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所写的随笔文章结集，较为全面地体现了甘阳先生于美游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均可谓上上之选。其中“刺猬与狐狸”、“学术何为”、“芝加哥”三辑阐释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张力、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变迁及个人对于学术的看法以及通过对名震学界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众多学界泰斗的追慕与怀想来探索学者之精神、大学之理念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这本《将错就错》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分“是非对错”、“刺猬与狐狸”、“芝加哥”等八辑，近一百六十余篇，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甘阳先生于美游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

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代序）

是非对错

　病中呓语

　左与右

　将错就错

　移鼠

　左宗棠鸡

　长老，此是素的！

　是非凶吉

　龙年伊始

　死法

　几多遗恨

　何不切腹

　不要理他啦！

　结婚离婚再婚

　牟宗三与林妹妹

　经典直解

　沉默

　说谎之道

　狗而屁之

　狗而屁之续

刺猬与狐狸

　沉重的昆德拉

　女作家

　作诗与做爱

　闲话诗人

　是刺猬，不是狐狸

　梁任公去世七十年

　文人

　缘何喧哗与骚动

　这个那个

　闻一多在芝加哥

　再说说闻一多

　看新编越剧《孔乙己》

　《雍正皇朝》与《龙凤恩仇录》

　中国的后现代

　《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

　西方文化五百年史

　文化泛滥

　“政治的”自由主义

　爱奥尼亚谬误

芝加哥

　芝大的酒吧

　芝大的书店

　社会思想委员会

　席尔斯的图书馆

　追忆布鲁姆

　闭塞的美国心智

　贝娄新著的风波

　索尔·贝娄印象

　分心的公众

　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泡泡族新生代

　先知与使徒

　学术官司

　经济学的修辞

　上帝不存在，奈特是先知

　经济学家的僭妄

　美国大学教授的铁饭碗

　大学大学

　也说图书馆

　告别芝加哥

　梦邹谠

东南西北

 临行魏玛

 魏玛三日

 英国的王宫

 贵族已亡，皇家何存？

 钩心斗角作盟邦

 未熟先烂

 西方是北方，东方变南方

 中国与G8

 Sir,it is cant

 重访香港

 不读书的日子

 回国

 星、港英语

 Singlish，Honglish，englishes

 文化杂多法律乱

 “豪华车自由主义”

 美国是世俗国家还是宗教国家

 死刑与民主

 自己评自已

学术何为

 十年一觉星洲梦

 记挂杨宪益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

 “社会与思想丛书”缘起

 伽达默尔一百大寿

 北大百年

 华人大学的理念

 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

 “社会与思想丛书”两年

 《读书》杂志二十年

 中国学术一瞥

 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

 洋泾浜与“我们”

 告别《经济与社会》

 韦伯神话

 学贯中西

 梅光迪的毛病

 市侩的年代

 自由主义何处去

 重提价值多元论

 托克维尔与民主

 企业家与投机家

 可怜无补费精神

美国世纪

 20世纪谁人评说

  20世纪史

 《牛津20世纪史》

 20世纪的二十天

 美国世纪

 激进与保守

 美国政治的周期

 “焦虑的中间阶级”与九十年代美国政治

 白宫国会斗拳脚政策政治全混淆

 一介布衣多尔作苦斗左右应付党内整合难

 官司一身克林顿仍潇洒“家庭第一”民主党再出发

 排斥第三党 两党空辩论

 美国大选日的由来

 美国总统交接班制的弊病

 美国总统的单项否决权

 微笑的布朗与阴郁的美国

 洒向人间都是怨

 葬送奥运会

 联邦调查局

 克林顿与中情局

 美国式“六一儿童节”

 刚愎自用的女国务卿

 不闻丑闻何其难

 废除选举团制？

 再说选举团制

 并非间接选举

 美国总统的内阁任命

 副总统这差事

太平洋

 艾奇逊演讲五十年

 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者

 美丽的帝国主义

 土与洋

 老朋友

 Who knows

 克林顿论中国

 不太平的太平洋

 海之日

 美国、中国、东南亚

 请克林顿当菲律宾总统

 台湾民主能否克服“台独意识形态”？

 假如中国今天也大选

 宪政民主与两岸问题

 面子与国耻

 “国耻”后如何

 美国的右翼亲中派

 关于赵小兰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中国与美国

世界大同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伯林的一生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从“世界大同”到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的“新论”

 统一欧洲的蓝图

 没有身份的亚洲

 自由主义与轰炸

 人权、种族、原子弹

 “末世论”与“启示论”

 历史终结十年

 “美国世纪”六十年

 乱世将临

 开端与终结

 龙年撞上千禧年

 尘世还是上帝

 英译《论语》与其他

后记

将错就错

据说今年是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八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从周厉王共和元年以下的准确纪年已有二千八百年以上，平常说法是“五千年中国文化”，怎么弄到现在反而不到两千年了？

当然有人立即会说，这公元是西元，即按照西方的历史纪年来算的。但这实际上同样不对。西方文明的三个历史源头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犹太，都不是按现在这个纪年方法来计算的，而且它们每一个的历史到现在也都远不止一千九百九十八年。例如古罗马的历史纪年方法一向是以传说中的罗马建城那一年开始算起，按这个历法，则今天所谓的公元“元年”在罗马人是建国第七百五十四年。古希腊人的纪年方法则一向是以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计算的，我们说的“公元”第一年，他们已经开第一百九十五次奥林匹克了。至于古犹太人的历法就更复杂了，因为他们是从始祖亚当算起的，我们知道始祖亚当一个人就活了九百三十岁，这么算下来到现在总有好几万年了。

我们现在因此要问这所谓公元的“元年”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博学先生们或许会告诉我们，“元年”就是基督教的耶稣生下来那一年。但这实际上又是错的。因为如果耶稣真有其人的话，其生年可考的史料迄今只有两条，一条见于《马太福音》，另一条见于《路加福音》，这两条史料恰恰又是不一致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出生在古犹太阿罗大王(King Herod the Great)死去那年，如此则耶稣应该出生在今天所谓“公元前”第四年，因为这位大王是在那年死的。而根据《路加福音》，则耶稣出生在罗马帝国人口普查那一年，这是公元第六年或第七年的事。总之，如果《马太福音》是对的，则我们今年不是什么1998年，而是应该还在1994年，而如果《路加福音》是对的话，则我们现在早已过了2000年!总之不管根据哪条史料，现在的所谓“元年”都是错的。今天全世界都沿用的这个纪年，实在都拜托一个名叫第欧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的希腊正教修道士，他在今天所谓公元六世纪初时，不知怎么算出来耶稣死于罗马建国第七百五十四年，因此称那一年为“我主之年”(alqno Domini)，而把这之前的时代统统都称为“基督之前”(ante Christum)，于是罗马建国那年就成了“基督出生七百五十三年前”了。他这个把“元年”首先就弄错了的纪年居然后来在基督教世界流行了起来，逐渐真的成了基督教的纪年法，现在又以讹传讹地成了全世界的纪年。

我们人类实在历来就生活在以讹传讹之中，所谓真理大多是将错就错的结果罢了。史家们的诸多争论，例如曹雪芹到底死于公元1763年还是1764年，其实都可免了，因为“元年”都已经弄错了，其他的年头对不对还有什么要紧。

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曾有一句口头语，现在看来仍是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天下本无对与错，权且是将错就错!

1998年元旦

移鼠

要是问中文中的“移鼠”是什么意思，只怕没有几个人答得上来。其实“移鼠”就是基督教的“耶稣”，亦即中国人在最初是用“移鼠”这两个字来翻译“耶稣”这个词的。

基督教的尼斯托利派(Nesorians)在我国唐代传人中土并曾一度流行于唐朝全境，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据说唐太宗曾特准建立景教寺，而唐明皇更格外宠幸过景教，直至武宗禁教后，景教逐漸衰亡。但唐代景教的流行留下了最早的中文基督教文本，即今日所谓景教文献。最近香港道风山出版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随后亦出有简体字版)，收入迄今发现的八篇景教文献。其中最早的“序听迷诗所经”将圣母马利亚译为“末艳”，将“耶稣”译为“移鼠”，因此就有这样的句子：“末艳怀孕，后产一男，名为移鼠”。

将耶稣译为“移鼠”的人是信徒，当然并无恶意，只是纯粹取其译音而已。但近世研究景教的中国学者则顿感不快，觉得把耶稣和老鼠弄在一起不成体统。某位专家批评说：

耶稣这名词在基督教中是生命所寄托的名词，自当用上等些的汉字才好。可是在中国一千三百年来从未用过好看的字。就是“耶稣”两宇也是不敬的。其不敬之尤者，要算《序听》中所用的“移鼠”二宇了。名字取音，原没多大关系，但在重视名教、重“正名”的古代中国人看来，总是不妥当的。

这段话实在妙不可言，因为它点出了汉语翻译文献中的音译常倾向于带有某种褒贬，即这位先生所谓有些地方应该用“上等些的汉字”(从而也就有“下等些的汉字”)，或“好看的字”(从而也就有“难看的字”)。我们现在不妨问，现代中国人通常翻译时，碰到什么情况偏向用“上等些的汉字”和“好看的字”，什么情况下偏向用“下等些的汉字”和“难看的字”？

答案很简单，凡碰到洋人、西方的东西，现代中国人一定会精心桃选“上等些的汉字”或“好看的字”。只要看看国名的泽法就知道了，例如：美利坚、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等。如果把America译成阿糜傈佧，或把England译成阴格冷，那中国人肯定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就像将耶稣译成“移鼠”好像要给人吃耗子药一样。

但另一方面，只要碰到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那对不起，只好用用“下等些的汉字”和“难看的字”丁。例如看看这些国名的译法：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乌拉圭、巴拉圭、扎伊尔、突尼斯、毛里求斯、洪都拉斯、坦桑尼亚、危地马拉、加蓬、乍得、毛里塔尼亚，尽令人想起窝瓜或茹毛饮血什么的。

不久前北京知识界争论Edward Said等提出的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问题。大多数人反对，认为“东方主义”是“反西方”的，不应在中国提倡。有高明者特别提出，目前把Said的名字译为“萨伊德”有美化之嫌，因为Said是阿拉伯姓名，应该“按照国内通行译法根据阿拉伯文泽为‘赛义德’，就不难了解这位学者的族裔背景了。这意思是说，Said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而我们中国人应该听西方人的，不要听阿拉伯人胡说八道。

惜乎西方人似乎宁可听“反西方的赛义德”高谈阔论，弄得“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悻悻怏怏之余，也只好跟着大谈赛义德了。

1998年1月15日 P9-14

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代序)

只是从最近刚接到的一本杂志上，我才知道洪谦教授已经去世的消息。先生忌日是哪月哪天，我甚至至今仍不知晓，只知道是今年的事。如此说来，洪先生在这世上共活了八十三年(1909--1992)。

人活八十而撒手人间，用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算是无疾而终了吧？但，无疾而终，是否就是无憾而终呢？先生临去之前，是否也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思呢？我不知道。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洪谦教授有两点与众不同。

一、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而成为西方20世纪哲学主流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洪谦几乎是唯一的一人。尤其洪谦所参与推动的哲学学派，即日后发展成的所谓西方分析和科学哲学，可说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去最远、最不相干的思想流派，这就更让人不能不感到有几分“异数”。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开放门户时，洪谦自己惊讶地发现，他已是“西方”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当年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实际上已只剩英国的艾耶尔(Ayer)、美国的奎因(Quine)及中国的洪谦等寥寥数人。而要“论资排辈”的话，洪谦还在艾耶尔之上(艾耶尔去维也纳时，洪谦已是“维也纳学派”祖师石里克的助教)。八十年代初，英国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知名学者麦金纳斯，以及原属分析哲学后自立门户的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访问北京时，在洪先生面前恭敬而执弟子礼的情形，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洪谦的去世，不仅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个损失，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损失。

二、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重镇中，没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洪谦或许是唯一的一人。如笔者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重镇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巴金等几乎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其原因极其复杂，绝不仅仅是政治压力所能奏效，更不是什么人格矮小这类肤浅说法所能解释，而必须从更深的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了解。事实上，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实有其内在的撼人力量(不妨看看今日西方著名学府中马克思主义占尽上风的状况)，另一方面则也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实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参拙文“儒学与现代”)。正是从这种比较深层的意义上，洪谦自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接受思想改造这一特例，才格外显得意味深长。它使人们不能不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信念，能使洪谦在极具魔力的思想改造运动面前独立不为所动？我以为，这里一个相当深刻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学术，亦即洪先生的内在支持力并不来自某种独特的政治立场，而来自他的基本学术立场，确切地说，是来自于他早已形成的对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及维也纳科学哲学精神的坚定信念。他之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服他放弃自己的这一基本哲学立场。

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及任何共产党国家，要坚持其他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尝试作一些调和的工作，都还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要坚持洪先生的这一套，则实有其太大的困难。因为洪先生所秉承的这套从贝克莱到马赫到石里克的所谓逻辑经验论哲学路线，恰。恰是列宁在其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重点摧毁的对象，而列宁的这本书，不仅是共产党国家任何哲学系的必读书，而且是任何科系(理工农医都在内)人学和毕业都必考的，其地位就如旧中国的四书五经，是断然不能有半点违背的。但洪谦之为洪谦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之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但是四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是公开的、坦诚相见的。他的这种立场之“顽固”，不但是哲学界中人所共知，而且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从胡乔木一直到毛泽东本人都知道的。不过说来也是不可思议，似乎正是洪先生这种顽固的出名，“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机构时，竟点名非洪谦出任所长不可，并派胡乔木亲自登门拜访洪先生转达毛本人的邀请，因此有了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该所对于1980年后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流派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研究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本《将错就错》收录的是我近年来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将错就错”是其中一篇的题目，现在用来作书名，无非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所有文字，可以说都是将错就错的结果。从前以为专栏文章只是偶尔为之之事，哪里会想到现在堂而皇之地来出版这本专栏文字集!

钱谦益曾说过文人有“两穷”：“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周作人也加油添醋地大谈“作文难”，说一秀才与老婆斗嘴，老婆说：你们作文章不见得比我们女人生仔还难，秀才说：“当然我们难，你们肚里是有的，我们是没有的。”这些从前都只当是笑话，惟当应承每周定期交一篇专栏时，方知区区千字文也能逼得人高叫“祝相公又不在家也”。我因此希望感谢许多报章杂志的编辑朋友，由于他/她们的耐性和错爱：我这生性极为懒惰的人才会有这里的这些文字。

古人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可见，所谓“文如其人：这话其实是靠不住的。例如我的文字有时不免欠点忠厚，但我这个人其实内行醇谨，胸中自有泾渭。当然，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2001年3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