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用书中一篇文章做书目，以有机地连接12篇各不相干的文化批判随笔。在这些文章中，有些篇章由于引用了古人的著作片断，对已习惯使用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初读时，可能会引起一些难以避免的不习惯。但这些篇章同其余各篇一样，充满了思想的灵感的闪光，引文并不多，文章是易读的，值得读者品味，其中的独创性、新颖性，很有启发意义。

本书选录了12篇文化批判随笔，主要围绕文化话题反思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书本用了其中一篇的题目作书名，将12篇文章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书中有些篇章，由于引用了古人的著作片断，对已习惯使用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初读时，可能会引起一些难以避免的不习惯。但这些篇章同其余各篇一样，充满了思想的灵感的闪光，引文并不多，文章是易读的，值得读者品味，其中的独创性、新颖性，很有启发意义。

《丑陋的中国人》批判／1

为鲁迅精神辩／20

反思媒体话语权／43

“学而优则仕”／60

木桶、鲶鱼及其他／72

一事两面，“儒”“法”两家／85

戏说之祸——《杨白劳与黄世仁》批判／103

郑和下西洋／123

我所理解的孔子／142

我们的存在，或新的种族／162

中国人的奴隶性／187

“中心论”思维的理性反思／206

后记／221

我所理解的孔子

一、两个孔子

我脑海中一直存有一个疑问，孔子本人没有写下专著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文字工作主要是整理古代文献。他自己本人的思想，由他的学生记述下来。这一点与在他死后十年出生的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相似，而他们活的年岁也几乎相同，都相貌不佳，都很关注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在西方，苏格拉底有“第一个教师”的美誉。这让我想到，现在有一个时尚的名词叫文明冲突，但实际上，不同文明的发轫，其相同、相近之处其实甚多。

孔子生前不太得志，这不奇怪，有远见的思想，超前的思想，在思想者活着时，人们理解不了。苏格拉底更惨，最后是因他的思想被判处死刑，喝毒酒去了。但在孔子死后，他的思想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千百年来占据着统治地位，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形成，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苏格拉底在希腊，却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

对这一现象，可以从个人能力、社会政治或民族性格等方面作解释。比如说，孔子的能力比苏格拉底高，所以影响就更深远。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他们这样一些顶级思想家来说，比较个人能力的大小没有意义。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课题，也各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当然，可以认为是记述他们的言行的学生的能力不同。孔子的学生是如实记录，而苏格拉底的学生的记录，却是创造性的。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分不清那些话是苏格拉底说的，那些话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结果在西方哲学史中，柏拉图的地位比苏格拉底还要高。

这个解释固然是一种解释，却不能解释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在中国，不仅老百姓推崇孔子，官方也推崇孔子。而不少当官的人本身就是儒生，在封建时代，当官的利益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是有冲突的。可是，利益冲突的两个集团的人都推崇孔子，就有点让人生疑。或者孔子的思想表现了永恒的人性，或者统治者所推崇的孔子与老百姓所推崇的孔子并不一样，是两个孔子。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刚毅、木讷近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过109次之多。毫无疑问，如果说孔子的思想表现了永恒人性的话，那么，这永恒之人性首先就体现在“仁”字上。

中国语文有一个不够清晰明确的特点，这是由提高信息传递量的需要决定的。因此，对一些词汇的理解，就容易产生歧义。孔子对“仁”字作过多次解释，总还是让人觉得不够清晰。孔子当然知道自己要表述些什么，他的学生也应该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因此，他们在做记录时，是把主要的东西记下来，把孔子的思想体系记下来，而对那些他们觉得很简单的，大家都自然明白的东西，作为不重要的内容省略。总不能把孔子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于是，过了一两代人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变化，原本大家都清楚明白得很基本的东西，反而变得不清楚，不明白，变得难以理解了。

所以，传统里统治者所理解的“仁”和被统治者所理解的“仁”是两个不同的“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误解而信奉了名字相同的两个孔子。当然，也不排除统治者因统治需要而故意歪曲孔子的思想，从而制造出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则是偶像。

二，仁者人也  《札记·中庸》写道：

裒公问政。子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鲁哀公和孔子谈论政治，这是孔子最喜欢的话题。在孔子的学说中，政治学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周游列国，为的就是要实践自己的政治学说。临终前七日，孔子负手曳杖而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罢又日：“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政治是孔子一生思考的重点，不能实践自己的政治学说，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孔子侃侃而谈，坐而论道，从周文王和周武王为政谈起，谈到人、道、天、君臣父子，最后谈国家治理。对这次谈话，孔子作了充分准备，谈话内容丰富而又思路清晰。就在谈话中，孔子定义他的核心概念“仁”就是“人”。

可是，何“人”为“仁”?

孔子先谈“为政在人”。这里，他说的“人”显然是指为政者自身，一个客观地存在着的物质的人。然后，孔子逻辑地推演下去：“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如果作为推演结果的“人”还是指客观地存在的物质的人的话，就逻辑推演就成问题了。古代中国虽然没有逻辑学，但人们还是能自觉地运用逻辑原理进行推演的。所以，“为政在人”与“仁者人也”，前后两个“人”应该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前者是物质的客观的人，后者就应该是在物质的人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非物质的概念。而因为谈的是政治，这个概念就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

《孟子·尽心(下)》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心中对“仁”的理解和孔子的理解一样，“仁”就是“人”的非物质存在的具有入的共性抽象出来的某个政治概念。朱熹《孟子注解》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

按朱熹的意思，“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准则或规则等等，“人”是物，是人的客观存在。朱熹对“道”的注解比较贴合孟子的意思，但对“仁”的注解，却是与孔子的意思不符。朱熹对这句话的注解的可取点，在于他正确地认识到了“仁”不是指人的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人的共性的一种抽象，但是他把这种抽象错误地理解为做人的“道理、准则或法律”。

对这个抽象的“人”的概念，今人又认为指的是人性。这类理解可见诸于一些《中庸》白话解书籍中。按这类理解，仁者，人性也。但人性通常指入天生的，具有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孔子和鲁哀公此时畅谈的是政治问题，所以，与“仁”相关的抽象的“人”，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才对。而我认为，这个政治概念，就是在人性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人的权利。

所以，对“仁”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仁也者，人之权利也。”

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当我们理解了孔子心中的“仁”，指的就是“人权”的意思，孔子政治学说的体系我们就清晰许多了。

我们继续看孔子的推演：“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这几句，话不多，理却深。

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为政者，也就是当官的。因此，选拔什么人当官，就是重要的政治课题。但孔子只是宏观地谈论官员选拔，而不是谈选拔官员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方法，只是说，选拔官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孔子的选拔标准就是“身”。“取人以身”，“身”在这里不作物质的身体解，而是人的身体所承载的人的属性。比如，人的思想、人的品德、人的性格、人的行为等等。或以通俗的说法，就是“为人”。就是要根据人的“为人”来选拔官员。“修身”是让人们具备良好的“为人”。“道”，是人们“修身”的规范，就是做人的“道理或准则、法律”等等。但这些人们用以“修身”，规范自己“为人”的道德、法律，又是依据什么标准制定出来呢?就是“仁”。“修道以仁”。“仁”不是做人的道理，而是制定做人的道理或准则的精神基础。用现代语文来说，就是道德精神和立法精神。朱熹把“仁”和“道”搞混了，把“道德精神”当作了道德，把“立法精神”当成了法律。但孔子要说的，是社会的道德、法律等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以建立在“仁”的基础上，就是要体现“人权”。

人有多种权利。比如，吃、喝、拉、走动以及放臭屁的权利，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也有与别人交朋友、谈恋爱的权利，这是人的社会权利。道德法律的规范总有个先后次序，人权在道德法律上的体现，也存在权重和先后的问题。那一项权利是最重的呢?

孔子《论语·学而第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就是社会上有文化的、有权力的人，要专注于根本的事情。本立起来了，其相关的道理、规则，才能够产生。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是“仁”之本，“人权”从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中产生出来。

孔子的人权观与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不同。西方的人权观我们现在比较熟悉了，就是强调人的孤立个体的存在权利，而孔子的人权观并不特别强调个体的这种自由权。东西人权观的差异，是因为西方人权观出现得较晚而造成的。西方人权观出现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这时，西方世界受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统治，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人性的张扬就成为很受珍视的权利。而孔子时代，社会气氛并不压抑，百家争鸣，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不但各诸侯国间时常打仗，就是在诸侯国内部，君权也很有限，犯上作乱的事时有发生。那时人们其实是充分享有个性张扬的权利，孔子实在没有必要特别向社会呼吁让人们拥有一项人们已经充分享有的权利。

因此，孔子从更根本的出发点来思考人权问题，这就是人的生与死。

《论语·子罕第九》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那过去的，就如同眼前之河水，流去了，不分昼夜，也不再回头。孔子这样对身边的学生叹息说。眼前一个景色，就让孔子发出这样的感慨，也可见人的生与死，是孔子思考的重要内容。在孔子那个年代，平民的自由权利也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的奴隶除外。但是生存能力，却是比较脆弱的。父母不养育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就会死掉。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较少，在天性上，人生下孩子，一般都会把孩子养大。而孩子长大了不赡养父母，那失去劳动能力的长辈就活不下去了，而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孔子强调“孝悌”为人权之本，是从人的生死问题产生出来的。

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以孝悌为仁之本，还是比较片面的，而在他思想成熟时，他的观念就很辩证了。比如，他跟鲁哀公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孝悌为仁之本”思想的发展。

“亲亲为大”里面有两个亲，一个亲是父母对子女的“亲”，男一个亲是子女对父母的“亲”，不再是只片面地强调晚辈对长辈的孝悌。此外，“亲亲”还表示一种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亲”。作为一种权利关系的表述，就是小孩接受父母抚养的权利和老人接受子女赡养的权利。如果用责任的方式来表述，就是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和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而这种权利和义务，为最大之人权。权重最高。

P142-149

听闻《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要再版的消息后，感慨良多。想当年一口气就读完了，那感觉，就是柏杨先生说得太真、太准、太对；同时也感慨自己身为中国人，实在是大不幸，不会投胎，好羞愧啊。

随着年龄增长、见识增加，随着自己的思想渐趋成熟、独立了，却觉得老先生其实说得不真、不准、也不对。难不成法西斯酷刑也是中国人的发明?欧洲人烧女巫时，也是热情高涨。当然，柏杨先生可以认为这些问题不在他的有关文化论题的范围之内。因而承《丑陋的中国人》再版这个契机，写下《<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一文在网上发表。我反对柏杨先生的，是他用了田忌赛马的策略来进行批判，拿外国人的优点比中国人的缺点，拿中国人的缺点比外国人的优点，从而得出中国人一无是处的结论。这实在不怎么样——如果不是恶意诽谤的话。

批判中华文化，不是柏杨先生的发明。“五四”运动时就已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至今批了将近一个世纪。可是，作为汉文明核心的儒家文化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五四”运动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否定不了，但历史的变迁，人们的用语已从古代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加上相当多的汉文明批判者是站在西方立场上进行批判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基于自己对儒家文化的错误理解，人们批判的只是被他们自己歪曲了的对象。  

尽管自己的声音微弱，但我始终认为对中华文化作一点正本清源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否则因为误解而批判，我们就会否定了不该否定的，而肯定了不该肯定的。这就像我们大可以把Jewel(珠宝)称为杰尔，然后批判中国历来其实只有珠宝而没有真正的杰尔。人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为杰尔Jewel(珠宝)和珠宝的区别写出一本正经的论文，但是，这种脱离民族立场的批判，往往又似是而非。  

本书有些篇章，由于引用了古人的著作片断，对已习惯使用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初读时，可能会引起一些难以避免的不习惯。像《我所理解的孔子》、《郑和下西洋》、《“中心论”思维的理性反思》等篇章都有这样的引文，但这些篇章同其余各篇一样，充满了思想的灵感的闪光，引文并不多，文章是易读的，值得读者品味，其中的独创性、新颖性，很有启发意义。

对读者而言，若问购买本书能有些什么乐趣的话，也就一个字，值。

蒋宇航

2005／9／18

本书书名最初定为《文化批判随笔集》，目的是强调书中的批判态度。12篇文章，围绕文化话题反思我们的过去、现在。但《文化批判随笔集》这个名字似乎有点抽象，给人不明确的印象。后来就选用集子中《我们的存在或新的种族》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名字，这个名字有个好处，就是能把各不相干的12篇文章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书名冲劲不够，想换一个更能冲击眼球的名字。和朱满良先生商量，他认为还是现在这个书名好，因为太跳的书名，有时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我们的存在或新的种族》是集子中我自己比较喜允的一篇，个人感觉也是有些分量的一篇文章。基于我们是一个新种族这样一种认识，我想，我们今天的文化界人士其实很幸运。一个新的民族需要有新的文化，就如巴尔扎克说过的那样，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要用笔来完成。这是民族的历史使命，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成为“中国的果戈理”，但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中国民族文学之父，也总是要诞生出来的。我们不妨通过自已的努力，继续为他的出现做准备。

这本小书，如今是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十分感谢朱满良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另外，也十分感谢杨丽霞女士和女儿蒋卓玲小朋友的大力支持。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喜欢这本书。

蒋宇航

200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