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它以现代化为指向与核心，从政冶、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军事、习俗诸方面重新观察并叙述了1800年至1949年的这段历史，全方位地描述了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宏观全景和内在脉络。本书以其视野开阔，结构新颖，立论鲜明，材料扎实，文风从容的特点在专业工作者和非专业读者中获得好评。

历史翻过了20世纪，进入了新的一页。本书作为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在学术转型的年代得到了史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肯定，同时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本著作。本书2006年的再版，既是对于过去研究的回顾，更是对于未来探索的推动。

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变迁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亦非面临外侮时的“冲击一反应”过程；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延续。

自1800年起的一个半世纪里，在严酷的运作背景之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酝酿、肇始与起步，既有后发展国家普遍遭遇的困境、也存在着中国文明独特的沉重遗产。

当历史的时钟被拨到1949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自1800年以降的那段历史的影响却久久不会消散：1949年以后的所有历史都可以在这渐渐远逝的一个半世纪中找到最初的基因和起点。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十来个春秋。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解收的力量，曾经风靡于中国学术界。本书即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一群知识分子依据现代化理论进行探索的结果。

总 论／许纪霖 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与反应性质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运作背景

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

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社会分层与现代化动力群体

文化危机与思想冲突

第一章 巨变前的社会经济景观／何清涟

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渗透

人口压力下社会经济的病变

中国与世界的贸易

第二章 新思潮的萌动／李长莉

传统文化观念与明清士风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西学东渐

洋务思潮与“尚富强”的新价值观念

“中体西用”思想模式中价值观念的对峙

第三章 危机中的政治嬗变／朱庆葆

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秩序

西方冲击下政治传统的裂变

王权危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

王权危机之二：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四章 中国工业化的发轫／吴柏均

外资近代化企业的建立

工业化中的公营企业与政府作用

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二元的工业发展道路

第五章 士大夫的流产变革／杨念群

政治嬗变的前提

维新群体之三大政治变革模式及其后果

戊戌变革的社会氛围

维新运动的回响：中国近代变革的双重取向

第六章 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何清涟

新型社会集团的出现

通商口岸：中国的现代化中心

《马关条约》后的全方位开放

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

第七章 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陈少明

旧传统与新思潮

古经新释：民族危机中的使命感

佛法人世及其结果

山呼海啸，西潮东卷

第八章清末新政：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陈达凯

教育改革：从废科举到兴新学

新式军队的形成

预备立宪运动的进程

走向近代法制的开端

第九章 “新政”的替代物——革命／李秀领

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士绅阶层的政治疏离

地方势力的坐大与中央财政危机

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第十章 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孙立平

清王朝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解体

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政治设计

袁世凯：从总统到皇帝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与价值重建运动／毛丹

民初社会的价值紧张

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

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

从人性批判到社会改造

第十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杜恂诚

军阀政府对经济的失控

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经济环境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

资产阶级团体及其政治影响的加强

第十三章 “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思潮／高力克

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

“问题”与“主义”之争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第十四章 军绅政权和国民革命／王跃

权力危机中的军绅政权

“法统”之争背后的权威真空

五卅运动：广泛的社会动员

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

第十五章 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高 华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社会控制的强化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

发展国家资本和开发国防工业

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的国家化

币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

第十七章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张益民

国民政府对农村渗透的失败

国民党的土改与顿挫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

改造乡村道路的多元探索

第十八章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的颠覆

国民党的党治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主体文化变革的奠基性努力

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

第十九章 国民政府的战时集权／陈廷湘

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强化

政治过程制度化的努力

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无序化

集权面临的挑战

第二十章 战时统制经济／刘方健

战时经济下的资源分配与商品输入

统制经济对民间工业的影响

国家资本的畸形发展与结构性腐败中的官僚资本

从通货膨胀到财政总危机

第二十一章 文化的价值重建与政治抉择／高瑞泉

终极关怀的玄学重建

自由主义的理念

权威主义的恶性变形

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胜利

第二十二章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许纪霖

战后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尝试

昙花一现的战后自由主义运动

国民党组织的自我解体

后记

2006年版鸣谢

在中国现代化行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思想危机。现代化的变迁自然包含着文化层面的结构转换，然而出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危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西学的冲击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及价值失范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些外缘性动因在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曾普遍出现过，但并未导致中国式的全面思想危机。像日本通过对神道和儒学这些传统价值的重新阐释，发掘出了支撑日本现代化精神的本土资源，最终以“和魂洋才”的中介形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顺利地走上这条中兴之路呢?

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地位。关于儒学的内在结构，按照宋人刘彝的说法，可分为体、用、文三个部分。“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相当于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三个次生系统。不过，体、用、文在儒学内部并不具有独立的思想形态，也未得到自由的理论展开；相反地，却被融于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有机宇宙论图式之中。这种“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学说通过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将精神象征系统(伦理道德规范)、社会象征系统(宗法血缘关系)和政治象征系统(普遍王权秩序)高度整合在一起，从而以伦理一政治一体化的人治主义政治模式为整个大一统结构提供了合法性的价值基础。而作为大一统中枢的王权又倒过来支撑了儒学在精神领域的垄断性地位。

儒学自先秦原儒诞生之后，曾有过两次大的流变。第一次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它以自然神秘的天道演绎出普遍适用的王道，在两汉确立了官学的地位。中经魏晋南北朝的衰落，到宋明程朱陆王以伦理本体的形而上学重建儒学，实现了第二度中兴。不过到了清代，儒学又重现疲软之势。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思想困境。

对儒学的挑战最初并非来自西学，而是源自儒家学说本身。清代，虽然宋明理学据有官学的地位，但在民间学术中经学考据却成为清学的主流。考据学原是作为理学的补充而出现的，即为理学作学理的论证和考辨，后来逐渐独立，成为对空谈性理的理学之反动。*经过几代学者的细考穷究，到乾嘉后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已有山穷水尽之势，以后一部分思想活跃的学者就将兴趣伸展到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以及佛教那里，并且从训诂重新转向对义理的探求。晚清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思想中的“异端”成分与其说来自西学，不如说主要来自佛教。正如梁启超所言，整个清代学术史，乃是一部“以复古为解放”的历史，“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西学尚未上阵，儒学的气数已然殆尽。

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将道德性的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却对政治性的外王之道无所贡献，以至于许多“醇儒高谈心性，极高明之致；一涉政务，便空疏之极”。清代的考据学更将儒者锁闭在书斋经典之中，不问世事埋头注疏，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宋之后皇权膨胀、道统式微在文化上的反映。本来，儒学有可能成为纯粹的道德宗教，然而这与内圣外王、学以致用的原儒精神是相违背的。到了晚清，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人们开始不再以陈义高下的道德标准，而是以是否能够富强救国的功利尺度来考虑问题。这种从理向势，从义向利，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移的趋势，使儒家的精神开始功利化。求变成为当然之势，起先从器物层面，随之到制度层面，最后一步步逼近价值层面——纲常名教，儒学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

如同汉晋之际的第一次危机一样，晚清的儒学第二次危机就其发生学而言仍然是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危机，一部分感觉敏锐的儒者开始将视线投向外来之学(佛教或西学)。当本土文化还充满着生机时，异域文化只能处于一种被异化的地位，而不能形成积极的挑战；只有当本土文化日暮途穷时，异域文化的冲击才会显示出某种摧枯拉朽的力度。中西文化碰撞早在明末即已发生，但中国文化的危机却迟至清末才出现，其原因就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思想危机降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表现出一种激烈反传统倾向，即全盘否定作为主体文化的纲常名教。“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颇为罕见，但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并非首例。早在魏晋时代就有过一次预演，当时的“竹林七贤”对名教的态度丝毫不逊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青年。当然，反传统的勇气和资源并不一定要借助于西学，事实上，19世纪末谭嗣同以佛教批判名教的激烈和彻底程度同“五四”时期相比已是不分伯仲。只是到了“五四”时期，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全盘否定名教才从个别人的行为演化为知识群体大规模的行为，思想危机开始表面化、剧烈化。这一思想危机是全方位的，它包含着文化认同、价值意义和意识形态三个次生危机。围绕着克服危机和文化重建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关政治集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不断的论争。

P21-23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十余个春秋。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解放的力量，曾经风靡过中国学术界。当年，我们这批有志于“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中青年学人，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感染，在寒风凛冽的严冬时分，聚集在黄浦江畔，集中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智慧，合作撰写了这部《中国现代化史》。

十余年过去了，历史也翻过了20世纪，进入了新的一页。作为一本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在学术转型的年代，竟然得到了史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好评(国内同仁的类似著作后来也出版了若干)，在当时是我们不曾预计的。本来，早在1990年代末，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计划，考虑一方面组织全国有关一流专家学者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化史》第二卷(1949—1978)，另一方面修订第一卷，特别是补充原来比较薄弱的社会史研究部分。虽然我们G经拟定了写作大纲，落实了基本的作者，并约定了交稿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国家对大学投资力度的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跃进式的发展时代到来，国内一流学者研究工作之繁忙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种闲暇和彷徨恰成了鲜明对比。不少学界朋友忙于体制内的学术研究，无法再像十多年前那样，全身心投入“草台班子”的民间写作。因此，修订计划一再拖延，至今不得实现。

或许，本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就让它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交给后来者批评和超越吧。不过，近年来我们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热情地表示阅读之后多有受益，但本书在书店脱销已久，热切地期望我们再版重印。承蒙学林出版社与万语文化的厚意，于是才有了这一新版的问世。

虽然由于精力所限，本书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修订，但在此新版出版之际，依然想就中国现代化这一问题谈一点最新的想法。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有一个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研究转型。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何为现代性?马科斯·韦伯将之解释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中世纪的神魅世界中脱魅，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然而，对于中国启蒙运动来说，现代性除了与西方社会相似的世俗化过程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含义。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启蒙者更多地用的是现代化，而非现代性。这两个词在语用学上的区别，不仅是前者着重历史的过程与后者更注重规范的理解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它们各自所针对的语境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最早出现在世俗化了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虽然在现代化内涵的具体解释上它们各有不同，但现代化这一理念背后的思想预设却是一致的，即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言，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而现代性则是到了1994年以后才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系统提出并讨论这一概念的，不是坚持1980年代启蒙理想的那些启蒙派，而是对启蒙持批评和反思立场的后学派和新“左”翼，并从此成为这两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意识之一。相反地，高举启蒙理想大旗的自由派对现代性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讨论的热情，他们还是以1980年代的现代化的思路回应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可见，1990年代的现代性与1980年代的现代化没有直接的渊源性，反而属于相反的问题脉络。如果说1980年代的现代化主要针对的是所谓传统与中国，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西方的话，那么，1990年代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显然与后现代思潮和反思西方现代化有关，现代性正是后现代挑战现代的产物。如何反思现代性本身，成为现代性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晚清到1980年代，现代化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理解。中国启蒙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建立在两个二元的思维模式基础上，一个是在时间关系上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另一个是空间关系上的中国／西方二分法，而这两种二元的思维模式背后，却分享着同一个一元论的历史发展目的论的思想预设。也就是说，从晚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到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以及从“五四”到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都建立在线性的一元论历史观基础上，如何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在传统社会主义那里，西方的目标置换为苏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必经之路。

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虽然颠覆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取而代之以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但这些现代化被描绘为是一系列中性的、可量化的指标，依然是线性一元历史观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历史目的论色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如有的学者所描绘的“一种时间性的空问关系”，现代性程度有差别的中西关系。现代性理论以中性的理性化为特征，将空间上时间并列的文化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1980年代文化热的核心主题是所谓的中西文化比较，这一比较背后预设着在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流行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共同预设。

1980年代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其历史的内涵为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与否定。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兑现，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走向了现代。这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焦虑，开始反思现代化目标本身。而1994年以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

今天，当我们从各种各样的西方中心论中突围，以多元现代性重新铸造自己的理论出发点的时候，是否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最终的解决?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多元现代性依然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以及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紧张，从而有效地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本土性问题。当多元现代性论者将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美视作是两种“去时问性”的空间并置的文明，并积极寻找其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又如何在规范和经验上证明现代性本身的通约性?假如没有普世性的可通约之处的话，所谓现代性的意义又在哪里，而不同的文明之间又如何形成共同的关怀和对话?

问题的困境似乎在这里：假如我们对现代性作本质主义理解的话，那么只能承认欧美是现代性的唯一普世性标准，而假如我们拒绝对不同现代性的通约规范作普遍理解的话，又会陷入相对主义陷阱。我们如何走出这两难困境?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现代性的规范意义上，它呈现出“家族类似，，的性质：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为家族所有成员全体分享的，但总是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为大部分成员所共同拥有。现代性的家族不一定在所有特征上完全相似，但他们面对着同一个地球，拥有共同的关怀，并以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建立了对话的可能性。然而，在各自的现代性实践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经验的不同，现实情境的差别和对现代性理解的不同，势必又呈现出既趋同又有差异的多元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199()年代中国思想界对现代性的任何偏激的理解，无论是“全球价值”的本质主义还是“多元文化”的相对主义，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

就像1980年代的现代化一样，1990年代的现代性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分野的基本路标。正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是特定的人群的志愿的选择，是一种归属关系并表现为一种任务。当现代性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时候，各种思潮不管其是否自觉，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其态度。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有坚持以欧美为中心的普世性现代化目标的自由主义，有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多元现代性，也有全然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复杂而多元的面相给现代世界所带来的进步、秩序和倒退、混乱，不仅撕裂了原本有着“态度同一性”的中国思想界，而且使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内心也充满了冲突和紧张感。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化，还是个体内在的心灵冲突，都证明了现代性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巨大的自我冲突。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以其自我限制的方式展示其历史的悖论，这也是启蒙运动的自身命运所在。

就此而言，当现代性替代现代化，成为重新发现中国和理解中国的基点所在的时候，问题不是变得豁然开朗，反而是更为扑溯迷离了。事实上，任何豁然开朗都是某种非历史的“后见之明”，而扑溯迷离倒反而更接近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需要作一些基本的理论反省，继续追问多元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本书真正意义上的修订有待这一工作的完成，从而获得一种可靠的、自明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具有某种过渡的、临时的探索性质，虽然作为开风气之作，依然是有价值的、不可或缺的。

本书作者之一贾新民先生不幸过世，他是本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借此我们表示深切追念。

               本书主编谨识

              2006年7月初于上海

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领域，无论在观点、方法方面，还是在课题、史料方面，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突破。因此，我们邀集了学术界部分有专门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分头就各自熟悉的专题合作撰写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的阅读对象是非专业领域的读者。读者若有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的兴趣，可以阅读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专业书籍与论文。

本书所表现出来的所有优点和缺憾，都多多少少反映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例如，社会史领域内的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以前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就是两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起步，本书未能收集到较为成熟的学术成果，这一缺憾唯有期待以后再版时加以弥补了。更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的酝酿与组稿是在1989—1990年间，完稿是在1992年。在那以后，关于本书中各个专题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这本“旧著”表现出极大的但暂时又不能改正的不足。这同时也说明，前进中的历史是如何在推进着那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城市排水管理处、上海椰露娱乐村的鼎力支持；感谢王元化、丁日初、乔林、姜义华、王家范先生等学术界前辈和领导的热忱关心；感谢萧功秦先生对撰写中国现代化史的首倡、设想和启发；感谢严博非先生在本书早期筹划时的贡献；感谢林耀琛、王晓华、陈昕、赵孝思、冯芝祥、赵立新先生在本书撰写与编辑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这一研究工作的学术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本书的面世是难以想象的。

以这样一种形式撰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首次。我们诚恳地期待着海内外学术界同人和读者的帮助。

                  许纪霖陈达凯

                  1995年4月三校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