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年代，不一样的人生，不为人知的经历！

这里有革命元勋、红色后代、左翼爱国人士等对各自革命时代往事的回忆口述。这些口述实录生动描述了上个世纪的革命先驱者和爱国志士敢以天下为已任的抱负。

本书是革命元勋、红色后代、左翼爱国人士等对各自革命时代往事的回忆口述。这些特殊人物的特别经历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鲜活而具体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共和国前辈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口述实录生动描述了上个世纪的革命先驱者和爱国志士敢以天下为已任的抱负、改造中国与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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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20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对他的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1、他组织了对方志敏的营救／爱国将领吉鸿昌通过王世英恢复了党的关系／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他父亲领衔一卜书劝谏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人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人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