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它是古代中国的正史，大多是官修史书。本书为《二十四史故事·治政卷》，主要介绍了上古至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辽时期及金元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相信本书对历史研究人员有一定的帮助。

“二十四史”是官修正史，中国最堂皇的传统文化品牌。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把对史学、文学、科学、经济、典制、历法、种族等等的研究熔于一炉，并以自己的学识与胸怀，高屋建瓴地厘清了纷纭繁杂的历史头绪，为后人创立了一套最能切近历史面貌且尽可能客观、周到、翔实地记述历史的史书编纂方法、思路与体例，虽然此后的史书作者在这方面有所修订与扬弃，但大致上是在马班开辟的治史道路上前行的。

史上的很多遗痕，早已湮灭在苍苍黄土下，沉浸在残简片牍间，成为今日少数专业人士的“领地”，广大老百姓对历史的关注，大抵还是聚焦于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演绎出的那些色彩缤纷的历史活剧。

在历史艰难的进程中，政治，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远古，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这套《二十四史故事》在体例设计上，是以类别为纲，分别贯通而下。“战争”，是古代政治最集中最有效和最终的体现，“用人”，则是治政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故而，特把这两者单独立卷，其它的“手腕”，则留在了更为丰厚的“治政卷”中。

“二十四史”中不包含清代（即便是民国后出现的“二十五史”之说，也没有包含清代，只是加进了清人做的《新元史》），而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历史纪年时，常会顺口道出“唐宋元明清”。出于对这种习惯的遵从，我们也染指了（虽并未完工却也成了书的）《清史稿》，从中选取了少量的故事。

一、上古至秦汉时期

 轩辕平定华夏

 帝尧禅让

 皋陶论天子之德

 禹竭力为民

 周武王礼遇“三仁”

 周成王托孤

 周厉王暴政禁言

 秦穆公施恩得报

 秦穆公宽待贤良

 秦穆公纳贤霸西戎

 刘邦智脱险境

 刘邦封仇人平危机

 汉高祖杀恩示戒

 吕后专权

 汉文帝以德解怨

 汉景帝平七国之乱

 公子光息愤待时

 夫差不辨忠奸

 齐桓公访贤问策

 齐景公顿悟治国方略

 齐景公身后之乱

 齐简公拒谏失国

 简公失察江山易主

 公子斑自食其果

 燕昭王尊虎获龙

 楚庄王轻国重言

 蒯聩复国

 卫献公辱臣遭逐

 宋闵公揭短乱国

 公子鲍高德掌国

 晋惠公过河拆桥

 晋惠公背信遭擒

 晋文公弃嫌免祸

 晋文公封山记过

 晋文公尊贤称霸

 晋厉公败招连连

 晋悼公知错即改

 晋平公斩草除根

 楚成王废立招祸

 楚庄王执法无亲

 楚怀王绝齐失地

 楚平王听谗杀贤

 楚昭王宽怀释嫌

 楚灵王骄奢失国

 勾践卧薪尝胆

 郑庄公欲擒故纵

 楚庄王悬崖勒马

 赵武灵王变法

 齐威王赏罚分明

 汉武帝远虑除后

 汉高祖巧言谢过

 高祖巧安臣心

 张子房远见谏主

 汉景帝寻衅革重臣

 汉昭帝大义诛兄

 赢政重用王翦

 孟尝君收冯谖

 孟尝君轻出函谷关

 平原君践诺斩美人

 信陵君礼贤下士

 秦昭王拜相

 吕不韦金蝉脱壳

 刘邦设坛拜将

 汉高祖宽赦季布

 汉高祖知错即改

 冒顿王欲擒故纵

 汉武帝分地削藩

 优孟妙谏楚王

 王莽步步为营

 汉成帝旌表直臣

 汉武帝托孤

 亲家争权

 宣帝平霍氏之乱

 宣帝补赏徐生

 汉成帝优柔酿祸

 汉元帝受蒙杀贤

 王莽韬光养晦

 王莽摄政篡汉

 刘秀忍辱待时

 刘秀借刀除恶

 刘秀恩降赤眉军

 光武帝偃武修文

 汉章帝革除苛律

 贤良重德马皇后

 窦皇后擅宠固位

 邓贵人德高封后

 邓太后宽人严亲

 邓太后重教督学

 刘盆子失察致乱

 汉桓帝驱魔迎鬼

 汉和帝舍善从恶

 明君重用直臣

 与宦官一决生死

 窦太后犹豫遭难

 吕布翻云覆雨

 董宣“强项”美名扬

 曹孟德借刀杀人

 曹操变诈世无双

 曹操宽待叛臣

 曹操唯才是举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懿智骗曹爽

 荀或论曹操与袁绍

 曹操拒谏失贤

 曹丕软刀杀叛臣

 董昭献计受封

 王■事主唯忠

 刘玄德韬光养晦

 诸葛亮因势治蜀

 孔明挥泪斩马谡

 简雍滑稽谏刘备

 刘备释怨得刘巴

 孔明无奈废李严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

 晋武帝虎头蛇尾

 晋武帝宽宏海量

 晋惠帝彰表嵇绍

 晋明帝施计除霸

 贾皇后一箭双雕

 王浚大意遭斩首

 石勒养虎为患

 石勒纳谏招贤

 苻坚杀鸡慑猴

 苻坚崇儒重学

 慕容垂反水

 宋武帝克己俭素

 梁武帝待时伺变

 江革清廉高洁

 陈后主纲纪废弛

 孔奂耿正清廉

 徐陵荐贤济贫

 毛喜远见卓识

 叔坚制伏叔陵

 鲜卑主莽杀亲子

 魏太宗用人有术

 高允直谏魏高宗

 魏高祖任贤不二

 高欢隐忍谋权

 步步为营买人心

 勤勉廉孝的崔暹

 祸乱难保忠臣

 赵彦深敦敏慎行

 周武帝名至实归

 王思政忠正报国

 三老论治国

 苏绰论君臣之道

 韩褒吏治有方

 乐运方正直谏

 用典签控制方镇

 太武帝明于刑赏

 孝文帝与众不同

三、隋唐宋辽时期

 周宣帝纲常废弛

 隋文帝勤勉怀柔

 杨坚逃脱“鸿门宴”

 杨广取宠争位

 主上贤明诤臣如云

 隋炀帝活用越国公

 隋炀帝驱民逞欲

 李渊先声夺人

 唐太宗恭待“十八学士”

 太宗著《帝范》诫太子

 太宗点评隋文帝

 褚遂良叩血阻废后

 武则天灭李立“周”

 唐中宗养虎为患

 后宫乱罢皇权倾

 武则天豢养告密者

 唐太宗力戒贪官

 唐高祖祸起萧墙

 武则天借刀杀人

 唐太宗挂怀贤臣

 李劫躬事两朝

 唐太宗以臣为镜

 魏征诤谏为君

 虞世南“五绝”超群

 苏世长谏高祖

 唐玄宗的驭臣之术

 唐太宗悔责诤臣

 唐玄宗重罚皇亲

 柳公权犯颜直谏

 贤内助助明君

 明主用诤臣

 李泌力谏保太子

 颜真卿誓死守节

 穆宗彰贤纳谏

 宦官绞杀改革

 朱全忠借刀弑君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唐庄宗渐务华侈

 明主近能臣

 宋太祖赏罚并重

 皇太后金匮之盟

 杯酒释兵权

 半部《论语》治天下

 吕蒙正直言屡谏

 宋神宗敬重直臣

 良臣去职犹思国

 道宗即位先求直谏

 述律皇后

 耶律颇德刚正进言

 君明臣贤两相知

 贤臣拥立明君

 争位的情势

 辽景宗从善如流

 爱民勤政声誉隆

四、金元明(清)时期

 金世宗论为政之道

 胥持国毁誉参半

 庸官无能居高位

 元世祖委任以专

 忽必烈重儒治天下

 元武宗涉险即位

 权臣当道阻继位

 怀柔贤良治远陲

 高智耀崇儒荐贤

 彻里当庭力劾奸臣

 明君贤臣相识恨晚

 树正不怕影斜

 出以公心斗权臣

 元武宗从善如流

 贤臣奔劳扶明主

 耶律楚材为民请命

 史天泽避嫌离职

 苦心教子为守成

 严禁宦官干政

 糊涂猜忌毁英名

 褒厉精忠彰义烈

 以诚相待收人心

 严整内宫避灾祸

 韬光养晦一剑封喉

 注重外交结友邦

 慎言谨行履薄冰

 太监尽忠养皇子

 赏功罚过驭才臣

 勤政爱民廉吏良臣

 毁誉如尘后人说

 海瑞备棺上疏

 刘铭传守台治台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能臣张之洞

 力挺民族工业

周武王礼遇“三仁”

微子开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同父异母兄。纣王继承了帝乙的王位后，荒淫无道，微子几次劝谏，纣王都不听从。大臣祖伊见西伯姬昌深得民心，灭掉了阢国，担心不久祸降殷商，就提醒纣王保持警惕，而纣王却不在乎地说：“我生于世上，不是享有天命吗？姬昌能把我怎么样！”微子听到纣王这样讲，心想他已无可救药，便想以死殉国，但离开京师后又开始犹豫。于是，微子去请教太师、少师，在叙述了对殷商现状的忧虑后，他问道：“太师，少师，我是离开国家远行好呢，还是留下来维护国家，使之免于灭亡？现在要是你们无意告诉我，我就会陷于不义，怎么办才好呢？”太师答道：“王子啊！上天降下大灾，要灭亡我殷国。王上竟然上不畏天，下不听长辈之言。殷国的民众也亵渎对天神地祗的祭祀。如果你死，国家能得大治，那才死无遗恨；如果你死了，国家仍旧难逃灭亡的命运，那还不如离国出走。”微子以为言之有理，离国而去。

箕子也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兄。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时，箕子便觉得苗头不妙，叹道：“他用象牙筷子，其后一定会要玉杯；用玉杯，接着又必然想得到远方的奇珍异宝。华美车马的讲究、舒适宫室的追求就要从此开始了，国家从此会走向灭亡！”后来纣王果然沉湎于酒色之中，箕子多次劝说不听。有的人劝他道：“你可以出走啊！”箕子道：“身为臣子，谏而不听即出走，那是彰显王上的过失，取悦于愚民，我不忍心这么干。”于是，他就披头散发地装起疯来。纣王见了毫不动心，把他视同奴隶，囚禁了起来。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戚。他见微子出走，箕子装疯，便叹道：“君主有了过失，为臣不劝谏，是不忠；怕死不说话，是不勇。君主有了过失，为臣就应劝谏；他不采纳，为臣就以死明志，这才是最忠诚的表现啊。”然后他就去直言劝谏纣王，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真是这样吗？”于是就杀死了王子比干，并且开膛取心，看个究竟。

周武王伐纣灭殷后，对微子、箕子、比干“三仁”非常尊重，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纣王的至亲而加以株连。他派人整修了比干的坟墓，借以表彰比干的忠义。当微子带着祭器，赤裸上身，捆绑着自己，跪行到他面前谢罪时，他不仅替微子解开绳子，还恢复了微子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以便让人们记得殷商还有这样一位忠臣。他还把箕子从纣王的牢狱中释放出来，以后又登门过访，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并且封箕子于朝鲜，不以臣子相待。

《史记·殷本纪》等

周成王托孤

周武王姬发率军推翻了殷纣王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殷商覆亡的教训使得周武王引以为戒，勤勤恳恳地临朝听政，为周室开拓了良好的局面。

周武王病逝后，周成王姬诵继承了王位。周朝刚刚打下江山不久，成王又年少，周公旦唯恐诸侯反叛，便代成王执掌朝政大权。周公在当政的七年中，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叛乱，稳定了局势，发展了生产。待到成王成年，周公把政权交还给他。成王执政后，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师，讨伐淮夷，歼灭奄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又制礼作乐，改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因此，天下承平，民众和睦。

周成王一生兢兢业业，继往开来，去世之前，回首平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但太子姬钊在他死后能否胜任为王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此，他把太子托付给忠心耿耿的召公和毕公，请他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

就在他死去的前一天，他召集了太保召公爽、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以及百官的负责人和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恳切地向他们嘱咐道：“我的病势越来越重，已经危在旦夕。我担心诸位听不到我的遗言，无法用以约束嗣王，所以现在找诸位来，向你们慎重地讲述我的遗命。以前，先王有如日月，光照天下。他们制定了各项法律，颁布了各种政令，臣民都不敢有所违背，因此才得以推翻殷商的统治，成就了我周国的大业。武王去世时，我还是个无知的稚子，然而我能虔诚地敬天之威，严格地遵守先王的教导，不敢糊涂从事，违法乱纪。如今，上苍降下灾难，使我染病在身，恐怕再无痊愈的希望。你们必须恭守臣职，辅佐我的长子姬钊，度过艰难时期；对远近臣民采取怀柔政策，劝勉大小邦国安于其位。君临天下的人一定要具备自己的权威和法度，尔等切勿使姬钊陷于非礼！”

周成王于托孤的第二天离开了人世。

召公、毕公率领诸侯把太子姬钊请入先王的宗庙中，告诫他文王、武王的创业艰难，守业重在节俭、清心寡欲，以及以笃守诚信治政等各种道理。

姬钊即位后，反复向诸侯宣告文王、武王的德业，提醒诸侯继承先王的传统。他自己也率先垂范，按照父王的遗命从事。所以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法四十余年未派上用场。P9-12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它是古代中国的正史，大多是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典籍，是汉人司马迁的《史记》，其下依次是《汉书》（汉班固等）、《后汉书》（汉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梁沈约）、《南齐书》（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晌等）、《新唐书》（宋欧阳修等）、《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此中不包含先秦的《春秋》、《国语》等史典，也不包括其后的《清史稿》。

司马迁承父志完成了《史记》，功彪青史；班氏两代三人鼎力做《汉书》，光耀千载。把他们称作中国史书“纪传体”和“断代体”的始祖，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肇始之功——他们把对史学、文学、科学、经济、典制、历法、种族等等的研究熔于一炉，使史上的文化遗痕成为有案可查的信史，也因为他们难能可贵地以自己的头脑、学识与胸怀，高屋建瓴地厘清了纷纭繁杂的历史头绪，为后人创立了一套最能切近历史面貌且尽可能客观、周到、翔实地记述历史的史书编纂方法、思路与体例，虽然此后的史书作者在这方面有所修订与扬弃，但大致上是在马班开辟的治史道路上前行的。

尽管“二十四史”的成就各有千秋，思想上有高下之差，文字上有精粗之分，视野上有阔仄之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记载了大量的人与事，并让读者从这些人与事中，深切地领略历史，感悟人生，而这，于今人恰恰是最有意义的。亦即，史上的很多遗痕，早已湮灭在苍苍黄土下，沉浸在残简片牍间，成为今日少数专业人士的“领地”，广大老百姓对历史的关注，大抵还是聚焦于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演绎出的那些色彩缤纷的历史活剧。这，也正是我们下大力气组织一些愿意致力于普及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从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中披沙拣金一般甄选、编撰出这样一套《二十四史故事》的心理依凭。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的。他对“二十四史”的关注非同寻常，对其中许多篇章反复研读，作了大量的圈点和旁批，并时常推荐给其他的党政领导同志。到了晚年，“二十四史”仍是他要时时翻阅的典籍之一。这充分表明了“二十四史”莫大的文化魅力和思想价值。在历史艰难的漫漫进程中，政治，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样说并非是要排除科技、文化等元素的力量），尤其是在远古，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而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世人对历史文化的观照与审视，更多是以人与事为焦点的，所以，我们这套《二十四史故事》在体例设计上，没有再沿续前面的成规：书书与原籍对应，而是以类别为纲，分别贯通这“二十四史”，这样，就有了“战争卷”、“用人卷”、“治政卷”等成集形式。“战争”，是古代政治最集中最有效和最终的体现，“用人”，则是治政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故而，特把这两者单独立卷，其它的“手腕”，则留在了更为丰厚的“治政卷”中。各卷的“类别”，难免有旁逸斜出的重叠（尤其是“治政”与“用人”），因为这“分类”也只是个大致的勾勒。

另外，为了突出“文史名著”这一意象，各卷内容以其在“二十四史”中的（时间）位序次第顺列，遴选出的故事，亦以其所在典籍中的位序依次接排，这样，同一个人物（比如汉武帝）的不同故事，可能会因其在原书中出处不同，在本书中的位置也就不一定是连贯紧凑的，因为，我们的体例还是要尽力遵从典籍的原貌。这点，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二十四史”中不包含清代（即便是民国后出现的“二十五史”之说，也没有包含清代，只是加进了清人柯劭■做的《新元史》），而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历史纪年时，常会顺口道出“唐宋元明清”。出于对这种习惯的遵从，我们也染指了虽未完工却也最终成了书的《清史稿》，从中选取了少量的故事。在章题上，我们为“清”加了括号，以表明此乃“二十四史”的“特邀嘉宾”。

毫无疑问，编写这套书，编者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心力，但这种沙里澄金的劳作，绝对难免挂一漏万，出现一些人们常说的“遗珠之憾”将是必然的，这万望读者谅解。你们说一句“编得还可以”，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意在抛砖引玉：如果我们这并不完备的工作，能够起到引领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一步步踏入古籍之海，并能渐入佳境，最终自如地畅游其间，那是令我们最最欣慰的。

高苏

200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