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1897—1977)，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战士，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深沉凝重的笔触，珍贵的私家老照片一一随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你将走入一段远去的时空，亲灼章乃器及其故友旧交们的音容笑貌。这些文化名人性格各异，其声音如今渐成绝响，留下的惟有历史的悲怆……

年华似水，冲刷不掉的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本书是作者近年部分作品的首次结集，发表前已作最新增订，并收入了其父章乃器的几篇回忆录。

自序

风雨故人

 “七君子”的大结局

 有罪的言者

 历史尘封的哲人

 乱世逸民

 寂寞身前身后事

 康有为晚年的“天人之学”

 文武二老

 “二字天真君谥我”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见闻访谈

 却忆当时年少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附录

 半个世纪前的名人通讯录

 我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经历

 我与青年

 我和救国会

 抗战初期在安徽

二 对苏表态，最后晚餐

中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得到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极力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抽出兵力巩固中国战场，进兵东南亚，从英、美、荷等国手中争夺殖民地和战略资源。而斯大林为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也不愿同日本发生战争，希望把日本的进攻矛头引向南洋。苏联继签订《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7年8月2()日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除法西斯国家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斯大林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作出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抉择，除在国际法法理上违约外，也背弃了“胜利了的民族应该为解放被压迫民族作出更大牺牲”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使中国成为这一条约的最大受害者。

条约签订后，中外舆论哗然，也给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困扰。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是强调既团结又斗争的；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对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共不能不发表声明，维护苏联的威信。同时又重申：“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际上表明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

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时曾联名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苏联的这一做法“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并从法理上对条约的内容提出质疑，要求作出解释。

据王造时回忆：“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情的结果，认为救国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然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①，除邹韬奋因生活书店被压迫已潜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早在史良家里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记得陶行知声明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是赞成的，但不赞成公开发表，故未签字。”①

签字的信件共有两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苏联大使潘友新转交斯大林，另一份则由王造时送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交中央社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后来救国会恐该信被利用作为反苏的口实，于是又安排收回了这一信件。关于此信的收回始末，有两种记载。

一是钱俊瑞说：

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沈钧儒)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讲清楚，对他的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以做一番宣传。”②

P8-10

本书不是人物传记，是介于回忆录与历史资料之间的文本。

现实者，流动之历史；历史者，凝固之现实。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人心中皆有自己的历史图象，有的是亲历的往事，有的是读史后对当时场景的怀想。而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身为研究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下岗学人”，多年来不断有人劝我写父亲的传记，但我不愿写。从专业的角度，亲属所写的传记与悼词、诔文、行状、墓志等属于同类，会因感情因素而难于客观，史料价值大多不高。有时我也不得不写一些父亲的传略，但往往是以第三人称落笔；写回忆录则比较放得开，可以注入一些感情。惟两者均力求叙事准确，征弓I史料皆有出处。

本书中涉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多被视为“最后的贵族”。但我家高祖以上世代务农，到曾祖这一代有过功名，不过耕读人家而已。其实不少的城市居民，三五代以上皆是农民。父亲曾回忆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乡下孩子”。他有草根性，一贯反对“血统论”，又自承修养差，自然也不会以贵族自命。

就通常的社会评价而言，“贵族”尚·无一定的标准，但多已广义化，非专指家谱学意义上的血统贵胄，大抵类于传统意义上博雅而有操守的“君子”。他们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不同于暴发户，故有“换血三代乃成贵族”之说。以今度之，不怕富豪是文盲，可怕的是没有分寸感。“贵族”的气质非财富所能赋予，也不是“贵族学校”所能出产——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

文化意义上的“贵族”教养与学养兼备，一般会比较低调：澹泊名利，闲适中感受人生；不尚奢华，体面中淡出品味；取之有道，竞争按游戏规则；恪守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富同情心，患难中济困扶危；时穷节现，隐微处无愧青天……。培育这类人需要人文的乳汁，非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所堪造就。在道德文化被摧毁之后急于发家致富，是一个民族的无奈与悲哀。

无论能否成为“贵族”，人生总有诸多遗憾，而最可怕的是生存在一个“以头立地”的时代。本书的背景年代，发生了不少头足倒置的事情，对习惯于用头脑思维的知识分子而言，浪费二十年的有效生命，痛苦是必然的。父亲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他坦然罹受了这种苦难，并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性格，也许正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

历史是客观的，人性成分少；记忆是主观的，人性成分多。但历史是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人。有些官修正史往往也不够客观，所以才会有回忆录、口述历史、传记文学等作为补充。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朋友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章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