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一生多次讲演国学，且影响颇大。本书收录的就是他对国学的多次演讲内容，涉及他最擅长的经学、诸子百家、佛教这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国学知识匮乏又想增添这方面知识的后辈们一读。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精湛研究的学者，本书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视角，选取他擅长的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三方面，详细阐释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考镜源流——章太炎讲诸子

诸子流别／3

儒 家／6

道 家／21

墨 家／31

法 家／35

名 家／39

儒术真论／44

清儒／52

原儒／58

《儒行》要旨／62

儒家之利病／66

订孔／69

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说／72

原道／74

原墨／83

原名／85

信而好古——章太炎解经

经学略说／93

易 经／102

尚 书／107

诗 经／117

三 礼／123

春秋／155

《大学》大义／143

《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147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151

关于经学的演讲／157

关于《春秋》的演讲／163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68

论经史儒之分合／174

拈化一笑——章太炎谈佛

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183

一、佛法果应认为宗教邪?抑认为哲学邪?／183

二、佛法亦有不圆满处。应待后人补苴。／185

三、印度佛法、支那佛法，本自有异，不可强同，

而亦有互相补助之处。／188

四、佛法应务，即同老、庄。／191

答铁铮／194

法 家

《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擅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晋书·刑法志》：“魏文侯师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此语必有所本。今案，商鞅本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秦孝公下令求贤，乃去魏之秦。《秦本纪》载其事在孝公元年，当梁惠王十年，上距魏文侯之卒，仅二十六年，故商鞅得与李悝相接。商鞅不务术，刻意任法，真所谓出于理官者。其余申不害、慎到，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不纯以法为主。韩非作《解老》、《喻老》，亦法与术兼用者也。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同传，而商君别为之传，最为卓识。大概用法而不用术者，能制百姓小吏之奸，而不能制大臣之擅权，商鞅所短即在于是。主术者用意最深，其原出于道家，与出于理官者异。春秋时世卿执政，国君往往屈服。反对世卿者，辛伯谏周桓公云：“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辛伯者，辛甲之后，是道家渐变而为法家矣。管子亦由道家而入法家，《法法》篇，谓：“人君之势，能杀人、生人，富人、贫人，贵人、贱人。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其惧大权之旁落如此。《老子》则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语虽简单，实最扼要。盖老子乃道家、法家之枢转矣。其后慎到论“势”申不害亦言术。势即权也，重权即不得不重术，术所以保其权者也。至韩非，渐以“法”与“术”并论，然仍重术。《奸劫弑臣篇》所论，仅防大臣之篡夺，而不忧百姓之不从令，其意与商鞅不同。夫大臣者，法在其手，徒法不足以为防，必辅之以术，此其所以重术也。《春秋》讥世卿，意亦相同。春秋之后，大臣篡弑者多。故其时论政者，多主专制。主专制者，非徒法家为然，管子、老子皆然，即儒家亦未尝不然。盖贵族用事，最易篡夺，君不专制，则臣必擅主。是故孔子有“不可以政假人”之论。而孟子对梁惠王之言，先及弑君。惟孟子不主用术，主用仁义以消弭乱原，此其与术家不同处耳。庄子以法术、仁义都不足为治，故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然其时犹无易专制为民主之说，非必古人未见及此，亦知即变民主，无益于治耳。试观民国以来，选举大总统，无非籍兵力贿赂以得之。占人深知其弊，故或主执术以防奸，或主仁义以弭乱。要使势位尊于上，觊觎绝于下，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

后世学管、老、申、慎而至者，惟汉文帝。学商鞅而至者，惟诸葛武侯。文帝阳为谦让，而最能执术以制权臣，其视陈平、周勃，盖如骨在口矣。初即位，即令宋昌、张武收其兵权，然后以微词免勃，而平亦旋死。《史》、《汉》皆称文帝明申、韩之学，可知其不甚重法以防百姓。武侯信赏必罚，一意于法，适与文帝相反，虽自比管仲，实则取法商鞅。惟《商君书》列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日修善，日孝弟，日诚信，日贞廉，日仁义，日非兵，日羞战。名为“六虱”，实有九事。商鞅以为六虱成群，则民不用，去其六虱，则兵民竞劝。而武侯《出师表》称“郭攸之、费韦、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可见武侯尚诚信贞廉为重，非如商鞅之极端用法，不须亲贤臣远小人也。《商君书》云：“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盗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独不念躬揽大柄、势得犯上，足以致人主之疑乎?夫教人以可疑之道，而欲人之不疑之也，难矣。作法自毙，正坐此论。及关下求舍，见拒而叹，不已晚乎?《韩非’定法》云：“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二者不可相无。然申不害徒术而无法。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徒法而无术，其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其言甚是。以三国之事证之，魏文帝时兵力尚不足，明帝时兵力足矣，末年破公孙渊，后竞灭蜀，而齐王被废、高贵乡公被弑。魏室之强，适以成司马氏奸劫弑臣之祸，其故亦在无术以制大臣也。是故韩非以术与法二者并重。申不害之术，能控制大臣，而无整齐百姓之法，故相韩不能致富强。商鞅之法，能致富强，而不能防大臣之擅权。然商鞅之法，亦惟可施于秦国耳。何者?春秋时，秦久不列诸侯之会盟，故《史记·六国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商君日：“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可见商鞅未至之时，秦民之无化甚矣。惟其无化，故可不用六虱，而专任以法。如以商君之法施之关东，正恐未必有效。公叔痤将死，语惠王日：“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用，必杀之，无令出境。”假令惠王用公叔之言，使商鞅行法于魏，魏人被文侯教化之后，宜非徒法之所能制矣。是故武侯治蜀，虽主于法，犹有“亲贤臣、远小人”之论。盖知国情时势不同，未可纯用商君之法也。其后学商鞅者，唐有宋璨，明有张居正。宋琛行法，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然不以整齐百姓。张居正之持法，务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然其督责所及，官吏而外，则士人也，犹不普及氓庶。于时阳明学派，盛行天下，士大夫竞讲学议政，居正恶之，尽毁天下书院为公廨。又主沙汰生员，向时童子每年入学者，一县多则二十，少亦十人，沙汰之后，大县不过三四人，小县有仅录一人者，此与商鞅之法相似。然于小民，犹不如商君持法之峻也。盖商君、武侯所治，同是小国，以秦民无化，蜀人柔弱，持法尚不得不异。江陵当天下一统之朝，法令之行，不如秦蜀之易。其治百姓，不敢十分严厉，固其所也。

商鞅不重孝弟诚信贞廉，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之语，慎到亦谓“块不失道，无用贤圣”。后人持论与之相近而意不同者，梨洲《明夷待访录》所云“有治法无治人”是也。慎到语本老子。老子目睹世卿执政，主权下逮，推原篡夺之祸，始于尚贤。《吕氏春秋·长见篇》云：“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日：‘何以治国?’太公望日：‘尊贤尚功。’周公旦日：‘亲亲上恩。’太公望日：‘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日：‘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强也。老子不尚贤，意在防篡弑之祸，而慎到之意又不同。汉之曹参、宋之李沆，皆所谓“块不失道”者。曹参日夜饮醇酒，来者欲有言，辄饮以醇酒，莫得开说。李沆接宾客，常寡言，致有“无口匏”之诮。而沆自称，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此报国尔。盖曹、李之时，天下初平，只须与民休息，庸人扰之，则百姓不得休息矣。慎到之言，不但与老子相近，抑亦与曹、李相近。庄子学老子之术，而评田骈、慎到为“不知道”。慎到明明出于老子，而庄子诋之者，庄子卓识，异于术法二家，以为有政府在，虽不尚贤，犹有古来圣知之法，可资假借。王莽一流，假周、孔子道，行篡弑之事，固已为庄子所逆料。班孟坚日：“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是故《诗》、《礼》可以发冢，仁义适以资盗。必也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有国者欲永免篡弑之祸，恐事势有所不能。日本侈言天皇万世一系，然试问大将军用事时，天皇之权何在?假令大将军不自取其咎，即可取天皇而代之，安见所谓万世一系耶?辛伯忧两政耦国，《公羊》讥世卿擅主，即如其说，遏绝祸乱之本，亦岂是久安长治之道?老子以为不尚贤则不争，然曹操、司马懿、刘裕有大勋劳于王室，终于篡夺，固为尚贤之过。若王莽无功，起自外戚，亦竞篡汉，不尚贤亦何救于争哉!若民主政体，选贤与能，即尚贤之谓。尚贤而争宜矣。

是故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至于绝圣弃知，又不能见之实事。是故政治比于医药，医家处方，不过使人苟活一时，不能使人永免于死亡也。

P35-39

时下，国学的行情一路飙升，人人言国学，家家讲国学，“国学热”可谓方兴未艾。面对这股热潮我们是不是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呢?“国学”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面对各类出版物的扑面而来，我们是否也该认真思考一下，究竟何种读物对我们有所进益呢?

国学究竟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吗?是琴棋书画吗?是诗词歌赋吗?国学远远不止这些。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但是，国学并不仅仅是一门“术”，在其中蕴含着“道”，蕴含着我们民族数千年以来积聚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回溯历史，国学的基本学理和精神都产生在先秦百家争鸣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至今人类还是靠着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思考并规划自己的行为方式。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学可谓命运多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学的代表——儒学曾被视为民族落后的根源，一度欲弃之而后快。而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学都曾被严重冲击。这是时代的悲剧，当一个国家民族落后于时代，原有的经典就会被颠覆，旧有的传统就会被抛弃。当国家民族正常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也成为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财富。

而今，我们民族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国学也走上了复兴之路。国学的复兴，是重建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大众的呼声。国学热体现了大众对国学的渴望。怎样才能更好地向大众普及国学知识呢?这是我们出版人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国学，普及国学，一定要正本清源，除了直接学习国学经典著作外，历位国学大师的著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名家们用一生的努力和思考给我们诠释国学的奥义。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人，中国学人开始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将国学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这套《大师眼中的国学》系列丛书首批书目，就是本着“重扬国学”的精神，精选了章太炎、梁启超、朱自清、李叔同四位近现代著名的学术大师有关国学的作品。在近百年的众多文化大师中，我们为何首先挑中这四位呢?原因还是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与这四位大家本身中去寻求：

“人无本不固，树无根不立。”学习国学，一定要从最原始的经典入手。章太炎是近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对经学、诸子、佛学有着极深的造诣，因此本丛书的《章太炎讲国学》精选了章太炎有关经学、诸子和佛学的文章，使读者直接聆听大师对经典的诠释。

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思想巨匠，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思想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梁启超讲国学》选取梁启超著作中有关儒、释、道思想来阐释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选取了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目的文章，引领读者逐一解决初涉国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除了传统经典和思想外，国学还应包括诗词歌赋、音乐绘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只有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才能谈得上对国学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他对儒家经典及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朱自清讲国学》精选了朱自清著作中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带领我们领略中国传统文学之美。

李叔同，即弘一法师，不仅是一位得道高僧，也是一位艺术大师。《李叔同讲国学》除了精选大师的佛学著作之外，还选取了大师评述中国传统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的宏论，带领我们领略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除了在成书人选上苦心挑选以外，为了更好地推出精品图书，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编者在篇目上也经过了精心思考，力求选取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和学术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如章太炎的文章多为古奥难懂的文言文，然而他在经学上的成就无人能及。本书吸取章之长，将之论述经学、诸子等著作囊于一书，而尽量避其短，剔除一些诘屈聱牙的文章，方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大师思想的精微之处。

在版本的选择上，一律采用最原始的版本，保留大师著作的原貌。但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核校，予以改正。为方便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对于段落与标点的运用上都进行了重新整理。

行文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加以规范，但对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具有当时时代特色及作者语言习惯的字词则不作改动。例如“的”“地…得”三字，在当时通用为“的”等，本丛书尊重原作者用字习惯，不作改动。数字一般也遵照原著的用法，如“1835年”写成“一八三五年”，使用汉字表示。望读者注意。

在插图的选择上，主要选取能够展现大师生活原貌的照片，还有大师的手迹、书影等。然而大师的时代离我们已相差近一个世纪，那个年代的影像资料也十分珍贵。这为我们的配图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在图片收集过程中，我们翻阅了大量资料，联系了多家纪念馆、故居等，希望将更多宝贵的照片挖掘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那个时代更多了一层具体的影像认识。

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人们难免产生浮躁的想法，真正能够坐下来认真读书的时间也许不多，这要求出版人一定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就是经过了时代的考验的，是历久弥新的永远具有阅读价值的圭臬。我们相信，它们是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春秋之世，则儒家有晏子，道家有管子，墨家则鲁之臧氏近之——至如师服之论名，即名家之发端。子产之铸刑书，得法家之大本，其存郑于晋楚之间，则亦尽纵横之能事。若烛之武之退秦师，是纯为纵横家。梓慎、裨灶，皆知天道，是纯为阴阳家。蔡墨之述畜龙，盖近于小说矣。惟农家、杂家，不见于春秋。

——章太炎淡诸子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苴一实，[八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电。

——章太炎解经

近代许多宗教，各有不同。依常论说来，佛法也是一种宗教。但问怎么样唤作宗教，不可不有个界说。假如说有所信仰，就称宗教，那么各种学问，除了怀疑论以外，没有一项不是宗教。

——章太炎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