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西米亚中国》、《香港三部曲》等书作者陈冠中先生所撰的一系列城市笔记，包括：《半唐番城市笔记》、《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等，漫游两岸三地的城市文化，以独特的眼光审视都市前卫现象与观念意识，并提出自己对城市文化的理解。

陈冠中，出生于上海，长大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目前在北京居住。本书系作者所撰的一系列城市笔记，包括：《半唐番城市笔记》、《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波希米亚北京》、《台北嬉谱》、《台北的质感》等，漫游两岸三地的城市文化，以独特的眼光审视都市前卫现象与观念意识，并提出自己对城市文化的理解。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波希米亚北京

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

三城记：上海、香港、台北的流动盛宴

半唐番城市笔记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台北嬉谱

台北的质感

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附录：爱富族社交语言——英文关键词

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叫王韬，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甚至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王韬是爱国者，却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义者。下文我还会再说到他，并会提到世界主义也是中国思想当代传统的一部分，并且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互相补足。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大家都在反思，反思现代性，反思国族，反思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个时候更有必要提倡一种经过反思的世界主义，以抗衡两种我认为危险的民族主义。

我的题目是“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我得先谈杂种城市，然后再谈一下多文化主义，才转进去谈让杂种文化和多文化的存在变得有可能的世界主义，指出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面貌，和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然后总结为什么民族主义必须结合世界主义。这是个大题目，一个我认为是对当前中国和世界很重要的课题。我会尽量简短。

杂种，hybrid，mongrel。

世界主义，cosmop01itanism。

杂种城市

先说一下杂种城市。

艾耶尔(Pico Iver)是个现居日本、在英国长大的印度裔美国籍的英文作家，他写了本书叫《全球灵魂》，说世界上有一群这样的人，飞来飞去，他们的文化是混杂的。这对我们香港人来说很好理解，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个“半唐番”的地方，很多人因为工作或家庭的安排也经常飞来飞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在中国大陆出生，小时候移民到殖民地香港的人，入了加拿大籍，在英国拿MBA，加入美国麦肯锡顾问公司，驻过德国法兰克福、韩国首尔、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现被派去中国上海。这样的全球灵魂，往往是住在大城市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取向很杂，还好，世界性的大城市，本身也是混杂文化的场域，既有麦当劳，也有越南餐馆、印度餐馆、墨西哥餐馆，吃得到鱼生、汤阴功和点心，可以看到好莱坞大片、港产片、欧洲艺术片甚至宝莱坞(Bollywood)歌舞片。世界越是全球化，这样的人会越多。

艾耶尔认为最好的杂种城市是多伦多，那里多民族多文化相处最好。可以说，所有大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杂种化，有些杂种程度极高，如纽约、伦敦，有些稍低，如东京、北京、伊斯坦丁堡，但大概也是该国家内人种和文化最驳杂的地方。

如果说这样的全球灵魂往往只是一小撮精英，代表着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既得利益，这说法也不完全错，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精英潮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杂种城市文化有很多平民色彩的面向。就算多伦多也绝不是一个只有企业精英式全球灵魂才住的城市。

一种不一定属于精英的交杂就是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和移民后裔在当地形成的少数民族多文化局面。另外还有异族通婚、外劳、留学、出国旅游和跨国文化交杂等(当然，更有很多负面的交杂，如犯罪、疾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

现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叫《看电影》，是一本黑龙江的杂志，里面主要是介绍美国和中国香港电影，读者遍及全国，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平民老百姓。互联网对讯息的交杂更不用说。文化全球化大概是否认不了的了，不只是《哈利·波特》在中国热卖，也是金庸小说卖到英语、法语国家，十二女子乐坊打进欧洲和日本市场，北京画家方力钧的作品挂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美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并没有多少大众市场，电视剧比较区域化，韩剧《大长今》不只横扫受儒家影响的地区，而且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亦大受欢迎。  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只是文化消费的杂种化，正如批评者说的，把世界当作巨型超级市场，不过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而且消费杂种化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城市，已算不上是精英行为。

著名英语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写跨国杂种论述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印度操乌都语的伊斯兰家庭出生，后归化英国籍，他说：“城市容许你成为公民，虽然你不是国民。”

杂种，就不是单种或纯种，杂种文化不是单一文化，不是单一文化，就较有可能不执迷文化上终极的纯正，故亦较有可能不对文化作出本质主义和不准质疑的理解，也就较不容易出现所谓原教旨主义。换个角度说，有了宽容，才有杂种。

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内说，城市要推动经济，需要创意阶层，但如何吸引创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来呢？那城市一定要是个宽容的城市，宽容，才可能自由度高，才会出现文化多元化，这样的城市才对创意阶层有吸引力，而多元文化的交杂，更进一步地刺激创意。《华尔街日报》的资深作者扎迦利(Pascal Zachary)甚至写了本书来说明，一个企业内，人种和文化的多样化和杂种化，有利于创意和竞争力提升。不论他这个说法是否成立，但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和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portable root)，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作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来想象的自己。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