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负盛名、最受赞誉的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神秘而富有历史感的古城耶路撒冷。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的米海尔一见钟情并结成眷属。十年岁月悠悠而逝，往昔的对恋人在情感上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天生丽质而多愁善感的汉娜失望痛苦，终日沉湎于对旧事的追忆中，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尽情宣泄着自己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感受、人生，表现手法匠心独运，行文优美自然，让读者在遥远的东方大陆，一睹五十年代耶路撒冷人神秘莫测的家庭生活和生动丰富、充满神奇色彩的社会文化场景。

本书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负盛名、最受赞誉的一部作品。自1968年发表至今三十年来，已再版五十余次，翻译成三十种文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女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邂逅相遇，不久便结成眷属。婚后，米海尔潜心学业，挣钱养家，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情追求。往昔的一对恋人逐渐产生距离，漂亮而感伤的汉娜不禁失望、痛苦，进而歇斯底里……

先父约瑟经常说：强人几乎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即使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情。我并不属于那类强人。

米海尔和我约定当晚在本一耶胡达街的阿特拉咖啡馆见面。门外，咆哮着的暴风雨凶猛地敲击着耶路撒冷的石墙。

简朴的老规矩当时还没有失效。侍者为我们端上代用咖啡和几小纸袋白糖。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我九岁时还常常期望自己能长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小时候，我总是和男孩子玩耍，总是读男孩子的书。我摔跤，踢球，爬高。我们住在郊外卡塔蒙边上的施穆埃尔村。斜坡上有一块荒地，尽是石块、蓟花和碎铁片。斜坡脚下有所住宅，住着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是阿拉伯人拉希德·沙哈达之子，名叫哈利利与阿兹兹。我当女王，他们当保镖；我当征服者，他们当将帅；我当探险家，他们当地头蛇；我当船长，他们当船员；我当间谍头子，他们当随从。我们一起到离家很远的街上探险，在树丛中穿来穿去，饿着肚子，喘着粗气，取笑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偷偷溜进圣西蒙修道院周围的矮树丛，嘴里嚷着英国警察的名字。追逐，逃遁，隐身，又突然冲出来。我统治着这对双胞胎。那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快感，而如今这快感离我是那么遥远。

米海尔说：

“你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是不是?”

喝过咖啡后，米海尔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身穿棕色灯心绒裤子和一件厚厚的红毛衣。这是当时大学里女孩子们的流行装束，为的是产生一种挺随便的效果。米海尔不好意思地评论说，那天早晨穿的蓝色羊毛裙让我看上去更女孩子气，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

“你今天早晨好像也不一样。”我说。

米海尔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坐在阿特拉咖啡馆时他也一直没脱。他的双颊刚在外面冻过，显得容光焕发。他身材瘦削，脸部棱角分明。他拿起未点燃的烟斗在桌布上来来回回勾画着，那摆弄着烟斗的手指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他已突然后悔对我衣服所作的评论。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失，米海尔说他觉得我是个漂亮姑娘。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烟斗。我并不特别坚强，但是比起这个年轻人我还是要坚强一些。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说。

米海尔说：

“我没在帕尔马赫中打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1943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啥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你喜欢的我今早穿的那件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

“没有，”我说，“我没烦。我喜欢这个样子。”

米海尔问我这样回答是否只是出于礼貌。我否认了。我求他再多讲讲他父亲。我说我喜欢他讲话时的样子。

米海尔的父亲朴素而又谦逊。他自愿牺牲晚上时间管理霍隆工人俱乐部。管理?就是摆放板凳，整理单据，复印通知，会后捡烟头。要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见面或许是件好事……噢，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他为重复此话惹我心烦表示歉意。我在大学里学什么?是考古吗?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住在阿赫瓦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家里。上午我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撤拉·杰尔丁幼儿园里任教，下午去听希伯来文学课。但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

“学生和谨慎挺押韵。”米海尔力图显得机智以避免话题中断，故而耍起玩弄词藻的把戏。但其用意却不太清楚，他想方设法再作解释。突然，他不再说话，用不太熟练的动作很恼火地点燃他那顽固的烟斗。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倒蛮开心。当时，我依然反感朋友们所崇拜的那种粗俗男人：那些壮得像笨熊、对你倾泻虚情假意的帕尔马赫人；还有那粗胳膊粗腿的拖拉机手，他们酷似从沦陷城市掳掠女人的抢劫犯，从内盖夫风尘仆仆地一路赶过来。我喜欢于一个冬天的夜晚看学生米海尔·戈嫩在阿特拉咖啡馆的窘相。

一位名学者在两个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咖啡馆。米海尔伏在我耳边低声说出学者的名字，他的嘴唇几乎掠过了我的头发。我说：

“我现在能够看透你的心思，猜中你在想些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下面该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这儿离开后又该上哪儿呢?’对不对?”

米海尔像个偷糖的孩子被人抓住似的突然红了脸。

“我以前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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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以色列地处亚洲大陆的两端，两国之间的了解也像隔着崇山峻岭。

不错，我们知道上帝与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等立约，犹太人做了上帝的选民，雅各与上帝摔跤易名，才有了以色列“十二支派”。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的历史苦难深重，饱经沧桑，数千年颠沛流离，几度遭遇灭顶之灾，直至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才获得一块栖身之地，并于1948年5月宣布独立。

我们也许更清楚犹太民族的文化神秘幽远，种下了一个具有探索价值的犹太文化之谜，即两千年前就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宗教经典《旧约》。它不仅记载着上帝耶和华与犹太人的契约关系，实录下犹太人上下求索、艰苦创业、兴邦立国，乃至身经离乱的命运，同时也不失为文学总集。古老的希伯来文化一向被奉为世界两大文化源头之一。近代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分别从社会、科学、人本领域对近代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不胜数的犹太人从不同方面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以色列当今社会的真面目，当代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谁又知多少?

文学是借助审美手段反映现实生活与作家心灵历程的独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了解社会与人的一个窗口，是沟通民族心灵的一座桥梁。每个民族的文学均负载着那个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阿摩司·奥兹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作为作家，他不但杰出，而且相当“以色列化”。

阿摩司·奥兹出生于1939年。父母在排犹声浪四起的30年代，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俄国和波兰移民到以色列，梦想在巴勒斯坦找到自由的“希望之乡”。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博学多才，嗜书如命，懂十几门语言，一心向往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范妮娅漂亮贤惠，多愁善感。

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逮捕，宵禁，搜查，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故事讲的都是耶路撒冷的过去和沦陷。据奥兹回忆：“父母将我送到一座希伯来基础小学，学校教我缅怀古代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并且希望它在烈火与热血中复兴。”在那个躁动喧嚣的时代，奥兹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英雄”。

十二岁那年，母亲自杀，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奥兹童年的梦想，而且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奥兹本来就和父亲不和，母亲故去后，他对家庭的反叛意识愈来愈强。十四岁那年，奥兹离家投身到胡尔达基布兹，并把自己的姓氏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文意为“力量”。在那个颇具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世界中，奥兹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基布兹将其保送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按奥兹自己的意愿，他想继续攻读硕士，但未被批准。他只好回到基布兹教书，并从事写作。直到后来功成名就，他才到英国牛津求学，获硕士学位，后又获特拉维夫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奥兹因儿子患哮喘病不得不离开生活多年的基布兹，搬到南方沙漠地区的阿拉德小城居住(据说沙漠地区的干燥气候有利于治疗哮喘)，不久便被本一古里安大学聘为文学系教授。

阿摩司·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他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经典作家及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早在耶路撒冷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期间，他所作的诗歌和小文章便经常见于学校报刊。在基布兹时，他利用休息时间勤奋写作，后来每周得到一天特批的写作时间。自60年代登上文坛后，奥兹先后发表了十余部长篇小说《何去何从》(1966)，《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沙海无澜》(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费玛》(1991)，《不要称之黑夜》(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咏叹生死》(2007)；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恶意之山》(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曾获多种文学奖，并于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获以色列国家文学奖。

……

完成《我的米海尔》初译稿是在我抵达特拉维夫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第二十月。

说起来不失为一种奇妙的巧合。1994年10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丁斯坦教授率代表团初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常务副院长汝信研究员签下学术交流协议。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命定在天，我竟在面试时被当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兼东亚系主任、中英比较史专家谢爱伦教授选中，遂于1995年10月中旬只身飞往旧日“希望之乡”而今却战患频仍、纷争不已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一边协助东亚系教古代汉语，一边主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

以色列朋友告诉我，“希伯来语是能够与上帝对话的惟一语言”，而我则叹惜这上帝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最初同新移民一起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从基本的字母、单词到简单的句型、语法，酷似婴儿学语。新移民虽来自不同国家，但许多人自幼便唱诵《托拉》和赞美诗，可谓老师一点即透。而对从零起步的我，美若天籁之音的希伯来文仿佛谶言讳语，难以理解。诸多华人学子在一级级淘汰考中的失利令我忧心忡忡。也就是从那时起，在特拉维夫这座终年绿茵叠翠、姹紫嫣红开遍的海滨城市，我这个从15岁起即开始跻身中文系殿堂的人才真正领悟到何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何为思乡伤怀。夜晚，挑灯夜战自不必说，偶尔，独自伫立空旷的平台，聆听地中海阵阵涛声，远眺天涯深处故乡之所在，不免心中怅然，慊慊思归。就这样一天天捱到尝试用希伯来文阅读的1996年夏。

友人推荐给我的是约书亚的《面对森林》，但此篇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有些沉重。我想到奥兹的《我的米海尔》。1996年春季在特拉维夫大学留学生中心学现代希伯来文学时我读过该书英译本，并看过电影，感觉相当不错。果然，希伯来文版开篇那简约优美的行文又一次将我带入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新鲜世界。我于是边读边尝试着将其译成中文，想将它献给中国读者。

不料一段时间过后，希伯来文老师给我拿来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奥兹的五部作品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消息，其中包括《我的米海尔》，撞车事件发生了。远在国外的我一面请《世界文学》编辑部朋友帮助询问是哪家出版社欲出此书，是否已找到译者等事宜，一面决定忍痛放弃这丹青初染的“半壁江山图”。1996年8月，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文化处一秘车兆和先生邀我同访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从曾与我们《世界文学》合作过的尼莉·科恩女士那里得知，南京译林出版社计划出阿摩司·奥兹选集，目前正在筹划中，可能尚未找到译者。我在她的建议下致信译林，自报家门请缨。译林毕竟是译林的风格，我那封异国来信经几位同志辗转，三周后便得到回复。于是，我便在上帝脚下，用我们古老的文字同“先知”(指本书作者，他的名字阿摩司取自《旧约》一先知名)及“选民”(指犹太人)继续一种特殊的交流。

翻译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原作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语气、文本意义、文化背景及民族精神，以便在人物与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国几代翻译工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堪称理想的境界，但欲达此种境界则十分困难。曾同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执教、称得上语言天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文化。”我深有同感，文化语境的差异是翻译过程中最难逾越的一大障碍。阿摩司·奥兹的语言“十分激越”(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格肖姆·谢克德语)、“丰富”(作家约书亚语)，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面。有些词语在希伯来文中本来有意义，如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汉娜”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节日”、“快乐”之意，只可惜这种神韵用英文和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出来。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

许多事就是无巧不成书。1996年秋，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我有机会能够在课后蒙他点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听众往往提前半小时便去排队，等候入场，容纳五百人的讲堂整整一学期爆满，常常是掌声不断。

许多人说，他们不仅喜欢读奥兹的书，而且喜欢听他说话，难怪以色列前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称奥兹有“外交部长的天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2月，我应本一古里安大学之邀前去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群情振奋，高潮迭起。奥兹好友西蒙·佩雷斯前来助兴，并在闭幕式上讲话，较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现象，奥兹本人则大谈创作《我的米海尔》的经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与著名的英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被安排在同一轮作发言。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他，由于我的希伯来文水平不够，所以一直参照他的英译本，这位造诣深厚的剑桥学者莞尔一笑，答道：“谢谢你，能够帮你我非常高兴。”那温文尔雅的君子风范令我迄今记忆犹新。

奥兹不仅帮我解决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点，而且多次鼓励我要在希伯来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里坚持不懈。说实话，我很幸运，正是围绕《我的米海尔》一书的种种工作，我才步入了真正的希伯来文学世界。希伯来文比较简洁精练，词汇意义十分清晰；英文的词汇意义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丰富。初译此书时，我的希伯来文刚学至三级，没英译本则无法工作。一年后，希伯来文达到六级，光持英译本则让我有点隔雾看花的感觉，不敢贸然下笔，但愿这是一个进步。译林出版社那位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已经熟悉但是从未谋面的顾爱彬先生不时交给我支支令箭，也无形中促使我在这个世界中向前深入，至少在对阿摩司·奥兹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与把握上是这样。

而今，我已结束特拉维夫大学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欣然回国，继续从事我所喜爱的编辑译介工作。《我的米海尔》一书也经过长途跋涉，在问世30周年之际得以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了。

夜阑人静，往事悠悠，命运之神就是这样在砥砺人拉紧生命的纤索、咬住牙关前行。我作此后记，意在记住自己最初步入希伯来文学神殿的甘苦，记住与阿摩司·奥兹、尼古拉斯·德朗士、译林出版社的一段书缘。

应该说明的是，《我的米海尔》在翻译过程中参照了1968年特拉维夫阿姆·奥维德希伯来文版、1976年纽约班塔姆图书英文版、1991年伦敦维塔奇英文版等多种版本。英文版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等方面总体上保持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其中第3章、第40章、第42章等较为明显)，不同的英文版本之间也略有变动。奥兹本人也曾宽容地允许我省略一些地名，允许我对行文中不太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地方稍加调整。但为了让读者看到原书全貌，我还是决定将所有地名译出，译名按1968年希伯来文版及1991年英文版加以统一。

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向前文提到的有关人士，向我曾经工作学习过的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希伯来文学系、希伯来语言研究中心(乌勒潘)、留学生中心，向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本一古里安大学阿摩司·奥兹图书馆，向我在国外求学之际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师长、同事和亲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钟志清 1998年元月于北京

一部我们无法简单评说的优秀小说。……看似日常和平淡的文字却饱含着成熟的魅力。它简短，表面似乎朴实，可它实际上给你暗示了一种含蓄内在的华丽，一种悬念重重使你不由自主想要追寻的华丽，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华丽……

——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