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会关注生老病死，普通大众如此，养尊处优的皇室更是如此。乾隆帝的长寿秘诀、慈禧太后的养颜术、康熙种痘术、太医们的绝活……这些来自与民间的医学智慧，在清朝宫廷里发挥了巨大的功效之后，现在伴随着清宫档案的公开又能为大众所知了。

正所谓人命关天，清代太医院在记录皇室成员病症时却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就难免杀身之祸，另一方面，统治者在自己的健康面前也不能不敞开心扉，任何一种疾病都不是空穴来风，不仅有生理的因素，更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刻原因。经历了皇室成员的“临床实验”之后，这些医事经验还能为今天的人们所用吗？这些可以依稀从中看出当时政治气候的动态王朝的气数的医案，在今天看来，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含量。

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经过后人的演绎和传播，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在五花八门的正说和戏说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至今仍深藏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关清代太医院为历代皇室成员诊疗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批多达四万余件的清宫医案，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皇家医疗档案。

本书作者在遍览这些档案之后，厚积薄发著成此书。清宫医案并不只是皇室诊疗记录的简单罗列，通过这批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脚步是如何在疾病的威胁面前辗转腾挪，甚至可以不经意地逐层剥开人类社会发展与疾病史之间的种种微妙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洞察历史的真相……

医药故事的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古代中国人对生命规律的追求，对人与自然之间宏观联系的探索。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独特的烙印，让我们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通过这本书，对中国传统化文化进行一次重温。

一个王朝的医疗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难得的社会文明史，通过这面鲜为人知的镜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背后的兴衰荣辱与历史玄机，更可以感受到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的种种苦难、无奈、奋进与挣扎……

作者自序/V

第一章 医药篇/1

 清代对太医院的完善/2

 种痘战胜天花恶魔/5

 为儿童种痘防治天花/10

 镇心理气治温病/15

 活血化淤广泛运用/19

 帝王也需用猛药/25

 外治医方独具特色/30

 医疗护理方法繁多/36

 医药理论建树卓越/42

 药材地道要讲究/47

 重视未病控病情/51

 中西医互相交流/57

 临终救命生脉散/61

 宫廷秘方的现代利用/65

第二章 养生篇/71

 康熙帝拒绝灵丹妙药/72

 节俭饮食能长寿/76

 温泉“坐汤”养生好/81

 乾隆长寿有秘诀/84

 皇室保健有人参/91

 嘉庆忽视了“老年病”/97

 “药浴”养生，身心清明/101

 健胃消食的锅巴/105

 慈禧吃鲜花成癖/108

 老佛爷驻颜有术/111

 清代皇帝不嗜酒/116

 西太后钟情“代茶饮”/120

 宣统喜欢吃山楂/125

 脾肾双补抗衰老/128

 清宫健脾八仙糕/134

第三章 历史篇/137

 顺治帝英年早逝/138

 康熙帝因“痘”得福/144

 立储之忧害健康/149

 雍正帝死于“仙丹”/154

 六世班禅“因痘圆寂”/161

 哀世之君的宿命/165

 李总管医案有玄机/171

 同治死因揭秘/176

 光绪之死有病因/180

 “鬼子六”悲愤而终/186

 清末无嗣闹宫荒/190

 清帝多亡于冬天/198

 “香妃”可能死于疮疾/201

 可怜瑾妃亦薄命/205

 “寡妇院”里肝病多/208

 格格多患“相思病”/212

第四章 太医篇/215

 康熙帝关心朝臣健康/216

 西医也进太医院/221

 太医老字号同仁堂/225

 道光帝废止针灸/230

 出诊太医不收“红包”/236

 自古太医实难当/238

 杜钟骏关注鸦片之害/244

 江南水乡多名医/248

 末代太医院院长张仲元/255

 跨时代的太医孔伯华/258

 太医院的衰落与终结/262

后记 我与清宫医案的情缘/267

本书主要参考著述/271

种痘战胜天花恶魔

在中华医药的发展史上，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历来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医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医不断战胜各种疾病，尤其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历史。

明末清初，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战乱频仍，各种瘟疫时有流行，也催生了温病学派的崛起。到了顺治年间，也就是1644年清兵铁骑入关以后，年仅7岁的顺治帝住进了紫禁城，但恐怕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大清江山威胁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中原的各种残明力量此起彼伏的反抗，也不是皇亲贵族的明争暗斗，反而是一种凶猛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由于东北天气寒冷，地广人稀，天花一般在当地不甚流行，因此满族人对天花的危害和防治知之甚少。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后，天花从江南蔓延及华北，很多满人突患天花死亡，他们便埋怨是来自于关内汉人的传染，以至于有的满人进关后不服水土，生育能力下降，也硬说是天花流行的结果。

顺治八年十二月，尚未亲政的顺治帝曾亲下一道避痘谕旨：“近日痘诊甚多，朕避处净地……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不问事之是非，径行处斩……”由此可见，入关不久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善于征战，但对突如其来的天花却束手无策，只得消极地躲避。

在种种无知和谬误的误导下，从宫廷到民间，常把人们分为“出花”和“未出花”两类：出过花的称为“熟身子”，未出过花的称为“生身子”。在宫内，这两类人所受的礼仪待遇迥然不同，如大行皇帝出殡时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未出过花的公主、和硕、福晋、格格等，只许集于城门以北，等候梓宫到来时下跪举哀，连宫廷都不许他们进去。一旦宫廷内天花流行，皇帝便迅速离宫“避痘”。据史书记载，顺治十二年已丑，因为皇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一些王公大臣也吓得纷纷逃往京城西北的巩华城。

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对民间出花者采取了野蛮残酷的“驱疹”措施，“凡遇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这些“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多尔衮死后，这种野蛮的“驱疹”措施稍有收敛，但仍有规定，家里若有出痘之人，要立报兵马司，官家“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都民始安”。

顺治年间的一个冬天，京城天花大流行，惜薪司要经常运炭进宫，由于害怕传染天花，到了隆冬季节，便命惜薪司围绕五十丈之内，“居人凡面光者（未出过天花者脸上没有麻子，故面光），亡论男女大小，俱逐出”。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对天花的恐惧到了何种程度！

但到了康熙一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帝是一位致力于民众康宁、国家熙盛的明君，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他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定了前清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康熙在应对天花的对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态度，从消极躲避转向积极预防。

为了使皇室成员有效地预防天花，康熙帝下令兴建承德避暑山庄以“避痘”，并创立了蒙古各部落围班制度。

原来，天花的猖獗流行使清初一段时间蒙古各部对朝廷例行的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未出过天花的“生身子”，有传染天花的可能，因此顺治帝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未出痘的王公贵族不得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出生之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宫外“避痘”，加之自己两岁时患过天花又在脸上留下了麻子，因此对天花一直心有余悸。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报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但各部王公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各部蒙古首领如此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巡幸塞北，途经热河时发现了一处理想的避暑胜地，便决定在此兴建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嗣后，康熙帝又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欲朝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班制度的肇始。从此，每当天高气爽的金秋季节，蒙古各部王公大臣便纷纷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皇上。这样，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也使朝廷密切了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谓一举数得。

实际上，对于天花这种致命疾病的防治，中国古代中医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

早在明朝时，中医就开始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这种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的种痘法，又称鼻吹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旱苗法，即取天花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被种痘者鼻腔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被种痘者之鼻中。以上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被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热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出过天花，从而获得了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在康熙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满族已经普遍认识到“种痘”能增强抵御天花的道理，特别是康熙帝本人对此认识明确，推行得也很坚决，致使种痘之法在朝野得到强制推行，效果甚佳。公元1688年，俄国医生来到北京学习这种接种人痘的方法，后来又通过俄国传入土耳其、印度、日本、英国及欧洲各国。直到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也许是受到中国接种“人痘”的启发，终于发明了牛痘接种法。

康熙继位后不久，北方连续性的天花大爆发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此时的康熙帝对天花的防治已有了一定信心，于是把鼻吹种痘法从宫中一直推广到民间，甚至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落，从而大大减少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病率。他还降旨太医院专门设立痘疹科，广征各地名医前来供职。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在总结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帝的倡导推动下，清代朝野对天花的防治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康熙帝在其所著的《庭训格言》中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康熙帝坚意推行种痘术，不仅为民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有清一代康乾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终于战胜愚昧，我国的公共医疗制度初见端倪，自有其深远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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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其症状表现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基本上无药可治。

天花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关于天花的记录，科学家们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上，就发现其头部有天花留下的疤痕。到了公元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天花带到了美洲大陆，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印第安文明的阿兹特克帝国没有被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击败，却在天花流行过后消失了。17～18世纪天花开始在西半球肆虐，据有关历史统计，天花在全球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有2亿人因患天花或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直到18世纪，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发明了“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后这一方法逐渐在世界流行起来，有效控制了天花的传染。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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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部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风靡东南亚，着实是火了一把。这部电视剧所讲述的，不过是韩国历史上一位宫廷医女的成长经历，除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片中还有意穿插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膳食和养生之道，令人不禁反思的是，这些在每一个中医看来都如数家珍的常识，却令我们的国人备感新鲜，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些素材都无一不能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找到源头，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材料，经过韩国电视工业的现代包装之后，居然把原产地的人们搞得如痴如醉。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充分说明了文化资源大国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大国，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开发上，我们的功课还做得远远不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追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窥一斑而见全豹，读者不妨首先把本书看作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医药文化宝库所做的一次小小的发现之旅，一次对中华传统文明的重温。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历史的演绎和传播，可谓是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了，但在五花八门的正说和戏说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至今仍深藏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关清代太医院为历代皇室成员诊疗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批多达四万余件的清宫医案，不仅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皇家医疗档案，而且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随着太医院的发展至清盛极而衰，这批记录详实的医疗档案亦随着大清王朝的烟消云散悄悄淡出世人的视野，而这一沉睡就是整整七十多个春秋。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医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可冀先生曾倡议系统梳理清宫医案，并且带领一批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亦有专著出版。但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只为少数专家所了解，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专业，一般读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当时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这批档案也就很少再有人问津，重又回到历史的尘埃中去了。

但在本人这样一个非专业人士看来，这批浩繁而完备的清宫医疗档案，却是一座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它不仅在中华医药方面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大可造福于现代人的健康，而且在专业之外更有着无法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是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也不乏丰富的营养和裨益。具体说来，清宫医案的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各种疾病尤其是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常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疾病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只不过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在探索历史的脉络时常常忽略了医学领域，而从医者又大多囿于专业，不曾将疾病的来龙去脉与社会发展的桥梁打通，或者也无暇顾及和发挥。在本人看来，清宫医案并不只是皇室诊疗记录的简单罗列，通过这批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脚步是如何在疾病的威胁前辗转腾挪，甚至可以不经意地逐层剥开人类社会发展与疾病史之间的种种微妙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王朝的医疗卫生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难得的社会文明史，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在前进过程中的无奈和苦难，亦可以感受到文明跋涉的印记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这恐怕也是当时的宫廷太医们所没有想到的吧。

其二，清宫医案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有关清代的信史来品读。中国的历史书写者常常由于时代的需求编撰历史，即使是一部二十四史，也往往因为统治者的需要而颇多隐曲、篡改之处，所谓为尊者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今天的人们在接受历史的记述时要多留个心眼，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但正所谓人命关天，清代太医院在记录皇室成员病症时却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就难免杀身之祸，另一方面，统治者在自己的健康面前也不能不敞开心扉，任何一种疾病都事出有因，不仅有生理的因素，更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刻原因，甚至从诸位皇帝病案中可以依稀看出当时政治气候的动态，以及一个王朝的气数。正是因为太医院的独特使命和作用，又相对超脱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以及历代医家所素来秉承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清宫医案才在不经意间为今天的我们透露了诸多王朝皇位更迭的历史隐秘，以及历史人物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算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其三，中华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及至清代已自成体系且颇多创新，在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以及养生方面都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能出入太医院者，都是内外兼修、学养深厚之人，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多在预防学和养生学方面颇有建树。遗憾的是，这些前人医家的医疗经验多深藏于常人难以看懂的药方之中，未成体系，但其实用价值却不容忽视，本书所做的工作不过把这些果实略呈于大众面前，让这些沉睡于医案之中的闪光珍珠抖落满身的尘埃，以期复活于当代，造福于大众。

其四，如果读者对中华医药的发展独有兴趣的话，那么多了解一些古代太医院的真相也会颇有助益。很久以来，人们对太医院的了解知之甚少，一方面是由于事涉宫廷内秘，另一方面也因为现存的历史资料不多，即使知道一点也大多流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议。所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完整无缺的四万余件宫廷医案，弥补了我们在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宫廷医学的巨大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但凡是那些能够在宫廷内供职的御医都不是躲在深宫里的“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无时无刻不关心社会医学的发展，探索中医的创新，而且往往出入于民间和宫廷之间，可谓是历代医学、医术的集大成者，只不过是集百家之长供一家之用而已，因此今人也有责任对宫廷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使其重焕青春。

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社会上又刮起一阵号称要“取消中医”的风浪，虽应者寥寥，但无疑也再一次暴露了中医处境的尴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很多人用现代眼光试图系统批判中医的时候，我们的邻国韩国却积极向联合国申请韩医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如何做解释呢？在此，本人作为一个“门外汉”也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实中国在进入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愈演愈烈，尤其是西医的迅猛发展，中医的生存危机就一刻也未曾解除。在日益强势的西医看来，中医不过是一种另类医学，难当大任，而中医面临西医的冲击也至少有几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对中医仍持有坚定的信念，依然执着于传统的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视西医的长驱之入而不顾，可谓数千年如一日般地我行我素；一种态度则主张中西医结合，清代太医院最后一代院使张仲元在光绪年间就有“汇通中西”的设想。但事实上，中西医结合又谈何容易，其间不仅存在着观念的巨大障碍，而且双方在医理上也颇难通约，以至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不过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而已。长此以往，中医的人才素质也大面积滑坡，很多年轻的中医从业者连基本的望闻问切都搞不明白了。

那么，中医到底还有没有光明的未来呢？破解这个宏大的命题显然不属于本书的探讨范畴，但也与本书的立意与内容不无相关。如果跳出纯粹的专业领域把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来看，未来的人类文明版图一方面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冲击，谁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该淘汰的注定要消亡，但另一方面，文明的最终格局也注定是多元化，谁也无法做到一统天下，反而是越有民族性的越有生命力，故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这个根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与灵魂、理念与精神，就是这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因此，尽管延绵数千年的中医之树也不乏云遮雾绕、残枝败叶，但其根基却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动摇，更不是谁可以倡议取消之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如同倒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同倒掉了吗？中医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谁又能说，老树在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心培育之后不会开出芬芳扑鼻的新花呢？因此，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如何挽救中医，而是如何振兴而发扬之，也就是所谓的去粗存精，推陈出新。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责怪“取消中医”的呼声，也许正是在经历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忱与珍惜之情。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到，那时的人们对于本书所讲述的清宫医案的价值恐怕要又一次刮目相看了。

我与清宫医案的情缘

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也许是造化的捉弄，早年毕业于甘肃省中医学校的我，最终没能选择从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反而成了一名舞文弄墨的新华社记者，并且一干就是三十个春秋。但在终年紧张的新闻报道之余，打心眼里对中医事业还是有着一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

1968年我从中医学校大专班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后来自己那点爬格子的小本事又被在“文革”中先砸烂后恢复的甘肃省卫生厅看中，把我从省中医学校调到了省卫生厅，做起了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机关文字工作。但正是在卫生厅工作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北京医生”，现已声名卓著的中科院院士、清宫医案研究的发起人和开拓者陈可冀先生，并由此与清宫医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还是1973年5月间，为响应毛主席关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号召，由三百多名北京及兰州的医务人员组成的第三批北京医疗队，风尘仆仆地来到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区，在该地区6个县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同时为当地培训医务人员，提高当地防病治病的水平。陈先生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名主治医师，也被编入武威县北京医疗队为群众防病治病，而当时的我正好在武威县城的北京医疗队大队部搞文字工作。

机缘凑巧，我和陈可冀先生当时离得很近，加之我又懂点中医，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以至后来成了至交。尽管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们的思想还禁锢在“极左”路线中，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起思维还是比较活跃，我们常常一起散步，一起谈天说地，尤其是热衷于探讨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中西医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差异，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新进展、新成果等等，总之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1974年5月，我从北京医疗队回到兰州后不久就被借调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当记者，彻底转了行，此后也就与陈先生天各一方，一直再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83年至1985年春，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又被送到中国新闻学院脱产学习了两年新闻专业。这期间我曾再一次拜访了陈先生。当时的他正在想办法研究深藏在故宫的清宫医案。交谈中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采纳了陈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同合作成立清宫医案研究室，系统整理和研究全部珍藏的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以挖掘中医中药遗产，让宫廷医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全人类服务。看到我急于想知道清宫医案的内情，陈先生笑着说，现今正在整理，还没到向外披露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整理出个眉目来。届时，他们将向新闻界作系统的介绍。这次对陈先生的拜访，更增添了我对清宫医案的兴趣。我暗暗想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陈先生对清宫医案的研究成果和所见所闻全部挖掘出来，并经过自己的消化写成一本书，告之于大众。

1985年初夏即将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前夕，我和我中国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张荣大、符树柏、禇言义来到北京西苑医院，再次拜访了陈可冀先生和他主持的清宫医案研究室。陈先生热情地向我们披露了清宫医案的盛况，以及几年来他们对清宫医案挖掘和研究的主要成果，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那次采访后，我们一口气写了二十多篇千字左右的新闻报道，分别发表在《瞭望》杂志和《新民晚报》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清宫医案的概况和奥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据说，这是对清宫医案研究工作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但我仍觉得意犹未尽。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这个在新闻岗位上耕耘了30年的“老记”终于有了“自由”，便从渤海之滨的秦皇岛赶到北京西苑医院第三次拜访了陈可冀先生。他的助手马大夫告诉我，陈先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社会活动显著增加，但对老朋友的求见却从来不予拒绝。记得见面时天色已晚，夕阳从窗子斜射进来，把整洁的办公室照得很亮。阔别多年，陈先生虽已是满头银发，但仍步履轻盈，精神甚健，而我也不在是30年前那个浑身是劲的毛头小伙了。老友相见，自然别有一番愉快和轻松，通过这次短暂的交谈，我对清宫医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临别时，我赠给陈先生一尊仿制的极为精美的“敦煌佛头”，作为一个甘肃人最珍贵的礼品，而陈先生则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又大又厚的《陈可冀医学选集》赠予我，并谦虚地签上“维英兄雅正”的字样。正是从这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可以为陈先生所做过的清宫医案研究做一番普及的功夫了。

但光有写作的冲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中医知识和历史知识才能胜任。说到这一点，本人还不至于过分心慌。这是因为，我从小爱好文学，尤其喜欢古文，高中毕业后虽然不得已去学习了从未想过的中医，但由于古文基础较好，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和纷繁庞杂的中药与方剂，并未泯灭我一颗爱好文学的心，而且医文相通，而立之年改行当记者后，又经常和从事中医的老同学及中医界的老前辈保持着联系，从他们身上了解了不少中医药方面的新情况、新进展。因此，阅读清宫医案的原文没有什么大的障碍，我的行外之学反倒成了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条件。

至于历史知识不足的问题，我只好下笨功夫，跑遍北京的大小书店，把清代有关的历史书籍统统买下，装上几大包，拿回家里一本一本地读，慢慢就有了写史书特别需要的那种触类旁通的感觉，提起笔来顺当多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深入了解清宫医案的方方面面及其相关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把清宫医案研究所披露的重大医案案例和研究人员的重大发现，同中医药学的发展史和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清宫医案同整个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清宫医案为主线，尽量把医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熔为一炉，融汇贯通，力争使各方面的读者都有阅读的兴趣。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主观愿望，写作过程中未必糅合得如油入面，不足和牵强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敬请读者见谅和指正。

为慎重起见，拙作出版前由我的老同学、老朋友、甘肃有名的中医主任医师李生棣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医理论和文字方面作了细心的校审和润色，在此也表示衷心地感谢。另外还要感谢我的老伴黄雅君女士，正是因为她数十年如一日的理解与支持，我这个一心只知道爬格子，甚至是有些“不通人情”的人，才能够心无旁骛地笔耕了三十多个春秋，才能完成一篇篇尚算厚实的新闻作品，才能于离开新闻战线之后尚能发挥一点余热。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清宫医案研究成果的普及和传播工作绝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担当，也绝非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能够承载，我所做的工作不过只是抛砖引玉、引人瞩目而已。如果通过此书能燃起读者对于清宫医案的浓厚兴趣，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走近这批稀世档案的话，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却了自己一桩盘亘在心头几十年都难以割舍的夙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