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销量超过4千万册。为何这位被V.S.普里切特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的人吸引了如此广泛的读者？他以其有力的文风，动人的真诚，机灵的隽语吸引了我们。他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著——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终其一生，奥威尔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的这种渴望为他赢得尊敬。

本书作者D.J.泰勒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曾经获得2004年度惠特布雷德传记文学奖。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华盛顿邮报》书评栏中说，“D.J.泰勒不仅写出了一部最好的乔治·奥威尔传，并且对奥威尔的生平与他作品中世界的关系做出最令人满意的研究。”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一方面，读过那两本书才能明白；前一方面，则是《奥威尔传》所描述的。对我们来说，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读或没有读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不足以真正理解他。　　本书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和采访，细致介绍了奥威尔的一生，包括他与软弱被动的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缅甸的社会及政治剧变中扮演的角色，在两所糟糕的学校中的教师生涯，与文学代理人伦纳德·摩尔长期不变的关系，还有在朱拉岛上的艰苦生活等等。

1.牛津墓地

第一部分 1903—1927

2.成长之路

3.伊顿岁月——奧威尔之脸

4.白人负担

第二部分 1927—1936

5.跨越海峡——奧威尔之声

6.实地访问

7.牧师女儿——奧威尔与老鼠

8.观景之房

第三部分 1938—1939

9.英国之旅——奧威尔和犹太人

10.西班牙之战

11.巴塞罗那——奧威尔之像

12.熬过冬天

第四部分 1939—1945

13.战时生活——奧威尔之狂

14.伦敦召唤——奧威尔之败

15.胜负盈亏——异见

第五部分 1945—1950

16.欧洲孤人

17.岛屿——奧威尔之物

18.残局

后记

19.索尼亚——奧威尔之梦

译者后记

“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为那里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亚·佩吉特的信

现在看来，回家的航行使奥威尔接触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主义，它像珍珠木一样，纠缠了奧威尔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船在马赛停靠。当时的法国，至少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因为美国要处决两个犯了敌对国家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哲蒂而群情激昂。尽管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传遍了世界，当时的奥威尔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当地的这种激吊的情绪．当他在一家英国银行门前同一位银行职员讲话的时候，看到眼前经过法国无产阶级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解救萨科和范哲蒂”横幅、标语。这是一场徒劳的抗议，几天后这两名意大利人被如期处决了。

大约5年后，奥威尔身处另外一个更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在详细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化差异。这样的事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宪章运动和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中；但是法国人对即便只是一宗阶级不平等的事件也会表示他们的愤慨。奥威尔当时怀疑自己在偶然间是不是发现了两个国家本质上的区别，很快那个英国职员不动声色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嗯，你不得不绞死那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威尔这个从缅甸回来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们并没有犯罪也不得不吗？那个银行职员似乎很吃惊。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就应亥被绞死。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同海峡对面的英国相比，这次示威显示了法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人们认为一定量的国内纷乱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人们还没有具备高度社会化的头脑——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诸多传媒合成的神……”对于早年生活经历的许多极富寓意的片断，从观察到演绎奥威尔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拿这件事来说，奥威尔花了5年时间。1932年奧威尔在为《阿黛菲》杂志写文章时详细描述了这件事，当时的他已经有能力触及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这一事件的年轻人，“无政府主义”和“示威游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两个简单的词汇概念而已，那样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对于自己看到的事情的三重要性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他的旧生活——这种数以月计的海上生活，风化的地貌，长鸣的帝国警钟——将结束了。他从马赛取道回家，回到了索思伍德镇。在他离开的5年里，布莱尔一家从斯特拉布洛克路搬到了皇后大街3号，这条狭窄的街道与集市广场成四十五度角，朝向不远处的大海。阿弗丽尔已经出落成20年华的少女，看到哥哥的变化时大吃一惊。少年时麦秆色的头发变得更黑了，蓄起了牙刷般的胡须，看上去更像他父亲了。5年的东方生活也让他习惯了不整洁，阿弗丽尔想，他吸烟的时候，会把烟蒂和火柴扔在地上，等着别人来收拾。显然，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发现奧威尔更具爆炸性的改变，但是，他们很快在9月份去康沃尔的家庭旅行中发现了．奧威尔对他向来信任的父母表达了要离开缅甸警局和以写作为生的打算。这个晴天霹雳的唯一见证人就是阿弗丽尔，她回忆说，母亲当时“非常恐慌”，若采用布莱尔式的轻描淡写的说法，就是“非常不安”。理查德·布莱尔的反应更糟糕，据几年后遇到布莱尔的一位朋友回忆，理查德当时唯一的看法是，儿子的行为就像“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但不管是阿弗丽尔的回忆还是奧威尔关于他父亲的片言只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疏远在所难免，而且，此后几年里都未能弥合。可是，不管父母的反对对奥威尔打击多大，他都不会回头了。他向印度当局递交了辞呈，辞职于192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光凭这些——同父母闹翻、递交辞呈，足见奥威尔的决心。离开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永远摆脱缅甸的想法，但是，他对于“呼吸到的第一口英国的空气”的看法决定了他将更准确地看待一切。值得指出的是，他当时是决定不拿健康作赌注，毕竟，他是拿了医疗证明回家的，他的一个一起前往康沃尔度假的侄女隐约记得他当时曾卧病在床。另外，由于他的正式辞职，他失去了带薪休假的权利(14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500英镑)。

从康沃尔回来后，布莱尔一家回到了萨福克。无疑，为了缓和家庭紧张的关系，奥威尔重新联系了5年前他呆在索思伍德时结交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丹尼·科林斯此前呆在莫桑比克种剑麻，现在也回到英国，要去剑桥学习人类学。夏普是他师从霍普先生时的同门师兄弟，他母亲就住在索思伍德镇，现在他也回来了。夏普回忆再次见到奥威尔时的情景，他“很高，很害羞……还有就是穿得很邋遢”，还暗示布莱尔家在镇上的朋友都是些多愁善感之辈——“老布莱尔在儿子离开印度警局的时候肯定相当恐慌”。19岁时，为了谋求一份尽管无趣却安逸的工作而离开英国跑到远东殖民地去，24岁时却仅仅为了一个虚幻的作家梦而回到英国(假定奥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看法并不为理查德·布莱尔所知的话)，布莱尔的转变不仅仅让他的家人吃惊。1927年早春，奥威尔在萨罗普的内莉姨妈家呆了两星期，和巴迪康姆家在一起。普罗斯泼和吉尼弗那段时间也在；吉辛莎则不在。内莉姨妈在跟她的侄女描述这段时光时说，埃里克似乎“非常不一样了”。

我们又得提到，作为奥威尔1930年以前的生活的特色，你可以重塑当时移民经历的环境，而奥威尔本人却很难说清楚。他早年在索思伍德的生活只有很少的一些片断保留下来了，而且都不是从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中保留下来的。索思伍德镇有个裁缝丹尼先生，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曾向他买过一幢房子．他曾给奧威尔做过衣服以抵御英国彻骨的寒冬：9月份做了三件套的西装，一个月后又做了一条法兰绒的裤子，次年的1月份做了一件外套。丹尼先生觉得那简直是在浪费布料。这个客人“即使穿一身新衣服也没个好样子”。同时，皇后大街的这户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寡言的旁观者。那时，布莱尔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帮手梅女士，她是索思伍德镇多嘴的女家长——梅一家在当地极有名望——她成了艾达一家的亲密朋友。她的女儿埃斯米那时只有12岁，她生动地回忆了“埃里克1927至1928年冬天在家里的样子”。她关于布莱尔家的回忆反映了普通的萨福克人的看法：由于奧威尔对自己社会背景的蔑视，根据索思伍德镇的评判标准，在人们眼里他本质上是出身名门世家。在一个当地公立学校的小女孩眼里，布莱尔一家属于“上流社会”，理查德·布莱尔是“一位绅士”。而在他儿子眼里，他“不合群”，“到哪里都好像不存在的那种人”，穿着让人感觉他摇摇欲坠，羊毛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三圈却还能垂到膝盖。

         P99-P102

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成名作《乌托邦》(Utopia)问世，旋即广为流传，盛极一时。“乌托邦”系拉丁文，意为“乌有之乡一不存在的地方”。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莫尔表达了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对于理想的正义社会的向往，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完美无瑕的图画：在自由、公平、正义的合理化社会中，人民幸福快乐生活，物质充分涌流。罪恶、危险和灾难仿佛被一个强有力的吸尘器吸得无影无踪，一切都那么纯洁、舒适、美好。但是，在残酷、充满瑕疵的社会现实面前，无论多么美丽、精致的谎言也会崩溃。1909年，EF福斯特发表了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大机器停止转动》。此后，反乌托邦小说方兴未艾、风起云涌。20世纪30年代是以席卷欧美世界的经济危机开始、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的威胁中结束的。在百业萧条和法西斯崛起的阴影下，充满了失业、动乱、失望和恐惧。乔治·奧威尔惊呼，这是“令人惊骇的愚蠢和骚乱突然变为一场噩梦”的10年。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那些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代作为精神支柱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更全面、更猛烈的挑战，凡是与他们父辈的观念相对立的各种思想，他们都感兴趣、乐于尝试。旧的理想趋于破灭，新的理想却苦于无从建立，一批文人感叹人生虚无，便转而从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中去寻求解脱，反乌托邦小说正是表达这种理想幻灭之下心情的最适当的形式，故此风靡一时，其流派、风格、题材、内容呈现了纷繁的多样化，而阿道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乔治·奥威尔则把反乌托邦小说推向了高潮。

在反乌托邦小说的3个代表人物中，与阿道斯·赫胥黎、伊夫·林沃不同的是，乔治·奥威尔是政治倾向最强烈的。他公开声称，“在过去10年中我最想做的是将政论文章变为一门艺术”；“那种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在奥威尔的著作中，无论是为数不多的小说还是大量的政论文章抑或是自述性或文学评论性的散文，都隐藏着“政治”这个幽灵。显而易见，这与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的笔名。他在1903年生于当时隶属印度的孟加拉。他父亲是当地英国殖民地政府里的一名下级官员。奥威尔幼年回到英国，8岁时进入一所寄宿学校，14岁凭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从伊顿毕业后，在家庭的迫使下前往缅甸，充任英国皇家警察。1927年因病回国时辞去警察职务，决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以记者身份去西班牙，随即站在当选的共和政府一边与法西斯势力作战，并且负了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参加保卫英国本土的部队，并且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的广播。1943年，他担任支持工党的报纸《论坛报》的文艺版编辑。1945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去欧洲报道战争结束的情况。1950年，他死于使他一生备受煎熬均肺病。

综观奥威尔的创作，可以看出，其基本主题是贫困和政治，用奧威尔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使每个现代人感到困惑的孪生噩梦，即失业的噩梦和国家干预的噩梦”。《巴黎伦敦落难记》、《牧师的女儿》、《让叶兰继续飞扬》和《通向维根堤之路》属于前一主题；《在缅甸的日子里》、《向卡德罗尼亚致敬》、《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年》属于第二主题；《游上来吸口气》是一部在内容、风格上带有过渡性质的作品，它上承奥威尔30年代的贫困小说，下肩他在40年代的政治小说和关于社会、文化的散文作品。

在奥威尔的写作生涯之初，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点是和他缅甸的经历分不开的。他曾在缅甸当过5年警察，对于大英帝国在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暴虐有切身的感受，对于殖民当局滥施刑罚也长期抱有愧疚的心理，他在缅甸的经历构成了《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的背景。奥威尔决定以写作为生后便深入巴黎和伦敦的最下层社会，住进臭虫横行的贫民区，当洗碗工，与流浪汉为伍，为求得食物布施和栖身之地而辛苦辗转，他的这些经历构成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一书的素材，增强了他对资本主义的仇恨，使他认识到必须有剧烈的变革。奥威尔阅读过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劳伦斯的《虹》等作品对英国北方工业区的描写，决定进行实地考察。《通向维根堤之路>>以事实、数据和描写给读者展示了煤矿区的丑恶景象，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恶劣后果。《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继续飞扬》在内容布局上有相似之处，两本书的主人公都一度脱离中产阶级无聊繁琐的生活，在经历了下层社会的贫困和污浊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两本书结构松散，情节安排缺乏可信性，奥威尔承认，它们是他处于贫困年代不得已卖文糊口的作品。《向卡德罗尼亚致敬》是奥威尔投笔从戎，参加西班牙内战经历的真实纪录和报道，它包括自传、军事活动、政治分析和理论宣传等各种成分。《游上来吸口气》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说明那种以眷恋和恢复过去来逃避现实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语叙述，语言通俗流畅、幽默风趣，为奧威尔第一次赢得良好反应。从此以后，奥威尔的创作重心从前期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转入了对独裁专制政体的抨击，创作了影响非常广泛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年》。

《动物庄园》于1945年出版，一经发行就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风行各国，仅英语本刊行就达600万册之多。这是一部以动物故事形式讽刺人类社会的小说。农庄上的动物遵照“长者”的遗教，推翻了一切动物灾难的根源——人类统治，开始平等美好的生活。然而不久’充当首领的两头公猪“拿破仑”和“雪球”之间发生了分歧。能言善辩的“雪球”主张建造风车减轻动物的劳动强度，然而，在对这一主张进行表决时，惯弄权术的“拿破仑”放出他私下豢养的10条恶犬将“雪球”逐出了庄园，并将此后农庄上的一切挫折、歉收、失败也都归罪于“雪球”的暗中破坏与颠覆。从此，治理庄园的群猪便逐渐侵占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其他动物流露不满时，“拿破仑”手下先以巧言诡辩进行宣传，然后继以刽子手的杀戮清洗，一时间尸骨成堆、血雨腥风。最后，庄园的统治者居然都穿起衣服，与一切动物的死敌——人类打起交道来，一起称兄道弟、喝酒打捭。遗教遭到背叛，理想陷于破灭，庄园里的动物又回复到受剥削、受叹役的地位。

《一九八四年》是奥威尔去世前一年，即1949年发表的。这部小说对专制统治的谴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景象：国家由从不露面、然而无所不在的党魁“老大哥”为首的“内层党”统治，下面是“外层党”，最底层是嗜酒好赌、愚昧麻木、占人口85％的群氓“芒罗”。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爱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国家安排；宣传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以适应当时政策的需要；电视屏幕和窃听装置日日夜夜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举动，“思想警察”可以随时将能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化为灰烬；国家使用通用语言“新话”以减少词汇量和改变词义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等等。极言之，“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奧威尔在此向我们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的价值的残酷毁灭以及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表达了他对绝对的恶的痛恨、对绝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的关怀．奧威尔是冷峻的，他看透了人类的境遇，但他又不放弃对人类温暖的爱意。

奥威尔也是20世纪英国文学中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散文写于1939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由后人编成4卷，其中的文章已被译成近60种文字。他的散文大致可分为5类，即自述、文学、政治、社会学和风俗文化。奧威尔说，“好的散文像窗玻璃一样”透彻、明净、清晰，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简洁流畅的风格，在貌似平淡无奇的文字里隐藏着深厚的艺术功底。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我的感觉是，奥威尔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但是这种艺术难以描述，因为它看上去坦率、诚恳、简单，没有艺术的修饰。”

评论奥威尔在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时，50年代的著名作家约翰韦恩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奥威尔并没有出众的天赋；但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批评者和小册子作者，他堪与英国文学中任何人媲美。”奧威尔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作品至今褒贬不一、大相径庭。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这本《奥威尔传》会告诉你。

本书作者D.J.泰勒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曾经获得2004年度惠特布雷德传记文学奖。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华盛顿邮报》书评栏中说，“D.J.泰勒不仅写出了一部最好的乔治·奥威尔传，并且对奥威尔的生平与他作品中世界的关系做出最令人满意的研究。”D.J.泰勒撰写的《萨克雷传》被维多利亚格伦迪宁和A.N.威尔逊评为“本年度最杰出的一本书”。泰勒现今居住在英格兰东部的诺里奇市。

吴远恒、刘彦娟负责翻译书的前半部分，王治琴、马百亮负责翻译书的后半部分，吴远恒负责最后统稿并撰写译者后记。尽管译者慎之又慎，囿于水平，出现错误及不当之处，冀望不吝赐教，以求改正。

             译者

            2006年6月27日

“[泰勒]的这本书称得上标准传记。”

  ——《纽约时报书评》

“泰勒的写作富有技巧而且沉稳老练，读者很难不跟着他的智慧和观察力往下读。”

  ——《星期日独立报》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作家有谁还值得21世纪的关注，那就是奥威尔。”

  ——《里奇满时报》

“一本杰出的传记，开卷便欲罢不能。细致展现了这个神话般的老伊顿公学生的生活。”

  ——《波士顿先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