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以国学助益革命，以革命演绎国学，屡遭世变而讲学不辍。鲁迅先生说过：“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章太炎一生多次讲演国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次，即日本东京讲学、民国初年北京讲学、1922年上海讲学、晚年苏州讲学。本书收录了他这四次国学讲演的文稿，基本反映出了他国学讲演的整体面貌。

本书收录章太炎四次国学讲演文稿，即《国学讲习会略说》、《国学概论》、《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章氏同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等，基本反映出他国学讲演的整体面貌。为便于理解章太炎学术思想脉络，书后附录《自述学术次第》、《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并辑入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曹聚仁《国学概论》五版自序，诸祖耿、潘重规所作序、跋。

导读　国学讲演与历史现场

第一编　国学讲习会略说

　国学讲习会序

　第一章　论语言文字之学

　第二章　文学论略

　第三章　诸予学略说

第二编　国学概论

　自序

　小识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国学的派别(一)——经学之派别

　第三章　国学的派别(二)——哲学之派别

　第四章　国学的派别(三)——文学之派别

　第五章　结论——国学之进步

第三编　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

　第一章　说文解字序

　第二章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第三章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第四章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第五章　再释读经之异议

 第六章　论经史儒之分合

 第七章　论读史之利益

 第八章　略论读史之法

第四编　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

 序

 第一章　小学略说

 第二章　经学略说

 第三章　史学略说

 第四章　诸子略说

 第五章　文学略说

跋

附录

 一　自述学术次第

 二　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编校说明

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唐有李习之(翱)，作《复性书》，大旨一依《中庸》。习之曾研习禅宗。一日，问僧某：“‘黑风吹堕鬼国’，此语何谓？”僧呵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习之不觉怒形于色。僧曰：“此即是‘黑风吹堕鬼国’。”今观《复性书》虽依《中南》立论，其实阴袭释家之旨。宋则周濂溪(敦颐)开其端。濂溪之学本于寿涯。濂溪以为儒者之教，不应羼杂释理。寿涯教以改头换面，又授以一偈，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诗语本《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一章。“有物先天地”，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无形本寂寥”。即“寂兮寥兮”也；“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一，即“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也。寿涯不以佛法授濂溪，而采《老子》，不识何故)。后濂溪为《太极图说》、《通书》，更玄之又玄矣。张横渠(载)《正蒙》之意，近于回教。横渠陕西人，唐时景教已入中土，陕西有大秦寺，唐时立，至宋嘉事占时尚在，故横渠之言，或有取于彼。其云“清虚一大之谓天”，似回教语：其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则似景教。人谓《正蒙》之旨，与墨子兼爱相同。墨子本与基督教相近也。然横渠颇重礼教，在乡拟兴井田，虽杂景教、回教意味，仍不失修己治人一派之旨。此后有明道(程颢)、伊川(程颐)、世所称二程子者。伊川天资不如明道，明道平居燕坐，如泥塑木雕(此非习佛家之止观，或如佛法所称有宿根耳)；受濂溪之教，专寻孔颜乐处，一生得力，从无忧虑，实已超出人格，著《定性书》，渭不须防检力索、自能从容中道。以佛法衡之，明道殆入四禅八定地矣。杨龟山(时)、李延平(侗)传之。数传而为朱晦庵(熹)。龟山取佛法处多，天资高于伊川，然犹不逮谢上蔡(良佐)。上蔡为二程弟子天资最高者。后晦庵一派，不敢采取其说，以其近乎禅也。龟山较上蔡为有范围，延平范围渐小。迨晦庵出，争论乃起，时延平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教晦庵(此亦改头换面语，实即佛法之止观)。晦庵读书既多，言论自富，故陆象山(九渊)，王阳明(守仁)讥为支离。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据与何叔京一书(书大意谓，但因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为学者下功夫处)，由今考之，此书乃庵晦三十四岁时作，非真晚每。晚年定论，乃阳明不得已之语，而东原非之，以为堕入释氏。阳明以为高者，东原反以为岐。实则晦庵恪守师训，惟好胜之心不自克，不得不多读书，以资雄辩。虽心知其故，而情不自禁也。至无极、太极之争，非二家学问之本，存而不论可矣(象山主太极之上无无极，晦庵反之，二人由是哄争。晦庵谓如日未然，则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象山答云，通人之过虽微，针药久当自悟。盖象山稍为和平矣)。

宋儒出身仕宦者多，微贱起家者少。唯象山非簪缨之家(象山家开药肆)，其学亦无师承。常以为二程之学，明道疏通，伊川多障。晦庵行辈，高出象山，论学则不逮。象山主先立乎其大者(宋人为学，人手之功，各有话头：濂溪主静，伊川以后主敬，象山则滑先立乎其大者)，不以解经为重，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顾经籍烂熟，行文如汉人奏议，多引经籍。虽不如晦庵之尽力注经，亦非弃经籍而不读也。其徒杨慈湖(简慈湖成进士为富阳主簿时，象山犹未第。至富阳，慈湖问“何谓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断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慈湖亟问曰：“止如斯耶？”象山厉声答曰：“更何有也!”慈湖退，拱坐达旦，质明纳拜，遂称弟子)作《绝四记》，多参释氏之言，然以意为意识，不悟其为意根，则于佛法犹去一间。又作《己易》，以为易之消息，不在物而在己，己即是易。又谓衣冠礼乐、取妻生子。学周公孔子，知其余不学周孔矣。既没，弟子称之曰“圆明祖师”(不知慈湖自称抑弟子尊之云尔)。宋儒至慈胡，不讳佛如此，然犹重视礼教，无明人猖狂之行。盖儒之有礼教，亦犹释之有戒律。禅家呵佛骂祖，猖狂之极，终不失僧人戒律。象山重视礼教，弟子饭次交足，讽以有过。慈湖虽语言开展，亦守礼惟谨，故其流派所衍，不至如李卓吾辈之披猖也。

明儒多无师承，吴康斋与薛敬轩(碹)同时，敬轩达官，言语谨守矩■，然犹不足谓为修己治人一流。英宗复辟，于谦凌迟处死，敬轩被召入议，但谓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诏减一等。凌迟与斩，相去几何？敬轩于此固当力争，不可则去，乌得依违其间如此哉(此事后为刘蕺山所斥)？康斋父溥与解缙、王艮、胡广比舍居，燕兵薄京城，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广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康斋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广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然己亦未尝死节。康斋之躬耕不仕，殆以此故。敬轩之学不甚广传，康斋之传甚广(陈白沙献章即其弟子；又有娄一斋谅以其学传阳明。白沙之学传湛甘泉若水。其后，两家之传最广，皆自康斋出也)，康斋安贫乐道，无超过人格语。白沙讲学，不作语录，不讲经，亦无论道之文。惟偶与人书，或托之于诗，常称曾点浴沂风雩之美，而自道功夫，则谓静中养出端倪(端倪一语，刘蕺山谓为含胡。其实孟子有四端之说，四端本不甚著，故须静中养之)。亦复时时静坐，然犹不足以拟佛法，盖与四禅八定近耳。弟子湛甘泉(若水)，与阳明同时。阳明成进士，与甘泉讲学，甚相得，时阳明学未成也。阳明幼时，尝与铁柱宫道士交契，三十服官之后，入九华山，又从道士蔡蓬头问道。乃为龙阳驿丞，忧患困苦之余，忽悟知行合一之理。谓宋儒先知后行，于事未当。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知即行，非知为好色而后好之，知为恶臭而后恶之也。其致良知之说，在返自龙场之后。以为昔人之解致知格物，非惟朱子无当，司马温公辈亦未当(温公以格为格杀勿论之格。然物来即格之，惟深山中头陀不涉人事者为可，非所语于常人也)。朱子以穷知事物之理为格物(宋人解格物者均有此意，非朱子所创也)，阳明初信之，格竹三日而病，于是斥朱子为非是。朱子之语，包含一切事物之理，一切事物之理，原非一人之知所能尽，即格竹不病，亦与诚意何关，以此知阳明之斥朱子为不误。然阳明以为格当作正字解。格物者，致良知以正物。P301-303

论“大方之家"

张耀南

“方家”就是“治方术”的人，常以偏概全，故庄子称为“一曲之士”；“大方之家”是“治道术”的人，能超越一偏之见，故能得真理之全。“大方之家”与“方家”其实并不是一种家。

禅宗中有“盲人摸象”的公案：“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在这里，盲人就是“方家”，在一旁观战的不盲的国王就是“大方之家”。

“大方之家”知道“一”，但却不可守“一”，故有“大一”之视野；知道“阴”，却不固守“阴”，故有“大阴”之视野；知道“信”，却不固守“信”，故有“大信”之视野；……《庄子·徐无鬼》以这样的视野为最高境界：“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方之家”就是通“大一”、解“大阴”、视“大目”、缘“大均”、体“大方”、稽“大信”、持“大定”的一批人。

这样的人现在还有没有？也许有，但已经不多了。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样的人是产生不出来的。这样的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社会，磨出来的。《老子》五千言，只相当时下的论文半篇，他要拿来评职称，恐怕连助教也当不上。可他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影响人类二千余年呢!

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庄子·天下》那般的“大方之家”，找不到“天下”篇视为“方家”的老子、庄子这样的“大方之家”，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现时代”的“大方之家”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找到罗曼·罗兰，让他来讲音乐；我们找到弗洛伊德，让他来讲梦；我们找到李约瑟，让他来讲风水：我们找到沈从文，让他来讲服饰；我们找到梁启超，让他来讲佛；……这些凡人眼中的“大师”，虽不及一流的“大方之家”，但其视野，亦足以超越“一偏之见”，盖“方家”之帽有余矣。

于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套书，名“方家讲坛”系列，请“现时代”的“大方之家”讲建筑、讲古玩、讲唐诗、讲国学、讲科学、讲哲学……讲来讲去，“方家”或能出其“方”，凡人或能超其“凡”？

人类之于宇宙，俨若“盲人”；人类所得一切知识，俨然盲人摸象之所得。上帝不存在，没有推我们到“国王”的位置上去，一睹宇宙之真容。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听“大师”的话，跟“名家”走。就算“大师”、“名家”还不够“大方之家”之格，于我等“井底之蛙”、“凡夫俗子”，已足为“指路明灯”矣!

然则谁能不见笑于“大方之家”？答曰：无人能之!人之生此世，总免不了要“见笑”于他人的，只不要“大见笑”或“见大笑”，就够了！

二○○七年一月一日于北京

余杭章先生晚岁讲学苏州，四方从学者云集。先生每讲，辄捻淡巴菇，不挟编策，如瓶泻水，历二三小时不倦。门人奋笔追记，腕为之脱。凡所纪录，多由余同门孙君鹰若整理校定。其间诠论国学最著系统者，有《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种。往年鹰若兄寄赠刊本一帙，遂共行箧流转海外，忽忽逾二十年矣。友人时有借观者，劝其重付剞劂，庶免遗佚，且广流传。余念《章氏丛书》海内外一再翻印，学者求之不难，独晚年讲稿，犹鲜刊布。五种《略说》，虽经付印，而海外学者罕得见之。于是校正误字，施以句读，统名曰《国学略说》。附录《大师连语》，亦鹰若兄积年辑录，吉光片羽，皆学者所葆爱也。

先生尝言，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故于私人讲学之风倡导甚力。违难日本时，主编《民报》，日不暇给，犹竭馀力为留学生讲说故书雅记，因有“国学讲习会”之举。请业者众，亦不问所从来，口讲指画，自午达■，神气益王。弟子既退，则秉烛写定所著书。故东京留学生先后加盟中国同盟会者数千人，多以师礼奉先生。其后倾踣满清，抗拒袁氏，皆出人生死，趋蹈大难为天下先，以躬行昌明大义。不负平日与学子所讲习者。及“九·一八”沈阳变后，益懔国亡之无日，惧人心之陷溺，乃复设学会于吴中，发布《制言》半月刊以诏国人。间日辄躬莅讲席，虽衰病不自宁息，时或昏厥坛坫间。弟子请少葆啬，亦不肯休。自谓余年无几，寄望于国家民族之后起者靡穷，故瘏口晓音，不能自已。其致命遂志之诚，与攘满帝、斥袁贼时无二致也。今《略说》中论清帝统绪、“止戈为武”诸义，在在可见其忧国之深心。盖先生论学制行，自人伦日用，至国族大义，皆必实践，以身先之，故其谆勉学子，语语自肺腑中流出，非以空论诰饬人也。先生居常谆谕门人曰：“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诗》、《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辈能承余志，斯无愧矣。”是知先生晚年讲学之言，不啻示后学以末命，其意诚可谓深远痛切矣。

惟先生年事既高，言论多不暇自著，使非鹰若兄怀铅握椠，昕夕纂录，则咳唾九天，随风珠玉，亦将归于飘荡澌尽而后已。鹰若兄之功于是为不可谖也。忆余弱冠，随蕲春师谒先生于沪上寓庐，先生诲勉甚至，且为易今名曰“重规”，又撰写联语以■之、不材顽鄙，无以继述志事，家国崩离，羁栖海峤，视阴数息。校读遗书，雠对之顷，俨如往日亲聆音旨时。感慨平生，悼怀师友，投笔抚卷。不自知流涕之被面也。

癸卯正月十三日潘重规谨识于九龙师十驾斋。

“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

——梁启超：《清学正统派的殿军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八

“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

——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列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

“太炎先生这次讲演有一种真精神，就是指导我们去怀疑，去自由发展。他说：‘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这便是揭出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病态。他自己怀疑古人尊经，怀疑古人训雅，怀疑朱子注释……处处昭示治学问不可盲从之点。我们若是含糊地盲从他，奉他为偶像，他不但是要笑，还且是可恶呢!

——曹聚仁：《国学概论》五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