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政治构架在技术层面设计十分精密，几乎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可从张居正的中兴，到崇祯帝殉国，仅仅七十一年。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这个看起来控制严密的庞大帝国？本书是十年砍柴继《闲看水浒》之后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作者用精炼活泼的语言讲述帝国覆亡的全过程，再用深邃独到的思考分析帝国覆亡的历史因缘。

晚明君臣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举止今人看来也许十分阴郁占怪，让人疑惑不解。专权程度远迈前代的皇帝，有权打文官的屁股甚至杀死他们，可面对效能递减的暴力，要么是选择躲进深宫要么是滥用重刑，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文官集团内意气激荡，有不畏死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保持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将逆龙鳞视为英勇壮举让皇帝无可奈何，也有怕死贪财的官员则忽悠皇上中饱私囊。

彼此合作了两千年的东家和伙计，即皇帝和文官们，竟然不知道再如何相处下去。在争吵、赌气中，庄稼地荒了，盗贼进院了。最终，土地和宅子不得不归了别人。

明王朝的政治构架在技术层面设计十分精密，几乎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可从张居正的中兴，到崇祯帝殉国，仅仅七十一年。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这个看起来控制严密的庞大帝国?十年砍柴用精炼活泼的语言讲述帝国覆亡的全过程，再用深邃独到的思考分析帝国覆亡的历史因缘。

这是一篇当代语境下的《过秦论》。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且将剩勇打死虎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一个愤青的成熟

富贵还乡月盈水满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临终前的恩荣

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改革家的宿命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神宗短暂的勤政

申时行走钢丝

少壮派的价值

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宫女中了头奖

“国本论”始起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意见领袖顾宪成浮出水面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较劲变成了赌气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三王并封”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援朝之战打响了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战争越来越惨烈

主战、主和之争

可笑的册封

丰臣秀吉涮了万历帝

援朝战争的影响

干部考核激化门户之争

一个真正的贵族

照章办事竟然引火烧身

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祸国殃民的“小金库”

万历帝为什么会贪财

妖书案起风波

奇案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找个替死鬼了结葫芦案

梃击案：司法问题政治化

神宗留下了烂摊子

第三章 魏忠贤的乱政

无福消受龙椅的泰昌帝

两个女人的梦想

嗣君成了需要营救的“人质”

乾清宫里的“钉子户”

一个赌徒的咸鱼翻身

短暂的“众正盈朝”

正人君子的道德洁癖

军事惨败的根子是政治腐败

显失公平的责任追究

杨涟引爆了炸药包

黄宗羲有一位可敬的老爸

大案从小人物找突破口

黑狱里的黄芝

公差中从来不缺薛霸、董超

江南人的血性

最怕流氓有文化

无耻士大夫集体上演的丑剧

第四章 崇祯帝的末路

崇祯在恐惧中接班

又玩平反游戏

天赐大明袁督师

袁崇焕自酿苦酒：御前夸海口

袁崇焕自酿第二杯苦酒：杀毛文龙

离间计奏效的土壤

爱国愤青是靠不住的

烂透了的官场

最恨被人骗的崇祯被大大地骗了

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简单裁员的后果

如水无形的“流寇”

进人中原的造反者如蛟龙人海

官府和农民军互相掘祖坟

李自成不人道的报复

满清和农民军密切配合

君恩似海矣臣节如山乎

屡杀大臣于国不祥

要善于替领导背黑锅

天下无人可救时

李自成已不满足于做“流寇”

举棋不定的崇祯放弃了最后生机

“流贼”和文臣一起逼皇帝上吊

朱李相争成就了爱新觉罗

结束语：朱明若不私天下，崇祯何必上煤山

余论：走到尽头的士人政治

明季杂咏八首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到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声，不会过于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分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刘台抱不平，他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导致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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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公元1644年一个春日的拂晓，平时肃穆庄严的紫禁城一片混乱，一个中年人带领一名随从，走到城北的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上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全球臣民最多的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筒子河上泛起粼粼金波。但这轮太阳再不属于大明，大明的时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停摆，皇帝的生命和属于他的皇历一起走入历史，供后人凭吊感叹。

崇祯帝自缢后三百六十年，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景山公园整日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网上有一篇文章《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流传甚广。那棵树谁也找不到，包括得渔翁之利的满清皇帝，下诏将一棵槐树命名为“罪槐”，也只是一种统战艺术，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上吊这种纯学术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北京城混乱如麻，从西北黄土高原打进城的农民军将士，是不会有史官意识的，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看上去尊贵的尸体从树上解下，当时谁能明白自己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幕历史现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让他们在窑洞里只能想象的皇帝。等死尸的身份被证明后，谁还能说清楚哪棵树是崇祯了结生命之处?

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实则是想追问促使天子上吊的原因，追问一个帝国崩溃的原因。

这种寻找持续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日：“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