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波澜起伏、辉煌绚烂的壮丽画卷。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这一时期，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先后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理论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

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艰苦而曲折的十年，而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又是其中最为精彩和壮丽的篇章。

本书史实准确，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来还原历史的真实，红军反“围剿”战争，涉及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细节描写重要战役、战斗，并以简练的语言引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使读者中引发思考，获得历史的启迪。

总序/张震

第1章 红流汇聚

第2章 山雨欲来

第3章 诱敌深入

第4章 龙冈之战

第5章 风烟滚滚

第6章 追敌而居

第7章 横扫千军

第8章 千里回师

第9章 纵横捭阖

第10章 协力破敌

第11章 水上游击战

第12章 红3军重返洪湖

第13章 风雪大别山

第14章 主动出击

第15章 苏家埠大捷

第16章 红都瑞金

第17章 两次攻城战

第18章 宁都会议前后

第19章 黄陂伏击战

第20章 草台岗大捷

第21章 东方军入闽

第22章 黎川失守

第23章 福建事变

第24章 痛失广昌

第25章 跨过于都河

第26章 两翼失败

第27章 雁荡悲歌

第28章 转战湘鄂川黔

第29章 撤出鄂豫皖

第30章 血战漫川关

第31章 开辟川陕

第32章 反六路围攻

第33章 驰骋黄土高原

参考书目

后记

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

重要战役、战斗要图

第一章 红流汇聚

上海红军代表会议——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兵团，开始战略转变——“立三路线”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南昌城下毛泽东虚晃一枪——主动援助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成立——二打长沙不成，主动撤围——袁州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十万工农下吉安

1930年5月，上海。

在英租界的赫德路上，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四层红砖楼房。从门口挂的招牌看，这是一个医疗诊所，偶尔进出的一两个人也身着白大褂。然而外人不知的是，这座外表普通的红砖楼房，内部却有另一番景象：楼上的走廊和房间装点着红色的鲜花和布幔，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原来，这座楼房早已被中共地下组织租用，往来的“医务人员”其实都是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乔装改扮而成。楼内火红颜色的装饰，是为了庆祝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是一件大事。

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三年前的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血腥屠杀吓倒，他们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在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浪潮。在大多数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转入农村，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如今，经过将近三年的艰苦斗争，革命形势大为好转，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走向复兴的局面。

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13个军。其中最大的一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他们创建的赣南、闽西苏区也是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此外，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统一红军编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红军没有统一的编制，各苏区的红军自行命名番号，以至于出现了三个红4军、三个红6军的局面。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制订了编组红军的计划，统一安排了第1军至第8军的番号。不久，中央军事部正式更名为中央军委，于4月15日颁布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了适应环境，便于协同作战，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构。这次在上海召开的这两个重要会议，就是要总结各苏区三年来的斗争经验，统一红军编制，研究如何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中心，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这样两个大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大量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会议召开前，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先派人到各苏区，给每个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然后各苏区的代表们乔装打扮，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各地奔赴上海。到上海后，代表们分住在不同的旅馆里，等待中共中央派人来接头。到达会场时，根据各人特征，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

在赫德路这座红砖小楼周围，中央特科布置了武装便衣队，楼下是一些同志扮成的小摊贩，时刻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以防意外情况发生。甚至在楼上还准备了很多汽油桶、酒精桶，楼后租用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而正式会场则布置成赌场，放了好几副牌九、骰子，紧急情况下还可以伪装成赌博的样子。来自各苏区的代表们看到这番景象，不禁感叹：党中央长期在大城市工作，需要如此警卫森严，真还不如搬到苏区工作方便。①

这两个会议，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的。虽然此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他水平不高，加之主管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李立三在负责。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李立三笃信马列主义，但由于长期从事城市工作和组织工人运动，他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斗争策略的制定都表现出“左”倾急躁情绪。比如，李立三对于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以及赣南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重视，认为在农村搞苏维埃运动只不过是配合城市斗争的辅助力量。他也不赞同什么“依托农村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的政策，而是期望在短时间内来个全国“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所以，他的目光始终盯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

从1929年下半年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1930年2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定为准备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从那时起，李立三等人连续发表文章，不断提出“左”的错误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为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如今，李立三作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正要借这两次会议推广他的主张。

而这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膨胀。就在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一场新的军阀大战刚刚爆发。几个月以来，以控制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广东的李宗仁、张发奎等军阀为代表的反蒋派，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剑拔弩张，双方都想争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控制权，闹到最后只得兵戎相见。这场大战规模空前，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余万人，战场涉及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对军阀混战早已司空见惯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次中原大战竟然持续了半年之久，双方死伤约三十万人，军费支出达到5亿元。中原大战的爆发，对这些地区的百姓而言是一场沉重灾难，但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纷纷调离原地，红军面临的压力大大减轻。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李立三进一步确信，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

1930年5月中旬，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首先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应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并解决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会上，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统一了全国红军的编制和组织系统，确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班，并指定了军团主要领导人。编组正规军团，标志着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形势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红军的这次战略转变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对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李立三的结论是“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至23日，代表们又在这座四层楼房中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会议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依然是李立三“左”的那一套：“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

会议结束后，来自各苏区的代表踏上归途。为了加强苏区的领导，党中央也派了不少干部与苏区代表一同返回。6月11日，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也标志着“立三路线”在党中央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最令人激动的口号莫过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决议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种单凭主观愿望、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付出了惨痛代价。P1-5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从诞生之日起，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经过长达22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谱写了一曲天翻地覆、乾坤更替的壮丽史诗。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和军队专家学者共同策划、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问世了。当看到这部14卷15本的恢弘巨著时，作为亲身经历这支革命军队艰难历程的一名老战士，我仿佛又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波澜起伏、辉煌绚烂的壮丽画卷。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这一时期，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先后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在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主力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革命转危为安，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则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总路线和持久战的总方针，并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总决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果断发起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随后向全国进军，展开战略追击，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中国革命战争长达22年，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条件之艰苦、历程之复杂、胜利之辉煌，为中外战争史所罕见。在指导这场战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但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军事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包含着亿万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与创造精神。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有过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这一思想体系之所以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是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特贡献分不开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在井冈山斗争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基石；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理论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就已经产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名著，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但坚持了8年之久的敌后抗战，消灭了大量日伪武装，而且自身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大量军事著作和文电，进一步丰富了积极防御和运动战思想，而且创立了转入战略进攻、进行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系统理论，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历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与伟大。其中所蕴涵的战争指导真谛，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思想源泉。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的伟大军队。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朱德同志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同志等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75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800名。这一千多名将帅，无不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沙场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战略战术上高敌一筹，而且能以高昂的士气压倒一切敌人，从而创造出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些战争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广大官兵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崇高信念，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人民军队这种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是激励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每当回想起当年这段血与火的斗争历史，我便常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既包括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者，如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左权、彭雪枫、罗炳辉、杨靖宇等同志，也包括千百万的史书上不见姓名的烈士。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次战役、战斗中，先后有一百多万指战员牺牲于战场，仅师以上干部就有两千多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牺牲时都很年轻，风华正茂，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那一代中国人“我以我血荐轩辕”、以身许国的真实写照。没有这些先烈血染疆场，就不会有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革命战争史，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宝库，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为了全方位描绘中国革命战争史，从1995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开始策划并着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历时寒暑12载，终于完成了这项宏大工程。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最好纪念。《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这套丛书，共包括14卷15本，分为土地革命战争纪实(4卷5本)、抗日战争纪实(4卷)、解放战争纪实(6卷)。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具有专业功底的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科研与教学人员。他们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把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更好地把握今天、面向未来，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张震

二○○七年四月

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艰苦而曲折的十年，而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又是其中最为精彩和壮丽的篇章。本人从事我军战史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十余载，讲课中经常引用红军反“围剿”中的经典战例，可以说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但此次以纪实的笔法描绘当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次新的挑战。

在构思提纲和动笔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确定了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要做到史实准确。纪实作品的要旨是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来还原历史的真实，但不能凭空捏造或歪曲历史。红军反“围剿”战争，时间跨度长，又涉及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党史、军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相互交叉，历史人物众多，对史实的把握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问题。为此，我反复阅读了权威性的党史、军史著作和历史档案，做到对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定位了然于胸，这不亚于一次对我军战史的重新学习。二是在突出可读性的同时，兼顾思想性。细节的描写在纪实作品中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记述重要战役、战斗时，细节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但我想，读者并不会仅仅满足于历史场景的再现，他们也希望从中弓i发思考，获得历史的启迪。因此，我在叙述一些重大事件、精彩战例之后，往往以简练的语言引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总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颂扬人民军队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以期读者在思想上能有所收获。三是全方位运用史料，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和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原始档案、文电、我军将帅的革命回忆录，以及党史、军史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了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现当年这段斗争历史，我还特意参考了若干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史料，这些国民党军将领曾亲身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他们以对手的身份描述了红军高超的战略战术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正、反两方面资料的交替运用，可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不过，这几个方面的标准是否达到，还要请广大读者检验。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中将，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范震江少将、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张伊宁少将，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王新生研究员以严谨的态度仔细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侯春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令我深受感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由于本书的写作多半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进行的，我的妻子邹敏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承担了所有家务。我的岳父、岳母则主动帮助我们照顾孩子，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有关的战史资料、著作、文电和回忆录，正文中所引用部分均已注明出处。此外，历史图片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第一卷)，附录部分的战斗序列表，战役、战斗要图引自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有关资料。这里特此说明，以表感谢。

王志军

二○○七年二月于北京红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