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本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不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中国的抗战，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很多时候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没于血与火中。而在敌方的史料中，虽然纪录的目的不同，却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人为国死难的可歌可泣的事例。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本书文笔灵动诙谐，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

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序1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4

战役揭秘篇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3

猛龙过江——中国炮兵击伤日本亲王之战24

晴天霹雳——震惊日军大本营的“上海号”事件37

狼入太行——日寇“特别挺进杀人队”真容47

亮剑冀东——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56

困城之谜——八路军围攻深泽之战72

铁甲悲歌——追寻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的影子80

横刀出山——中日战车部队在缅甸的恶战86

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90

轻骑绝杀——鱼雷艇文天祥中队击沉日军鸥号炮舰纪实107

雷震出云——记抗战中中国海军的一次英勇出击112

我国我土——日军记载中的山东八路、鬼子和汉奸117

九地伏兵——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126

第一滴血——从日方史料还原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132

七十万魂不还乡——日方史料中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147

白刃疑踪——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150

血肉惊雷——东北军和日军战车的一次殊死战斗155

惊天一击——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161

陆航之花——凋谢在西安城下174

击落太阳——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178

昔日重来——存于日本的老照片重现中国抗战185

最后一战——从恶战到投降195

人物轶事篇

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207

闪击先驱——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213

铁骨丹心——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217

血拼乌加河——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226

傅部之虎——“急火星”孙岚峰231

虎到绝路一吕公良将军之死235

海水火焰——黑白汤恩伯242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253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257

十九张老照片再现大帅张作霖之死262

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269

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273

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281

中了大彩的中将师团长287

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291

不吃猪肉的日本兵293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299

“土八路”的神秘武器302

从日本老兵的作文到鬼护士305

死在万家岭的日军大尉308

复我故乡——抗战传奇英雄口述的收复平乡之战311

后记318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二十九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二十九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二十九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做“土皇帝”，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四面无路的二十九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的南方。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枝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战前二十九军军部机关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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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从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和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地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

2007年5月3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教授)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人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人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采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萨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