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事业莫过于创建一个帝国，作者认为二十九个开国帝王所采取的政策是国运长短的关键，本书主要分析讨论我国历代创业帝王审时度势、雄略图霸夺天下的成功原因与得国方略，是今人开创事业、成就大事的经典教程，是一切对历史有兴趣、对创业有抱负的读者不可不读的参考书。

本书分析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时势、身份、凭借、素质、机缘以及能否长期保持基业的关键，虽属历史，但鉴往知来，值得各界人士细读与思考。该书不是一般历史评论，而是政治学的研究，以严谨的历史分析，展开事件与人物的讨论。所以观点可靠，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启发力。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一治一乱

第二节 创业帝王之意义与范围

第二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时势与动机

第一节 时势的重要与种类

第二节 时势之一——前朝政乱

第三节 时势之二——战乱

第四节 时势之三——前朝式微

第五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时之时势分类录

第六节 政治上之人性

第七节 动机一权力一因势图谋

第八节 动机——自保与权力

第九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动机分类录

第三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的身份与凭借

第一节 身份的意义

第二节 身份的种类

第三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之身份分类录

第四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凭借

第五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凭借分类录

第四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方式

第一节 政治伦理观念之演变与得国方式

第二节 禅代与古代政治

第三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方式分类录

第五章 创业帝王得以成功原因的分析

第一节 成败与天命

第二节 时势之结果

第三节 敌手之无能或错误

第四节 才智与度量

第五节 信任智能

第六节 善于收拾人心

第六章 创业帝王与国祚的关系

第一节 创业帝王对王朝的责任

第二节 创业帝王对优秀分子之争取

第三节 创业帝王对于忠君观念之提倡

第四节 创业帝王对于安定民心之措施

第五节 创业帝王对于中央集权之努力

第六节 创业帝王对于封建同姓宗亲之实行

第七节 创业帝王对于利民善政之施行

第七章 结论

附录 中国历代创业帝王一览表

爱权是人类天性之一，古代的政治更脱离不了权力，近来许多学者更认为权力问题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权力高于一切其他权力，而帝王又是代表政治权力的最高峰，为人人所梦想(后世君主集权日趋发达，人民的梦想变成尊敬，但在时势可能的机会下，这种梦想仍将出现，参阅第二章第七节)。在一姓王朝的专制政治下，王朝的衰亡殆不可避免，在权力欲的支持下，有人失之必有人争之，于是一个朝代的覆亡，另一个或数个朝代便跟着建立，中国的历史便是在这种兴亡循环中进行。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将一个王朝的由兴而亡分为四阶段，即开国时期、强盛时期、中衰时期、败亡时期，同时，史家又将帝王分为创业之主与守成之主两种。处于开国时期的帝王身经艰难，开创本姓王朝的基业，是为创业帝王，而在王朝强盛时期、中衰时期与败亡时期的帝王皆是保守前人已成基业之主，故可称为守成之主。自秦以来，守成之主为数远较创业之主为多，但就后人之读史而论，则守成之主似不及创业之主为人所注意，因为守成之主之所以获致大位，乃直接或问接地由于血统关系，除了绝少数外，大多数的守成之主只是受祖先荫庇，守位而已，不像创业帝王具有赫赫勋功，成为王朝循环圈的起点，是故王朝的开国创业帝王，在历史上居有较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自古帝王乃是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深受子民的敬仰，而朝代的改换，即表示皇位由一姓转移至另一姓继承，这种全国最高权位，最受人敬仰的宝座的转移，不会不受到全国上下的关切注意。旧的王朝经过长时期的安定，其政治权力久已为人所承认，君臣名分深入人心，要想推翻此一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尤其是和缓的转移)，诚属不易。有时政权的转移往往需数世方能成功，例如曹丕受汉禅，创立魏朝，但曹丕之所以能僭移汉鼎，明显地是由于曹操所建立的基础，晋武帝司马炎所以得以篡魏，更是由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努力，三世的经营方能成功，因此可知，曹操、司马懿、司马昭虽未自立称帝，但其对于本朝之得以建立的贡献，实居功最伟。若只论开国之君而抹杀前人，不唯事不公平，且抑有失轻重，至少应该相并论及，才能得其事之真相，操、懿、师、昭，虽非开国之君，但于本朝功劳厥大，自可目之为“创业帝王”。为研讨方便起见，试予“创业帝王”以一定义：“凡参加本朝创立基业之工作而为开国帝王追尊帝号者，或本身参加本朝创立基业之工作有重大之贡献而后得即帝位者，或开国之帝王，均称之为创业帝王。”此一定义纯为研究本书方便而立，所谓“有重大之贡献”自难免有主观之判断，但不如此便无以着手研讨本书。

此外，由于定义，开国帝王固然必定为创业帝王，但创业帝王却不必限于开国帝王，此即本文所以不用“开国帝王”而用“创业帝王”之意。

《史记》虽首载五帝本纪，然而秦以前可靠之史书极为稀少，且多语焉不详，因此，本书之范围自秦代开始，包含秦、西汉、东汉、魏、晋、北魏、北齐、北周、刘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等二十三个朝代。

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有时分为二截，例如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北宋与南宋皆是。但西汉东汉之分与西晋东晋、北宋南宋之分有显著之不同，西汉东汉间为新代所隔，两汉之问中断达十余年之久，而两晋、两宋之间并无中绝。晋室东渡，元帝受愍帝诏，又受群臣上表劝进，人无异望，干戈不动。宋室南迁，高宗继位亦系群臣劝进，其后南奔，不过逃避敌锋，并非攻取基业，是以晋元帝、宋高宗之所以得位系承袭祖业，谓之中兴则可，谓之创业则不可。东汉光武帝之得位却大异于晋元帝、宋高宗，新莽末，天下群雄问鼎者何止数十，且多假名汉后，光武借武力次第平定，其所以得位决非因于承袭。王郎假汉后起兵，与光武战于邯郸，“郎数出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光武日：‘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实已明白表示其大位并非得自祖业，《渊鉴类函》引袁崧《后汉书》日：“世祖以渺渺之祚起于白水之滨，身屈更始之助，位与群竖并列，于时怀玺者十数，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脔割，泯泯苍生，尘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风，驱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荆棘枯，纲维振而逆麟埽，群才毕奏，人鬼与能，数年之间，廓清四海，虽日中兴，与夫创业者庸有异乎?”可见史家亦认为光武名为中兴，实为创业，因此本书列入光武而不列入晋元帝及宋高宗。

一姓王朝的建立有时历经数世方告成功，稽诸史书，知魏、晋、北齐、北周、清皆如此。曹操虽未称帝，但曹丕受禅即尊操为武皇帝，而汉献帝禅位册文日：“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义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明白地表示曹丕之所以得国乃由于曹操所定之基业，操自应列入创业帝王之列。P10-13

创业帝王的出现乃是古代争夺政权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人类爱权的一种结果，然而，自秦以后君臣名分观念深入人心，君虽不肖，臣不得犯上，因此，只凭爱权的人性并不能导致创业帝王的出现，创业帝王之所以能成功地奠立基业开启一个王朝，尚须掺杂其他的因素，从前文各章之研讨，下列三点当可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旧王朝的政治腐败紊乱，每易引起战乱，在战乱中人心对旧王朝的向心力瓦解，对当时存在的政权不能信任甚且加以反对，旧王朝在战乱中立即或逐渐地败亡，同时新的势力者在战乱中渐露头角，进而建立起新的王朝。因此，战乱乃是当时存在的王朝的危险信号，却是创业帝王崛起的有利时机，缺少有利时机，创业帝王似无出现之可能。因此可知，任何握有政权者如果希望巩固其已得之政权，必须安定政治，消弭战乱之源。

第二，创业帝王的建国立基乃是反传统的，因此不能不依赖武力为后盾，没有一个创业帝王不凭借武力，固然，武力有时并非创业帝王得国的唯一凭借，但武力乃必需的凭借，缺少武力，创业帝王殆无成功之希望。因此在专制政治之下，凡抱有极大政治野心者莫不冀望掌握武力，由于过分重视武力，遂造成中国历史上战乱迭起的现象，而王朝转换之际尤属明显。

第三，爱权乃人类普遍的天性，不仅创业帝王所具有，因此当旧王朝衰亡之际，起而争取帝位者每每不止一人，创业帝王在得国前并无特殊优先的身份与保障，与其敌手居于机会均等的竞争地位，创业帝王之能一统全国，独成大功，本身之才能固属重要，而敌手之错误与庸劣亦为一大原因。

古代帝王具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任何法律明文可以约束帝王，即如明太祖亲手订立祖训，而继体帝王亦可不予遵守(如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成祖以后却成宦官专政)。因此，任一帝王的荒暴都足以导致王朝的覆亡，但王朝国祚的长短，创业帝王虽不能绝对控制，却有相当重要之影响力。创业帝王是王朝的始祖，其地位自较其他帝王更为后世子孙所重视，创业帝王因之对王朝亦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自历史事实分析，可以发现创业帝王对王朝国祚的关系有六：即能否争取优秀分子?能否提倡忠君观念?能否安定民心?能否实行中央或帝王集权?能否封建同姓宗亲?能否推行善政?倘其答案皆为肯定，则王朝国祚较长；反之，倘其答案皆为否定，则王朝国祚较短。固然，有时创业帝王并不能得到六个肯定答案，然肯定答案愈多，愈有利于王朝国祚的延长。古代的帝王乃是王朝的象征，与其说鼓励人民忠于国，毋宁说鼓励人民忠于君，因为君即代表国，国即是君之“家”；所谓“死国”，实为“忠君”，“国家”与“社稷”“宗庙”关系密切难以分割，如果异姓者占据帝位即表示本王朝的终结，创业帝王莫不希望国家长存，然而却无法保证子孙的贤能，于是创业帝王唯有致力于使被统治者“不愿”背叛本王朝，但创业帝王绝不能以强力压制被统治者“不敢”背叛王朝，因为“强力”(物质力量)是需要人去行使的，创业帝王智能高强，自可运用“强力”以服人，但后世继体帝王之不肖，必无法行使“强力”，被统治者既非心服，只是慑于“强力”的压制而“不敢”背叛，一旦“强力”松弛，被统治者的反抗当即爆发。王朝在“众心去之”之下遂趋于亡。创业帝王欲保后世子孙虽不肖而国不亡，最佳方法乃是使被统治者“不愿”背叛王朝。欲使被统治者“不愿”背叛王朝，必须造成被统治者“不愿”背叛王朝的“观念”，当被统治者人人的观念都以不背叛王朝为“是”时，“不能背叛王朝”遂成为社会流行信念(Myth)，此一流行信念建立，王朝的延续遂可高枕无忧。创业帝王之努力争取优秀份子，提倡忠君死国，安定民心，实行帝王集权，封建同姓宗亲，推行利民善政，其目的均在造成被统治者“不愿”背叛本王朝的观念。争取优秀分子与安定民心两种措施可以加强被统治者对本王朝的“向心力”，使被统治者基于“利害”关系，而“不愿”背叛本王朝；奖励忠君死国的措施可以加强本王朝的“防卫力”，使被统治者因受“名利”引诱，而“不愿”背叛本王朝；实行帝王集权与封建同姓宗亲两种措施可以加强本王朝帝王与王室的“威严”，使被统治者由于“伦理”意识而“不愿”背叛本王朝；推行利民善政的措施可以加强本王朝的“坚韧”，使被统治者产生“感恩”心理，而“不愿”背叛本王朝。当创业帝王推行此六种措施而造成被统治者“不愿”背叛本王朝的观念之后，虽继体之君不肖，被统治者因受观念之约束，遂自动地不敢亦不肯背叛王朝，王朝朝政纵使紊乱，而在此拥护现存王朝之观念尚存于大多数人心中时，亦不致于立趋灭亡。因此，对于被统治者“心理”的控制较“物质”的控制更应为创业帝王所重视，因为控制被统治者的“心理”——制造被统治者的观念——实为有利且有效之延续王朝的方法。然而，被统治者对于本王朝的“向心力”，对本王朝的“防卫力”，对本王朝的“威严”，对本王朝的“感恩”心理都是有限度的，并且随时问而减少。因此，继体之君倘使荒暴过度，则足以消灭被统治者对本王朝之“向心力”与“防卫力”，抹杀了被统治者对本王朝之“感恩”心理，使被统治者对本王朝之“威严”不再“敬畏”，于是本王朝遂踏上败亡之途，而下一个新王朝创业帝王亦乘时出现。是故在帝王专制时代，创业帝王之苦思熟虑，虽可使本王朝国祚长远，却无法使本王朝永生，更无法禁止下一王朝创业帝王之出现。

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治，自秦以后，帝王实握有无比大权，大抵手握无限而且绝对之权力者，如非才智出世，最易趋于腐化，何况除开国之主外，其他继体之君所以得居大位，乃是由于先天的血统关系，并不由于贤明智勇，虽然创业帝王希望子孙能守国，但继体子孙未历艰难，生而富贵极于人间，难免不滥用其无限的权力，其结果遂造成国破家亡的悲剧。固然，儒家曾标榜尧舜以鼓励帝王之励精图治，但自孔孟所言视之，尧舜之才超逾凡人，其政治胸襟，实非继体帝王所能具有；因此，尧舜政治终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一个理想境界，在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尧舜政治从未能出现，欲望继体之主施尧舜之政，殆无可能。韩非论势，谓治国无待尧舜之异材，中主可以胜任，然而自《韩非子》一书中论法术视之，则所谓中主实乃具有非常才智之人，身居至高之位，手握无上之权，而能明烛群奸，操纵百吏，不耽嗜好，不阿亲幸，不动声色，不挠议论，不出好恶，不昧利害，如此君主，二千余年中求其近似者实寥寥无几，创业帝王或有一二近之者，继体之君则难以望其项背，无法以“法”“术”永固江山。因此，一姓王朝数传之后其衰亡似属必然。贪爱权力原系人性，王朝的衰亡，遂导致他人的争夺，而此一争夺全国最高权力竞争的结果即是一个新的王朝之建立与创业帝王之出现。

创业帝王的成功表面上看是一个新王朝光荣辉煌的历史开端，然而在成功的基础下，却隐埋着无数人民的死亡与痛苦，尤其是在激烈的战乱之后获致成功，人民的死亡与痛苦更多更深。《通典》载：“战国相并，摧残民命，伊阙之败，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之战，血流漂卤。然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逾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睢水不流；汉高帝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十分无三。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二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汉之极盛也。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十才有二三，后汉光武建武中，兵革渐息，至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及献帝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平吴之后，九州攸同，大抵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业二年(606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经隋末战乱，死亡惨重，及唐太宗贞观问，而户犹不满三百万，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七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显庆二年(657年)中书令杜正伦奏“大业初有八百佘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唐极盛时人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其后经五代之动乱，及宋太祖时，“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而户数不及其半”。自以上户口之增减可以看出一个王朝在战乱中夺得政权，而人口却大为减少，人口减少的原因系由于兵乱，在兵乱之中，伤亡、灾荒、瘟疫、饥馑、屠掠皆成为致人死命的原因，没有坚强的耐力或安全的保障，人民甚难逃过恐怖的浩劫。至于人民因易朝换代的战乱而遭受的痛苦，史籍记载不可胜数，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楚汉之争，“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新莽末，“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加以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民苦不堪言。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晋末，桓玄、刘裕相继谋位，“驱戚残败，乃至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

刘宋末，连年兵戎，兼有灾疫，以致“枯骸不收，毁榇莫掩”。

梁末，“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

明清之际，长期争战，松山之役，明兵“死伤狼藉，海中沉尸如雁鹜”。及清人入关，掠杀酷烈，自“黄河以抵济南，计程数百，皆奴氛流毒，村落寥寥，途次杳茫，遥闻率多哭泣之声……臭气遍野，血积盈衢”。

由以上数例可以发现“革命之际，兵革相加，视如仇雠，肆行屠掠”，实为王朝急剧转变(征诛自立)的一般现象。然而，王朝转变之际，争夺政权者只是极少数的三五人，以三五人的野心而使千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甚至死于非命，实非公平合理之事。但一姓帝王专制的政治既然必趋于乱亡，则政权的转移厥为不可避免之事，古来转移政权(改换王朝)唯有征诛与篡夺二途(参阅第四章第二节)，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生命安乐着想，征诛实应加以阻止，尽管儒家歌颂以征诛而得国为“正”，然而此种歌颂只是主观的情感作用，并非公平之论。但排斥“征诛”并不即表示赞成“篡国”，事实上，“篡国”假名“禅让”，让者既非出于自愿，受者亦非由于贤圣，受禅者所以得以受禅乃因手握权势(参阅第四章第三节)，除新莽外，历代以禅代而得国的创业帝王莫不在得国之前为了排除异己或扩张权势而发生战争，虽战争之惨烈或不及征诛，但多少仍曾影响民生，因此，篡国亦非一转移政权的良好方式，不过，在古代别无第三种方式之下，“篡国”(禅代)与“征诛”相较，“篡国”仍不失为一种较可取的方式。

“禅代”与“征诛”均非理想之转移政权的方式，在转移政权(改换王朝)的过程中，的确给予大多数的人民恐怖与痛苦，甚至于因战乱的过度而导致社会经济的衰退与农村的破产。但政权的转移是必然无法避免的，一个家族或集团长期掌握绝对的、最高的和笼罩全国的政治权力，其结果是腐化、独裁与滥用权力，如果统治者的腐化、独裁与滥用权力超过了限度，使大多数人民的生命遭受到死亡的威胁，在求生本能驱使之下，统治者势将为反抗者所推翻。同时，就人类有爱权的天性而言，政权的不断转移亦属不可避免之事，爱权既为人性的一部分(参阅第二章第六节)，因爱权遂发生竞争。实际上竞争乃是人类进步与活动的动力，竞争的本身应与爱权一样不应受到诅咒，虽然历来许多竞争者多采用损人利己的方法以求得胜利，确可造成社会的不安与灾祸，但那只是竞争者滥用竞争方法而已，“竞争”的本身不应因之而受人唾弃，罗素说：“我们不应该试想废除竞争，然我们应该让竞争采取不太伤人的形式。”即表示人们可从竞争方法上着手改良，创业帝王不论以“征诛”或“禅代”而得国，俱须以武力为后盾(参阅第三章第四节)，不仅对于旧王朝的帝王与王族不利，即使对于全国人民亦甚有害，实有改变之必要，就今日视之，转移政权较良好的方法乃是在制度上作一妥善的安排。

中国古代帝王一家相传，帝位绝不容他人指染，当继体子孙无能固守大位时，又缺乏一个让贤与能的制度，于是人有奢望，遂造成王朝交替之问的混乱局面，流血杀人由之而起，欲避免政权转移之间所造成的悲剧，最好将政权公开，使政权作周期性的转移，转移的方法亦予制度安排，作和平不流血的竞争，此即民主政治之实行。无疑地民主政治与帝王专制在政权的转移上有显著的差别，民主政治政权的转移是定期的。公平竞争，可以满足人类的爱权心理，同时，在民主政治下，政权的转移是采计数人头的方式，而非打破人头的方式，因此较为和平与合理，竞争仍然存在，但不会因三五人的利益而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使人类的爱权欲得到适度的发泄，而不致演成损人利己、杀人强己的悲剧。固然，民主政治未必能保证国力的富强，二十世纪的英国早已失去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1558—1603)时称霸世界的雄姿，然而英国人并不愿意回到十六世纪的政治生活，因为民主政治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是较为有利的。在帝王专制下，虽然也有爱民如子的光武帝、唐太宗，但却有更多虐民的秦始皇、隋炀帝，民主政治虽未必能施行善政，却能防止虐政。罗素说：“民主的功过是消极的，它不能保证有好的政府，但它可以阻止某些坏的。”人们坦白公开地承认爱权是人性的一部分，而将权力的竞争作制度上的安排，使竞争更具有安全性，参与竞争者及当时人民只流汗而不流血，实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大幸运，惜乎此种幸运至二十世纪方降I临中国，以致无数人民成为王朝变更之际的祭品。

固然，创业帝王成功的背面是血与泪，但那是君主专制政治所不可避免的劣点，其罪责不应由创业帝王肩负。创业帝王的出现乃是由乱而治的象征，多数的创业帝王都能战战兢兢，勤政爱民，以期为子孙立定基业。因此，多数创业帝王在位时的政治是较为安定利民的，在久经变乱之后，创业帝王的得国不啻是一针止痛剂，给予人民无限的希望。

总之，创业帝王乃是君主专制政治下的特殊产物，君主专制政治必然地腐败，创业帝王亦因之必不断地出现，既有创业帝王的建国，即可预料后世帝王的败亡，为了免除王朝末期与创业初期的战乱，定期性与制度化的转移政权，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