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当今世界,地球变小,国际化加强,地域之外也有政治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因素,但仍然无法摆脱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由古及今,自中而外,遍观南北纷争,亦北胜南败居多,如美国南北战争,越南南北战争,德国东西统一(西北和东南)……其问现象不可不关注和思考,作者提出问题,考之察之,思之述之,描之写之。将一己之思,一思之得,一孔之见公之于众,作为引玉之石。当然,此只是提出问题,初步梳理。而其间深层规律及其影响,有待学者、政治家与大众共探讨之。
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
本书溯历史长河,对由分到合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描述,让我们溯源而上,展开历史画卷……
泱泱中国的历史走向,“经济南移,政治北向;由分到统,北胜南败”,汉族政权逐渐疲软,异族政权渐渐强劲,纵观千载,大抵如此,几无例外。本书第一次描绘了这一历史脉络,初步探讨并指出其规律性问题。用作者的一首咏史诗《统一趋势》可以概括为:大块中华难久分,南柔北劲势不均。从来一统如席卷,南举降幡北事君。
第二节 吞并魏国,连破韩赵
魏国是战国前期军事最先强大起来的国家。
因此,秦国最初的主要对手是魏国。
公元前424年,魏文侯最早实施变法,他尊田子方、段干木为师,重用了西门豹、李悝、乐羊和吴起等文武人才。吴起曾经杀妻求将被授以军权;乐羊更是屡遭诽谤、被魏文侯信用不疑,都是历史上用人而强盛的范例。
吴起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品行缺失的人。他在鲁国任将军时,时值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打算任命他为抗击齐国的主帅。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由此议而不决。为了得到信任,吴起竟然杀了妻子,“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招来了一大堆闲话,吴起受不了鲁君的猜疑,就投奔到了魏国。
魏文侯问李克日:“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日:“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李克也听到了关于吴起的闲言碎语,说他“贪而好色”,但并不应该因此而抹煞他的军事才能。魏文侯没有计较吴起的“缺陷”,断然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后来吴起用事实纠正了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看法。他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终于使魏文侯认识到他不仅“善用兵”,而且“廉平,尽能得士心”,于是任命他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用人诚信不疑,乐羊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魏文侯曾经令乐羊为将军攻伐中山国,攻了两年多居然未下,引得朝中官员议论纷起。有的说,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是中山君主的宠臣,乐羊哪里会破国毁子呢?有的甚至说乐羊与中山国暗中一定有勾结,不然以乐羊的本领,哪里会连一个小小的中山国也久攻不下呢?可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始终不动摇。不久,乐羊置自己的儿子的请求于不顾,攻破了中山国。原来,乐羊久围而不攻,为的是孤立无道的中山国国君姬窟,不忍城中百姓遭难。当乐羊凯旋回国之时,“文侯示之谤书一箧”,就是当时群臣状告乐羊里通外国的那些书信。乐羊被魏文侯信己不疑的诚心所感动,“再拜稽首日:‘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魏文侯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人才都涌向魏国。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政治、军事人才的帮助下,开创了魏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在秦孝公之前,魏国是秦国的劲敌。除了魏国变法强大之外,魏国的地理位置与秦相邻。黄河西岸,函谷关内,以至渭河、洛水之东,直至上郡,都是魏国的地盘。魏国四周没有天然屏障,易攻难守,但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与防御意识,还自己修筑长城与秦国相拒。吴起为将军时,几次与秦军交战取胜,魏国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
商鞅认为,如此局面,你死我活,不是秦灭魏,就是魏灭秦。只有先削弱或灭掉魏国,才能占据东进的桥头堡。因此,几乎二百年问,逼魏灭魏,据有黄河和函谷关天险,成为秦孝公到秦王赢政沿袭不变的既定目标,秦国的战略战术,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公元前340年,商鞅动兵大破魏军,逼迫魏惠王放弃安邑故都迁都大梁。公元前332年,在高压之下,魏把阴晋(今陕西华阴县)献给秦国。紧接着,公元前331年,秦国攻击魏国,斩首军士八万人,逼迫魏国把黄河西岸土地献出;此时的魏国大势已去。公元前328年,魏又把上郡的十五县全都割让给秦国。魏国已经是奄奄一息任秦国宰割的羔羊,对秦国毫无威胁了。到公元前224年,秦王赢政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魏国。
魏国的灭亡,主要原因为其地理位置毗邻秦国东南。对秦国构成直接威胁。
几乎同时,秦王赢政更加大张旗鼓地讨伐山东诸国。公元前230年,消灭韩国;公元前228年,攻取赵国,俘虏赵王;公元前226年,夺取燕国主要疆域,燕王被迫东迁到辽东,实际上已不成其为国;公元前222年,秦兵在辽东俘虏了燕王,燕灭;公元前223年攻取楚国都城;公元前221年,灭齐国,“六王毕,四海一”,“秦初并天下”,创建皇帝尊号,华夏历史上真正统一的大帝国秦王朝诞生了。P10-13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由分到治,走向统一,不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人心所向,是广大民众利益的基本要求。
作者自幼读书,长大学史,始终留意和思考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分治问题,尤其是由分到治的历史背景,统一走向,注意那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对比,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人才状况。在前贤今人没有专门研究的情况下,沿历史长河溯流而上,考察和描绘其中大略情形。竟然颇有始料未及的发现,一是大块中华,洋洋中国,南北分治居多,且多以长江为界(偶有以黄河、淮河为界)。尤其是,几番分裂,几番一统,结局统统是以北统南,北胜南败。即使南方社会稳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才俊云集,人杰地灵;尽管北方势力或政权匆匆登台,立足未稳,蛮荒草莽,文事不修,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制形态,都会形成对南方明显的高压,尤其是军事上的优势。他们一旦挥师南下,往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可阻挡。
秦国扫灭六国,结束战国纷争局面。汉武动兵南粤,实现了第一次南北分治后的统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鼎立,赤壁鏖兵,周郎施连环之计,诸葛亮乘东南之风,北方的曹操折戟沉沙,“不利”而退。但蜀和吴总体上无法改变明显下风的局面。曹操之盛,不可争锋,北方之强劲,胜于东南与西蜀。“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吴和蜀最后被北方的司马氏灭亡,三国归晋;南北朝分裂两百多年,至隋文帝杨坚厚积薄发,传檄讨陈,“北军闯进宫廷日,告急文书未开封”。南陈后主陈叔宝,醉生梦死的皇帝生活和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结束;北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卧榻之侧,不许他人酣睡”,兵伐南唐,势吞吴越。使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归于一统;而后,北南两宋在与北国辽、金的对峙中,由于地势改变,变北为南,形势随之大变,基本是被动挨打,处于下风。以致北宋被金国消灭,蒙受两个皇帝被俘的“靖康之耻”;岳飞抗金北伐,更由于皇家的投降政策而冤屈身死,遗憾千古;虽然,辛弃疾、陆游“北伐”呼吁连连不断,但“王师北定中原日”,成为望眼欲穿的梦幻,遗恨千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蒙古人接连灭金、灭南宋,都是北风呼啸、摧枯拉朽席卷南方的重演;至于明清之际,满清以区区之地,蛮荒之兵,向庞大的明王朝挑战,人关南侵,咄咄逼人,降洪承畴、挫李自成,继而以武力高压和强权制御中国。三藩被平,南明等分裂势力逐一被歼灭;康熙年间,台湾在经过武力和谈判交替使用后,以武力征讨回复中国,更是中国统一史上的光辉篇章。
南方政权,不乏有志于统一的仁人志士,历史上有过不少北伐,如诸葛亮北伐中原,祖逖北伐,岳飞北伐,以至于民国时期的北伐,尽管开头风风火火,有些声势,最后往往是强弩之末,或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
以上纷争和胜负结局,除了政治、军事、人才实力之外,除了人谋、人和之外,不是有天时、大势在起作用吗?不是明显有地位因素吗?
循历史长河走来,还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中国的政治重心渐次北移。纵观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原和北方开化较早,南方紧紧跟随。前部时期,北方经济明显领先于南方。而后,北方战乱频繁,南方渐渐发达。分段而论,经济方面,南方经济在南北朝时代即和北方并驾齐驱,后在宋朝时期超过北方,明显看出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南移的轨迹;而政治重心却始终居于北方,南方即使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政治重心,也会向北转移,如明王朝那样。这种“经济向南,政治朝北”的现象,说到底也是受到地理方位和格局的影响使然。南方之南是大海,北是江淮和内地。尤其是南部之南,没有或较少外来干预和侵扰,相对稳定,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较为有利;而北方大地,向来逐鹿中原,北方之北还有诸多民族部落此起彼伏,争强斗胜,战争烽火连绵,从来没有熄灭过。这就使得北方的统治者和实现统一的君主,首要应对和处理的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因而,自元朝定都北京之后,明、清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在国土北部的北京,尽管北京于气候、物产、交通等方面不是至全至美,但于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理位置、国际关系都是至尊之选……事实证明,建都北京是正确的、重要的决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泱泱中国的历史走向,“经济南移,政治北向;由分到统,北胜南败”,汉族政权逐渐疲软,异族政权渐渐强劲,纵观千载,大抵如此,几无例外。因此,关注探索和这一奇特而屡见的现象,寻找或揭示其中的原因,成为作者多年的心愿和行动。积之既久,终于成书。如果说本书有什么新意和创见,就是第一次描绘了这一历史脉络和初步探讨并指出其规律性问题。用作者的一首咏史诗“统一趋势”概括就是:
大块中华难久分,南柔北劲势不均。
从来一统如席卷,南举降幡北事君。
此间需说明,我们所说的南北,是地域概念。地理、地缘、方位是客观存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地域是最首要的根本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文化面貌和态势,影响到民族风格习惯和历史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生存和发展。试想,春秋战国,燕楚无争,朝鲜越南,向来无战。近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美洲无火,盖不相邻也;而中国历史上,秦国远交近攻,以及围魏救赵,假途灭虢,世界范围希特勒抢掠欧洲,日本侵夺朝鲜、中国,其重要的原因,又是相邻也。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本书所说的分裂到统一,界定为传统上、习惯上统一国家民族由分裂到统一。不是内部战乱、造反和外来入侵(如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李渊起兵、朱元璋建明、李白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尽管时有交叉混绕,但不难区别。鉴于明成祖定都北京对于国家统一、版图的稳定和历史发展的正面影响,我们专设章节对此进行了叙述和分析。
放眼当今世界,地球变小,国际化加强,地域之外也有政治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因素,但仍然无法摆脱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由古及今,自中而外,遍观南北纷争,亦北胜南败居多,如美国南北战争,越南南北战争,德国东西统一(西北和东南)……其问现象不可不关注和思考,作者提出问题,考之察之,思之述之,描之写之。将一己之思,一思之得,一孔之见公之于众,作为引玉之石。当然,此只是提出问题,初步梳理。而其间深层规律及其影响,有待学者、政治家与大众共探讨之。
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
让我们溯源而上,展开历史画卷……
为什么——北方优势与正统问题
本书溯历史长河,对由分到合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描述——秦灭六国(王翦灭楚,李信无功),汉伏赵佗,赤壁之战,吴蜀投降(阿斗不蠢,谯周机智),杜预建功,淝水之战,杨素大军,王浚楼船,澶渊之盟,蒙古灭金、灭宋,燕王扫北,建文失踪,清兵入关,康熙收台……最终以北胜南,国家统一。
通过以上篇章的叙述和描绘,本书初步揭示的中国历史久分必合的基本现象和规律,大致有五:
一是,由分到合,以北统南,千年国史,几莫能外。
二是,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的政治重心渐渐北移。稳固在北,直至北京。
三是,积之虽久,其发必速。胜败存亡,命运转折,多在一瞬。“胜败存亡一刹那”,统一的战争,往往如同迅雷疾雨,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四是,军事至上,武力定夺。统一既然经过战争,军事和武力就具有决定性作用。武力是重要的。毛泽东主席最经典的主张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在读《资治通鉴》时,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修明的政治在蛮荒的武力面前苍白无力,文明往往被野蛮战胜——蛮荒可以一夜之问使文明毁灭回到蛮荒,而文明不知要多少年代才可能把蛮荒变成文明。
……
为什么存在上述现象呢?北方对于南方有着怎样的优势?
通过上面章节的叙述,我们可以总结和说明以下几点:
1.正统观念,统一意识
按照唯物论的一般理念,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往往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在统一或分裂、和平与战争问题上,政治往往优于经济文化;军事往往优于政治,尤其不发达社会状态更是如此。战争发动和终结者未必一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强者。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趋势是个怪家伙,有时明晰,有时含混。有人类社会可以了解、可以影响的一面;也有人们无法了解或全部了解的一面、更不要说能够积极影响了。
一般说来,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人类总有一天要走向大同,统一有利于经济科技人文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类的生活繁衍。统一是先进力量的追求,而分裂和偏安从本质上是负面的,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是落后的保守的。
统一有复杂的动力或欲望,有的着眼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起码是消除抵抗,使人们休养生息,生活安定,无疑是进步的;即使是主观上的贪婪、占有欲,如金主完颜亮羡慕杭州美景、佳人要侵夺别人和邻邦,据为己有,蒙古建立元朝和满清建立清朝,开头都具有明显的抢掠和民族歧视的特征,曾经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苦难。但统一客观上也常常产生进步效果。这就是恶的历史作用。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统一、反分裂的观念长期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民和政治家心头,中国统治集团有着坚定如铁的统一和反分裂观念。国家统一,至为神圣,为了统一,不惜影响暂时经济发展为代价,有时可以与内部反叛者讨价还价。但在国家统一和分裂的原则问题上,则旗帜鲜明,寸土不让,丝毫不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一旦出现国家分裂的危机,则毫不犹豫、不择手段采取措施,即使经济困难,交通阻塞,从中央和各地派发的征讨大军,也要越过千山万水,经历许多年月,遭遇种种曲折,以武力为主要方式维护国家统一;而中国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亦为世界诸民族之最,即使王朝腐败,皇上昏庸,自己的生活困苦,也不愿做异国、异族的臣民,宁死反抗,不惜牺牲,尤其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
无论是社会发展的责任也罢,私心欲望也罢,北方统治者的正统意识、统一观念一般强于南方。从欲望动机方面看,南北差别甚大,例如,北方往往羡南方富美产生觊觎之意,南方则不喜北方苍凉而怀避让之心。
南方满足偏安,北方不甘于半壁。北方往往是攻击者,而南方往往扮演被动抵御的角色,最后也就是悲剧的角色。其统治者的命运,往往是哭哭啼啼做了俘虏,凄凄惨惨了却一生,如钦徽二宗、陈后主、李后主、阿斗那样。
应该特别指出,正统问题是中华民族尤其是高层集团和文化士人十分重视的问题,有时胜过生命,生死以对。
谁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一般认为是汉民族皇帝一脉相承的政权和其他民族执掌的全国政权如元朝和清朝。但在汉民族主导的中国社会,人们心理上、习惯上是偏重汉民族政权的。纵观中国历史走向,纯粹的汉民族政权并非多数。自两汉三国之后,汉民族政权渐渐被杂化(搀沙子)和异化。隋朝的杨家和唐朝的李家,实际上都杂糅了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北方更是少数民族为多。前秦苻坚、拓跋魏政权都曾经红红火火、上演过惊心动魄的活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非纯粹汉族政权也主导过、正统过。至少,北方的辽和金政权虽然最终没有统一中国,但在与北宋、南宋的对立中明显占据上风,南宋甚至协议向金称臣。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此时赵宋才是正统而辽、金不是。辽和金在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大半个北方甚至淮水流域。那时候,我们,包括北京的北方人民都是辽金的子民,都是北番。我们自认为汉族的人们,祖上不知经过多少次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融合,我们多数人都不纯粹,我记得刚刚走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课堂汪■副教授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汉族人实际上多数是杂种。”此语听似刺耳,但却道出了史实和真理。
由于中国的正统政权逐渐演变,纯汉族渐渐减少,使得在辽金占优后出现元朝和清朝两个少数民族大帝国,就不足为奇和被广泛接受了。因此,我们在叙述汉魏六朝以后中国历史朝代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强势走向,不应是“唐宋元明清”而应是“唐宋辽金元明清”。这才是准确和客观的表述。
2.蛮荒强劲,孔武有力
环境,生存环境对人的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北方辽阔,大山荒原,一望无际,游牧迁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这里的人们自古就视野宽阔,善于奔走。不习安定,善于挑战。在与自然(包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凶猛的野兽)的斗争中练就一身本领。而且,由于北方不同民族、部落乃至种族的通婚融合,从人种学上具有杂交优势。即使以汉族或其他民族自居的人,也往往杂有其他血统,隋杨李唐,都可以追寻到“五胡”的流脉。同南人相比,他们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强劲,孔武有力,坚韧好斗。这些,是南方民众远远不及的。南方风格,如娇花彩蝶,烟波画桥,柳丝风片;北方则是奔马扬鹰,大漠秋风,雪满弓刀。如果把南方韵味旋律比喻为蛮腰好女,抚丝竹,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北国风情则是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金朝为什么在短短时间吞辽、灭宋,说:“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故能“以数千之人取天下有余”。
近来学界,新兴起“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比较优劣短长的讨论,这一命题,和我们阐述的南北地域不同、环境差异、草原大漠和小桥流水之类的比较,有近似之处。研讨与地域相关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认识南北统一、民族融合等许多问题,无疑是新的有意义的视角。
当然,环境又可以改变人。即如许多南方人到了北方变了环境,经过磨练,变得粗犷、雄阔、伟岸,如明太祖的儿子朱棣先在北京做燕王,后为明成祖,就是习惯了北方环境,吸收了北方的强悍,借用了蒙族骑兵,南下靖难,所向披靡。而一些北方人士到了南方,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变得柔媚、细腻保守起来,如东晋时期的许多过江大族明哲保身、不思进取那样。
3.冒险精神,勇者无疆
同素质、性格相联系,人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古来成大事者,知识固然重要,守成当然不易。但有冒险精神、敢于开拓、敢于实践更为重要。中华民族的主流,是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秦灭六国,刘项灭秦朝,张骞通西域,李渊起兵,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收复台湾……不都是冒险和探索精神的体现吗!一个民族、团体和个人有没有冒险精神,决定其有没有扩张或成功的能力,能否在社会大舞台做一番有声有色的表演。冒险开拓者,其特质往往是重武轻文,重行轻言,重视功利,重革新而轻秩序,重开拓而轻保守。框框少而幻想多,刘项原来不读书,周勃少文安天下……
而秀才多思、多虑,虽然满腹经纶,常常与实际脱节。秀才造反,多数不成,只有依附谋划善于用人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应该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演变,中华文化和精神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分野、异化或者蜕化——儒家文化、保守意识渐占优势。重文轻武、重享乐轻冒险、重守成轻开拓,这种意识渐渐流向和集于某些统治者和知识层,集中表现在南方一带的偏安政权。和平年代,由于自然条件较好,比较富足,往往表现为骄奢享乐,歌舞升平;一旦有变或发生战争,则表现出其保守性和脆弱性,畏首畏尾,不堪一击。这就是为什么开国之君、统一之帝,往往是穷困之士、鲁莽英雄,而并非文采之士、风骚之徒——成大事创造历史的人物,应当具备的不是风花雪月的书生气,而当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无畏气概,铁胆豪情。
4.贫困少财,不惧战争
总体上,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长期好于北方。南方人善于经商和积累,世代大家,官宦豪门,遍布江南。他们一般有稳定的田产,有粮布盐茶、磁器、艺术乃至书画等经营,这些都需要稳定的环境,需要保守,害怕动乱。即所谓“人富怕打仗”;而北方尤其是游牧民族,于以上各业,不事经营,他们也需要这些物品,但其消费品不是交换而得,就是抢夺而来。他们的财产规模一般很小,也是漂泊不定、时多时寡、时有时无的,至于一般民众更是世代贫穷,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些人,自然动乱不怕,战争不怕,流动不怕,丢失不怕。因为贫穷无所拖累,“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最多是生命,而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大宗战利品”。一旦战争爆发,金戈铁马,落叶秋风,奋不顾身,所向披靡。如此南北对垒,南人积财北方掠之。一攻一守,高下立辨,胜负可知。
哲人云:从来成大事者,三分在人,七分在天;“人事不能与天时相争”。除了本书分析的原因之外,历史发展和社会走向,人之成败和朝代更替,是不是还有其他如天命、运数、偶然或机遇等人事难以左右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我们认为本书已经做了基本的描绘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