，要么是对工人的创伤性剥削。两种物神都作为奇观而活跃：一个是通过化了妆的女性特质的掩饰，另一个是通过对商品的膜拜。两者都指向社会困难和压抑之处。在第八章，我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视野及恋物概念在西非奴隶贸易中的起源，分析了乌斯曼·塞姆班的伟大电影《夏娜》。在塞姆班的故事中，历史真相在防御性恋物失败时浮出水面。我把恋物作为关键词，是想指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既不通过启示也不通过教条，而是通过他们为其他神秘现象提供的精确的分析语汇，显示出他们在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经济问题指明出路方面，依旧有价值。

尽管我反对恋物与好奇这两个概念，它们还是被连在了一起。正如我在本书“序”中所说，“恋物是最典型的误用”。物神结构包括借助物体、符号、女性的防御性形象等来实现置换和伪装，但正是该过程使人注意到遭否认的过去——某个需要被隐瞒的东西——的在场。与压抑不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代表恋物的创伤的初始情境，就像过去的某个记号，被保存在精神中。符号学的展示见证其现实。在我看来，这种结构暗示进入现实——事实上是历史——问题的隐喻。这一过程不可能直接关涉一个可理解的真相，而是一个破译和解码的缓慢过程，挣扎在类似于那些马克思论及商品时分析过的大量曲解和涣散之中。但这些困难自身就是符号。1996年时我曾希望，女性主义的好奇恰好可以在解码和破译这些符号之中，提供一种积极的动力、魔力以及愉悦，可以提供耦合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一种政治欲望。对我而言，电影史仍是一座金矿，这不仅在于有诸多需要破解的症候，而且还在于它已经通过其最伟大的实践者表明：历史的确以代码留下痕迹；政治意象的目的不是要揭示某一给定信息，而是要具体证明政治解码。  劳拉·穆尔维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