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众历史学著作，讲述中国与俄国数百年前跨越大草原的相遇，追寻一条湮没的古代商路，再现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作者将这条商路置于欧亚大陆民族、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下，对其兴衰及周边历史文化环境的变迁作了细致的考察与全景式的描述，并和读者一起展望和期待它在21世纪中国崛起的年代的复活。

像鼎鼎大名的“丝绸之路”一样，“茶叶之路”——这条随茶叶贸易兴起而开通，始于北京、经蒙古至俄国圣彼得堡的商路，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引起了亚欧大陆腹地全面、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茶叶之路”在十八九世纪达至鼎盛，执牛耳者是著名商号“大盛魁”；至20世纪初，它才随着晋商的衰落而式微。

作者将这条商路置于欧亚大陆民族、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下，对其兴衰及周边历史文化环境的变迁作了细致的考察与全景式的描述，并和读者一起展望和期待它在21世纪中国崛起的年代的复活。

自 序

茶叶之路大事年表

前言 中国、俄国、大草原：三点透视茶叶之路

第一章 茶叶之路：从起始到终结

第二章 摘山煮海：中国茶叶贸易的起源

第三章 跨大陆的贸易工具：商业的润滑剂

第四章 长城之侧的明代马市：张家口

第五章 王相卿和大草原上的茶叶贸易

第六章 通往库伦的骆驼商队：戈壁上的喇嘛和喇嘛庙

第七章 从库伦跨过土拉河

第八章 满洲征服蒙古

第九章 从两端侵蚀左翼汗国 

第十章 萨瓦伯爵与恰克图的建立

第十一章 北京俄罗斯馆的间谍站

注释

词汇表

索 引

中国经济环境的第二个变化是重新调整了中国内部的零售贸易。在此之前，为了加强控制和对贸易征税，任何一个地区只有一个贸易中心，而且只在规定的时间开放，能够买卖的商品和进行交易的双方都受到限制。这种体系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初年便无法维持，市场开始自发兴起，于是朝廷的官员便集中精力对边境贸易进行控制和征税。

中国经济环境的第三个变化是由于粮食生产的提高、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南宋时代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人口由此大量增加。到1200年，仅中国南部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亿。人口增加自然导致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2世纪左右，为了征收税金，中国实行了一个两层的体系：第一层，由朝廷垄断经营一些特定的物品(包括茶叶和盐)；第二层，朝廷在一些物品(比如棉花)进入国境时对这些物品征税，但是朝廷不垄断经营。从宋朝开始，朝廷不再垄断对棉织品的对外贸易，一般私有商人被允许自由经营。

宋朝经济繁荣，从前的奢侈品如茶叶等，在当时可以方便地购得。繁荣的茶叶市场给茶叶商人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商人们将利润用于更大规模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关系网，茶叶于是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使得金融系统进一步发展，以支持海外贸易。

10世纪早期，中国曾四分五裂成许多小的地方王国，直到宋代才又从这种多国体系演变成单一的、统一的国家。所以说，即使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也并非一直是一个单一的、纯粹的中国。除了不时的分裂，在过去的2000年中，有一半时间“中国”是由非汉族人统治的。10世纪，东部沿海的小国吴越从茶叶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吴越这个小国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由早先的两个国家——吴国和越国——合并而成，而这两个国家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由于具备了集中的信息、人才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一些地区有改变历史的能力。这样的地区是周围地区的神经中枢。如果我们把社会体系看成是生物体，这些神经中枢则能激发整个社会的运作。它们允许体系中控制更好、更有结构性的部分成长。这些神经中枢虽然在传统政治中心的外围，却被其利用，它们一般在大的国家的边界地区，而非在其统治之下。香港曾是上个世纪的这种神经中枢的典型代表。而1000年前，吴越就是一个这样的神经中枢。吴越地区包括扬州、杭州，以及现在上海的前身。

吴越是国际经济精英的聚集地。吴越从在沿海地区居住的外国商人那里学会了贸易。当地开发和投入贸易的第一种商品是糖，因为扬州出产高品质的甘蔗。扬州及其附近地区的糖产量迅速超过了糖业和糖提炼加工技术的诞生地印度。当时吴越不仅有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还致力于获取印度的糖提炼加工方法。扬州是这种技术转移的受益者。第二种商品是茶叶，吴越地区几乎垄断了这种商品的交易。

吴越对于茶叶之路的起始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这种洲际的交流系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结构及语言、艺术形态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本章的其余部分会详细讲述。

吴越的开国君王是钱缪。他的王国始于907年，也就是统一的唐朝的最后一年，此后，中国一系列的独立王国继起。在唐代和北宋之间(907—960)，吴越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国，而且在战争和和平期间都很繁荣。吴越王国那时已经拥有和北方进行联络的主要干线；向南又通过水路和广州相连。918年，钱锣占领了在吴越和中国南方城市之间陆路运输的一个关键地点。这样，吴越使得出产货物的南方和拥有财富的北方游牧王国之间能够互相以贸易沟通。而契丹人在这种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契丹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五个王国中最强大的。五个王国中有三个是由非汉人统治的，其中包括契丹人的辽国。汉人必须向他们朝贡。钱锡统治下的吴越成为北方独立的王国和南方进行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这主要归因于它和契丹人的联盟关系。

尽管中国历史上把契丹人称作“腥膻”的野蛮人，但他们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而且在经济上很富有。契丹被称作辽国，统治了中国北部长达116年之久(907—1125)。辽是其汉语名称，原称西拉沐伦，西拉沐伦是一条河流的蒙古名字，流经契丹王国的发源地。契丹人操一种蒙古语，和我们现在所知的蒙古语有一定的关系，尽管被学者们称作“小字”和“大字”的契丹文字，不是像蒙古语那样，从维吾尔(回纥，回鹘)语那里演变而来的，而且至今还没有全部解译。我们可以从554年完稿的《魏史》中稍稍了解到契丹人从4世纪到6世纪的活动。在后来的中文资料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6世纪开始，契丹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部落。到10世纪时，契丹人已经十分强大，在东北亚地区纵横驰骋。

除了饮茶，契丹人在绘画、建筑和陶瓷艺术上也卓有成就。他们被认为是唐代中亚艺术传统的继承者，给东亚带来了波斯的艺术。吴越是中国南部第一个和契丹建立正式关系的独立的王国，而茶叶在双方的外交关系中起着直接作用。11世纪早期，吴越和契丹君王之间关于茶叶贸易的协议为后来的茶叶之路的东段奠定了基础。

俄国人和波斯人都称中国为“契丹”(Kitai)。在11世纪，突厥部落首先用“Kitai”来称呼中国，并把这种叫法带到了俄国的南部草原，后来契丹人也到了那里。 “Kitai”的拉丁形式是“Ca。thy”；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就曾希望到达“Catayo”之国。这个目的地曾经让人很不解，直到1600年左右欧洲人才恍然大悟，“Kitai”、“Cathy”或“Catayo~’其实指的都是中国。操蒙古语的契丹人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他们是突厥一蒙古草原上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915年，钱锣派遣了一位大概是商人的使者向契丹人进贡。这是两国之间第一次商业接触。从915年到943年，吴越和契丹王国共有17次互访，有13次是从吴越到北方，四次是从契丹国到南方。契丹人不仅对和吴越贸易有兴趣，而且想从吴越那里得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品。吴越王国则对和契丹王国及朝鲜贸易都有兴趣。于是两国间的贸易协定把南北的经济体系联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1004年，契丹王国和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方。不久，在1024年，双方又签订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协议。这些协议是胜利的契丹人强迫北宋朝廷签订的，要求北宋以“岁币”进行军事赔偿，即以进贡的物品作为贸易和停战的条件。进贡的物品一般比从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多——中国和其北部邻国的关系有些时候让人觉得耻辱，可总的来说还是划算的。每年进贡的物品包括200万匹绸缎和10万两纹银，后来增加到300万匹绸缎和20万两纹银。“两”的词源来自马来语，足见国际贸易的影响。

根据“澶渊之盟”，宋朝同意开放北部边界的五个永久贸易点，契丹王国则相应地开放它自己的三个贸易市场。官方贸易仍然不同于私人贸易：茶叶、丝绸、瓷器和谷物属于官方垄断商品。茶叶必须从有政府执照的吴越商人那里购买。

由于拥有这个有利可图的执照，再加上地理和运输优势，吴越国信奉佛教的商人和契丹国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开通了后来不断加强的南北贸易渠道，政府官员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红利。

P23-26

本书讲述的是“茶叶之路”的故事，主题是经济史和文化史：茶叶之路是如何将欧亚大陆联结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故事的载体是茶叶，它在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中意义深远重大，又可以用来追踪一个大陆上人们生活的轨迹。

茶叶之路本身现已成为历史的一个标本，然而，文化交流依然引导和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决定性的样貌。本书提供了一个解读过去的方法，同样地，希望它也能昭示解读未来的方法。

对这一题目的兴趣始于我客居蒙古以及其后客居布达佩斯之时。我在亚洲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开始将关注点放到大草原的西面，这与我与生俱来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迥然不同。美国精神框架的中心通常就是美国，欧洲和亚洲海岸线则对那种美国中心论构成一种有限的制衡。然而，无论从欧洲还是环太平洋地区看来，欧亚大陆腹地都是一块湮没无闻、暖昧不清的地域。

在布达佩斯，我有幸见到一位名叫卡拉·捷尔吉(Kara GyOrgy)的匈牙利学者，他对蒙古和突厥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从语言学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末，年轻的卡拉被派到乌兰巴托学习。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欧亚腹地研究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卡拉在布达佩斯和印第安纳均花时间给我以指导，在最初谈及蒙古人、突厥人和鞑靼人的过程中，他无意中为我关于中国历史的支离破碎的想法确立了一个框架。

他还帮助我澄清了我在头脑中酝酿了好几年的一本书要写的内容。有一次，我利用工作机会在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档案中见到了一批照片，在涅瓦河畔一座宫殿的地下室里花了好几个小时研究，那里收藏的珍贵图片有100多万张。这些玻璃底片最初是俄国沙皇们下令拍摄的，目的是记录他们的统治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进程。杰出的考古学家谢尔盖·米尼雅耶夫博士帮我搜集了来自俄罗斯的图片和资料，而我的最初目的是用这些有趣的照片做一本画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已在蒙古生活、工作了好几年，对这些照片背后的历史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问，他们的文化与这些有关茶砖作坊的图片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蒙古朋友有父母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砖。社会史及其古代茶叶贸易分支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开始了最初的研究，查阅中文和蒙古文文献，遇到满文和俄文则求助于一些研究者，不久就写出了一份特别厚的、有好几百个脚注的手稿。

我把手稿寄到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欣然同我签订了出版协议，同时反馈给我一些审读意见，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五本书，内容特别有趣，但就是艰涩难读。

诸位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乃是初稿上半部分的简写本。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主题上：政治史与文化交流是密切相关的，而文化交流就存在于一些极为简单的事情里，一如茶叶的故事。仔细阅读本书，你会清晰地看到未来的征兆。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出版这本书的下半部分，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讲述这个故事。

写作本书是一种享受，它将我一生中许多本来可能散漫飘忽的章节整合在一起。现在，我坐在北京的房间内，眺望着窗外这座充满使命感的、强烈脉动的城市。我回到中国工作，发现这个中国已经和我30年前认识的那个中国完全不同了，然而又没什么不同。写完这本书后，我找到了一些规律。

多年来许多人鼎力相助，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那样的话，我要写出一生的朋友才行。对每一位朋友，我要道一声感谢。毋须说明的是，本书一切舛错和疏漏，责任皆在于我。

艾梅霞

2003年6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