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化史中,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学研究,他的古文字研究,他的考古学研究,等等,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领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白话诗,他的历史剧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至今为人景仰。可以说,要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要研究中国20世纪学术史,郭沫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本书精选了他的近60篇文学代表作品。是研究郭沫若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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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郭沫若作品精选/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
分类 | |
作者 | 杨芳 |
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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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化史中,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学研究,他的古文字研究,他的考古学研究,等等,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领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白话诗,他的历史剧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至今为人景仰。可以说,要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要研究中国20世纪学术史,郭沫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本书精选了他的近60篇文学代表作品。是研究郭沫若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资料。 内容推荐 本书精选了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近60多篇,其中有著名的代表作诗歌《女神》、戏剧《屈原》、散文《我的童年》、小说《漂流三部曲》等,所有作品都体现了郭沫若先生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 目录 郭沫若及其文学世界杨芳芳 诗歌 女神 序诗 女神之再生 湘累 棠棣之花 凤凰涅檠 天狗 心灯 炉中煤 无烟煤 日出 晨安 笔立山头展望 浴海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三个泛神论者 电火光中 地球,我的母亲! 雪朝 登临 光海 梅花树下醉歌 演奏会上 夜步十里松原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太阳礼赞 沙上的脚印 新阳关三叠 金字塔 巨炮之教训 匪徒颂 胜利的死 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 夜 死 Venus 别离 春愁 司健康的女神 新月与白云 死的诱惑 火葬场 鹭鹜 鸣蝉 晚步 春蚕 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霁月 晴朝 岸上 晨兴 春之胎动 日暮的婚筵 新生 海舟中望日出 黄浦江口 上海印象 西湖纪游 戏剧 屈原 散文 我的童年 创造十年(节选) 小说 漂流三部曲 喀尔美萝姑娘 叶罗提之墓 试读章节 我的童年 第一篇 大渡河流人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他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阮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院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覆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像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P246-249 序言 郭沫若及其文学世界 郭沫若(1892-1978)于1892年11月16日(农历九月廿七)生于四川乐山县(今乐山市)观峨乡沙湾场。据说母亲怀郭沫若时,曾梦见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郭沫若出生后,便取乳名为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大渡河与岷江、青衣江在乐山县汇流,大渡河又称“沫水”,青衣江又称“若水”,郭沫若写诗时,便为自己取笔名为“郭沫若”,另有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早在中学时代,郭沫若便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期间,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对这些作家哲学家的诗及哲学思想十分迷醉,并开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引起文坛和新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文学社——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从日本回到上海,弃医从文,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后任教于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南昌起义,到了1929年初,又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从1928年始,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期间专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研究,成绩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在历史剧、白话新诗、旧体诗词、散文、文艺评论诸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全集》仅文学部分即有20卷,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化史中,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学研究,他的古文字研究,他的考古学研究,等等,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领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白话诗,他的历史剧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至今为人景仰。可以说,要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要研究中国20世纪学术史,郭沫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一 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开始于1916年前后,至此到1918年,是郭沫若新诗写作的尝试期。这个时期,郭沫若受国内外大事的冲击,尤其是十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的郭沫若虽远在日本的博多湾上,却强烈地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他迅速迎来了自己新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文学史家们习惯上把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视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溯——这时期郭沫若写的诗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静耐尚未引起诗坛足够的重视。到了1921年8月,郭沫若把此前发表的白话新诗结集为《女神》出版,一下子在诗坛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时间诗名盖过了胡适等人。郑伯奇当即著文,说《女神》“挺然露出她那优秀的资质,实在是新文坛的一件可喜的事!出版界一件可喜的事!”(《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8月21日评论栏)也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女神》一问世,就急遽地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胡适的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着新诗走上新的里程。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异军突起’,才充分显示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黄曼君先生说:郭沫若“开一代诗风,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写了《星空》、《瓶》、《前茅》三种。此后郭沫若的诗在题材上更加丰富,思想上的时代感保持了原有的追求。郭沫若的一生创作的诗歌超过一千首,出版的诗集,除选集、合集外,仅专集就达十二种之多。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这些旧体诗,同样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情怀,体现了郭沫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主张。 但郭沫若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女神》了。实际上,《女神》不仅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也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20世纪白话新诗留给后人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构成了中国新世纪诗歌发展的重要的文学资源。首先,《女神》成功地将时代的需要与诗人自身的创作个性,进行了有机的统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与祖国、民族、时代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极强的时代意识和时代追求。这个“自我形象”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他追求个性解放,崇拜自我,追求自由。“《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其次,《女神》也是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到郭沫若的《女神》时说,“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呵,我爱读你这样纯真的诗。”郭沫若用自己激情澎湃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爱与恨,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主张,这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色在诗人笔下的体现,也体现了诗人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次,《女神》所表现的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力及其所创造的自由诗的形式,为白话新诗艺术表现的丰富多样,提供了可能性。与《女神》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与粗粝狂放的格调相适应,作者在选择表现意象时,对那些有着巨大规模、面积、体积、威力的意象更感兴趣,从而构筑了《女神》独具特色的意象群。这个意象群包括神话意象、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及文化意象等,这一意象群在总体上给人以崇高雄伟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郭沫若夫子自道的“自由诗体”,在《女神》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说:“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实际上,郭沫若在具体的写作中,注意了句式的整齐与内在律动的和谐,在诗的节奏等方面,有着自己的探索,这使得闻一多不禁称道说:“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 二 在《女神》中,郭沫若写了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及《棠棣之花》,黄曼君认为,“这种诗剧形式虽有戏剧的特点,但诗的特性更为鲜明。”然而,纵观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整体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个早年作为诗的“诗剧”却奠定了他整个历史剧创作的艺术基调,那便是诗的浪漫格调。郭沫若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剧创作时说,想“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郭沫若以强烈的时代感投身于历史剧的创作中,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写了六个多幕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在文学史学者眼里,被认为是郭沫若继《女神》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后来,郭沫若又写有《蔡文姬》等,在整体风格上,与1940年代的历史剧相一致。但在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历史剧的艺术创见上,有新的发挥。 要真正进人郭沫若历史剧的审美“话语语境”,首先要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郭沫若明确地说:“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自己的创作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的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在《(孔雀胆)二三事》一文中,他又说:“写剧本不是在考古或研究历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已,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这种办法,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揭固早已采用,在外国如莎士比亚,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采用着。”这两段话集中体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就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借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由此他明确提出“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失事”,就是可以和历史的真实有些出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加人剧作者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不为历史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物限制了剧作的整体性;所谓“求似”,就是说剧作家要对历史的精神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历史的精神要得到准确的体现。郭沫若在1940年代写的几个大型历史剧,均是以战国史事为题材,他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但这根本也就是悲剧的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无论是《棠棣之花》还是《高渐离》,也无论是《屈原》还是《虎符》,其主人公首先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同时他们又有着强烈的个性,他们坚决地和现实保持着一种拒斥的抗争的姿态,这与剧作家当时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这些剧作的主人公的精神诉求,与当时反抗专制要求民主的时代要求相一致。这使郭沫若的历史剧既有着浓厚的诗意,又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总体而言,郭沫若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在思想上继续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有着鲜明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诉求;剧作的主题和他的诗相一致,与时代及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艺术上体现出一种混沌之气,这种混沌之气体现为史剧、悲剧与诗剧的高度而完美的统一。读郭沫若的历史剧,我们会为其狂放的激情和浪漫的气氛打动,读郭沫若的历史剧,我们就如同读一首首悲壮的诗篇,郭沫若的历史剧,不仅可以坐下来阅读,也可以站在人群中朗诵。 三 除了白话新诗和历史剧创作外,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郭沫若的小说与散文大都带有一种自叙传的性质。他的小说主要写于20世纪上半期,发表了近三十篇小说。从他的小说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读到作者的影子。他的小说写作受到“私小说”与“小说原本是作者的自叙传”等美学追求的影响,在总体情调上有一种淡淡的哀伤。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谈到郭沫若前期的小说,“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可称为寄托小说”。如《牧羊哀话》、《函谷关》(后改名为《柱下史入关》)等。郭沫若小说中那些写“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被郑伯奇称为“身边小说”。这些“身边小说”从题材上分,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写爱情的内容,表现了灵与肉的冲突,如短篇小说《叶罗提之墓》、《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及中篇小说《落叶》等;另一类是直率地袒露个体心境,带有浓厚的自叙传性质,如《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和《十字架》)、《行路难》等。 除了小说和散文,郭沫若还写了三部自传,即《我的童年》、《创造十年》、《北伐途次》。这三部自传是了解郭沫若的人生史和艺术史的重要文本。郭沫若的自传还有《由日本回来了》、《我是中国人》及《洪波曲》等。这些自传,并不是一些流水账式的“人生记录”,其间充满了作者的爱与憎,充满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理解与主张。读郭沫若的自传,我们同样可以感到一股昂扬的激情,同样可以感到作者飞动的才情。这些自传如行云流水,娓娓动人,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自传当作长篇散文来读。 郭沫若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除了白话文学写作外,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有许多旧体诗被后人传唱。然而,不论他的白话新诗还是他的旧体诗词,也不论他的历史诗剧还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他写的几部自传文字,在艺术风格上有着相应的“共振性”,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诗人饱满的激情,体现着作者积极拥抱生活介入人生的价值取向。 接受本书的编选,我就在想,究竟该为读者编一本怎样的郭沫若文学读本,是面面俱到,还是把郭沫若最重要的作品告诉读者?我选择了后者,正因如此,尽管《瓶》中有许多诗后人评价越来越高,但我仍将其舍弃,而把《女神》全部编入,因为这部诗集,不仅于郭沫若很重要,于整个中国新文学也很重要。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我同样认为,与其读几部“节选”,不如把《屈原》整部读熟,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对郭沫若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同时选了他的自传,想通过读一点郭沫若的自传,从而对这一杰出的诗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精读几部作品,由这几部作品出发,再去读他其他的作品,取得的审美愉悦会更大一些,对郭沫若作品的领悟也会多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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