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暨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沈善增的文学创作代表作。该书将兴奋点转移法结构、第一人称非认同性叙述用于长篇小说叙事，为本书之首创。于上海话登上文学大雅之堂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在生动幽默反讽的叙述中，更可见作者长于思辨、着意终极关怀的艺术个性。

提起海派文学，读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民国初的鸳蝴派，三十年代穆时英的新感觉派，抑或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代表作，例如《长恨歌》等。这一系列作品中的传奇常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多反映十里洋场的浮华与奢靡，风格瑰丽奇崛，不以朴素见长。当然质朴的作品也不是没有——许多海派作家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改变了原有风格，作品题材也由城市转向农村，一跃而成淳朴无华的乡土文学。从最初的反映“土改”直到“伤痕”文学的萌发，海派文学限于政治影响与作家个人取向，其原有风情已不复可寻。可幸的是，本书作者却在海派文学脉系割裂几十年后，又以他独特的感知和书写能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旧上海画卷。说它“新”，是因为它所展现的上海风情，既不在跑马场，也不在跳舞厅；不在阔少遗老，也不在旗袍美女“老克勒”，而是在于普通石库门内的芸芸众生。它所描绘的时代，也与“东方巴黎”最富盛名的三四十年代无缘——本书的故事，起于五十年代中，终于七十年代末。说它“旧”，则是因为小说行文中充满了浓郁的上海风情，巨头与衣香鬓影之外的民生悠悠。作者笔下充满了拥有古怪绰号的众多小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五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影响了他们的命运，却未能改变这一海派族群固有的生活方式——上海人走到再远的地方也要带一瓶川香豆瓣酱下饭的。作者以《正常人》为题，以另类的风格记述了旧上海民众在历史沉浮中的思想与生活。可谓“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以小见大，与反映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大异其趣。值得推崇的还有作者独特的笔触——集幽默、调侃、自嘲、戏谑于一身，读来妙趣横生欲罢不能。其自言自语式的行文，也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气度——读者若能共鸣，你我便是知音；倘不合诸君脾胃，我的存在价值也并不因此受到分毫的折损。——不取媚于人，只因确然自信。

序一 序之序

序二 寻找与还原——致善增

序三 什么是正常人

正常人（上部）

黄皮果

正常人（下部）

生的迴光

附录：

一个关于男子汉的神话——评沈善增的《正常人》及其他

沈善增和《正常人》

重版跋

那天回去我把这事告诉阿爷阿娘时神色一定有些过火，一半是因为回家吃饭太晚了。我要叫他们相信下午我与几个同学一直在讨论这个严重的问题。我的表演很成功，一半是因为我平常有不说谎的美名。

“不要慌，不要怕，”阿爷说，“没有啥了不起的。哎，阿爷早就对你说过，没有事情不要惹事情，有了事情不要怕事情。先吃饭，吃了饭阿爷给你想想办法。”

然后他就笑嘻嘻地盯着看我吃饭。我只能忍着腹饥，尽量把饭扒得慢一点。两碗饭吃了十分钟，平时只要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的。

吃罢饭，他让我在他的杯子里喝两口茶，免得我忧忧郁郁地吃下去不消化。平时我从他杯子里喝茶，总是要背着阿娘的。阿娘见了总要责怪我不卫生。但我从六岁起就这么不卫生过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在茶与白开水之间，我总觉得茶有点滋味，而我又没到每天自己泡杯茶喝喝的年纪。

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笑嘻嘻地看着我，花白的头颅似乎以难以察觉的摆度与极快的频率在微微地震颤，好像燃烧的煤球发出一片若有若无的热气。我觉得屁股下的凳脚在扭曲变形，好像透过这层热气看出去似的。

“你东老师家认得吗?”

我以为他说错了，是说金老师，就说：“认得，我去过，在金陵东路。”

“那好，”阿爷说，“你买两样东西送去。我想想，干脆，剪一段料子去。我不知道现在全毛麦尔登有没有。剪一件女的短大衣料子去，最多五十元吧。我来出。先借一借。从下个月开始，我退休工资的九角六分零头不要了。我还有大衣可以到旧货店去卖掉。对，剪一段大衣料子去!”

我这才知道他正是说的东老师。我吓得倒吸一口气，把一条清涕吸进了脑门里，酸得差点儿掉下眼泪来。

“你呕，你呕——”阿爷那留着长指甲的右手食指与中指，差半公分就点到了我的脑门上，“你这个人哪能介唔做!你又吓煞了，吓啥呢?我真弄不懂。平常嘴巴说起来老来!叫你去送东西，不是叫你去做贼，你怕啥?”

送东西?送东西难道比做贼罪名轻?

“我不认得她的家。”

“你刚刚不是说认得的吗?”

“那是金老师的家。”

“金老师，哎，金老师。金老师这里你去看他一次，送袋葡萄糖或者奶粉，不要多去了。你不是说金老师与东老师有矛盾吗?”

“这是有的同学在说，我看他们没什么。”

“你看，哼，你看!你这个人啊，魂灵什么时候可以生进呕!人笨不要紧，说话只要肯听。人笨还要自作聪明，那你苦头要吃到阿末年。现在你听我说话，赶快去看东老师，你还来得及。”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阿爷恨不得跳脚，“你呀你呀”，长指甲在我眼睫鼻尖前乱划。这时阿娘出来替我解围：“你强按牛头吃水做不到的。你还要看看他是啥相貌人，教来曲子唱不响的。”

“这事情再便当也没有了，又不难。难哦?难喔?难味!”阿爷抿紧嘴像闷住一声咳嗽似地“嘿嘿”地笑了一阵，“这点点事情也介难，你今后出去怎弄弄!”

“现在的世道作兴不行这一套。”阿娘一字不识，对天下大势倒好像比天天读报的阿爷明了。

“啥世道?天下的事情百事全穿，马屁不穿。从古到今没有不吃马屁的人的，连阎罗大王也吃马屁。叫‘在它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清朝、太平天国、民国、日本人到现在，我都见过。现在是啥时世?现在批海瑞……好，不讲开去，你去!去把东老师地址问来，你陪我去。你不敢送，我来!”  我真不明白，他送和我送有什么两样。

“怎么?我给你出场都不行?那你讲，你讲怎弄弄?”

“东老师没有用的。”

“你怎晓得她没用?”

“她是民主党派，美国留学生，以前一直靠边的。”

“现在有没有靠边呢?”

“现在工宣队也不会依靠她的，不会听她的。”

“你又要自作聪明。金老师住医院了，不听她听啥人?”

“还有班级毕工组，我们马上要选了。”

“选啥人?选学生?呸，有屁用。”

阿爷这个论断我深表同意，但我死也不能承认东老师说话管用。

“工宣队还是要去征求金老师意见的，金老师在医院里也可以发表意见的。”

阿爷沉吟了，持着三角胡子。

“今天对立一派同学已经去看他了，都是班级里门槛最精的几个人，他们为啥要趁现在去拍金老师马屁?”

“你叫他把金老师撂开总是不对的，人太势利不对的。”阿娘插言道，“不可以有事有人，无事无人。这样金老师要记恨的。”

“我几时叫他不去看金老师，”阿爷说，“毛主席说，要一分为二，两个老师方面都要照顾到。他本来是死认着一个金老师。‘呕，我同他是一派的’，‘呕，我同金老师讲得来’，‘呕，东老师说话不起作用的’。对人，尤其是你对他有点芥蒂的，面子上一定要客气，特别客气。他是独幅心思!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佛一样敬他，贼一样防他’，‘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全片心’……”

阿娘深有远见地打断说：“你同他讲这些，都是对牛弹琴。”

这时，母亲从店里开会回来了。她听了全面的情况介绍，对阿爷说：“随他去吧，阿爸。现在送礼是行不通的。分配也有政策条文的，你放心好了。”

第二天早晨，阿爷趁母亲出门上班，阿娘在楼下洗菜之际，悄悄把我推醒。我昨晚寻思到半夜，故而一觉睡到那刻，还兴犹未尽。睡眼惺松之中，我看见他捏着一叠钞票，有“元”头也有角票，“元”头少角票多，知道事情不妙，骨碌起身想躲开。他已经把钱直塞到我手心中，压低声音说：“拿好!”我拼命推开，他咬牙肉切嘴唇地像要把我吞下去。他的满口牙齿早已掉得一颗不剩，并且坚决一颗不装。据他说是装了假牙吃东西不香，其实他对吃的要求历来很低，只要醉麸、麻油盐拌生豆腐、虾糊、花生酱之类就相当满意了，保留节目是咸菜豆瓣沙。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许是舍不得装假牙的那笔钱。他塞给我的那点钱，都是从每月退休工资零头里抠下来的。这九角六分，他要用来买烟，买茶叶，剃头，灌异丙榛气雾剂，有时还要奖赏我们吃根雪糕等等。这叠钱大约有十元，真不知道他怎么积起来的。我与他推来推去，结果把他的右手小指上的长指甲扳断了，而我的手上则沾上了一点棉絮。他的钱是压在破棉花胎底下的，他的床上终年垫着破棉花胎。

阿爷张大嘴巴准备调节气量镇服我，忽听见门外传来阿娘棕子小脚落地结结实实的“得得”声。他立刻悻悻地瞪了我一眼，把那叠钞票又藏回破棉花胎底下去。

P35-38

《正常人》的重(新出)版，是我一直所期待的，尽管来得不大是时候，就像它的出世一样。

《正常人》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那时候，现在已经渐成风气并被视为时髦的厌倦阅读，正初萌。善增虽然有所感觉，却没有预谋举措以适应之(直至今日，或许还将维持到永远)。

我这样说，并非猜测。《正常人》初版印数四千六，他就喜滋滋的了，显见未抱赢得太多读者的希望，且又没有前仆后继地再创作小说。

在《正常人》之前，善增写过不少小说，其中佼佼者有《走出狭弄》、《她在半空中》、《黄皮果》等等。可以说，那是他为孕育在心的《正常人》作的准备。

准备不仅止于彼，读与重读名著是另一。我记得起来的被他读过N遍的有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和弗·伯尔的《莱尼和他们》。又一是，假他人之手作实践——例如，在他主持的上海作协青创会讲习班上为诸弟子的作品出谋划策。给我印象至深的个例，是对后来好评如潮的《死是容易的》的修改。那可真是，说手把手教可能会伤作者的自尊，但用“耳提面命”去形容则又不到位。我读罢善增拿来要求《收获》予以发表的那一稿的时候，提了两点意见，一点是有关小说需再作修改的若干条；另一点则是，《死是容易的》完全采用善增愚者千虑的心得并被他称之为“兴奋点转移”的方式来架构和叙述，我看了着急，担心会影响他正蕴酿着的《正常人》。他拍没拍胸，记不甚清了，那一声“勿吓的”却言犹在耳。

及至终于动笔，更是字斟句酌得名副其实，我知道的重写就有四、五次，有一次还是整个儿不要了已写就的三万多言。把《正常人》的前半部编发上刊物的时候，我曾经努力在他的稿中挑着句、字甚至标点的不准确，结果是十分失望地一无所获。比我更严厉、更挑剔的李小林——顺便说说，她是我所佩服的两位德才兼备的杂志编辑人中的一位——在审读付印样时，也有与此相同的遭遇。

说这些，我是想指出个事实，《正常人》是善增厚积薄发之作，是善增用心所写，写来让人们好好读，读几遍，然后传诸子孙的。

惜乎，生不逢时。

善增却命我为重新出版的《正常人》作序。有必要向厌倦阅读的人们说明《正常人》的优秀与瑕疵么?至于愿意并且真的耐着性子慢慢地读完了它的各位，对他们，只怕亦无饶舌的必要吧?我因而觉得，序的正文还是以交白卷为宜。

恩格斯曾经说过，“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我以为，作为“最高的精华”之一的文学、及其赖以生存的阅读，也决难逃脱此规律。它们既能离开，也就必将回归。那样的一天，我也许等不及看见，但愿善增能，更何况，有“人”一定等得及，有人一定等得及。

2006年9月24日

《正常人》在首版十五年后修订再版，抚今追昔，我有许多话想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将这篇跋一直拖着，拖到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提起笔来(不，如今是在电脑上点开word文档)写。还是采取《正常人》的叙述方式，写到哪里是哪里。用句文艺性强点的话说，把意识的闸门打开，让思绪随意流淌，使回忆都变成抒泄享受。到奔六的年纪，我发现贪图安逸的倾向很明显，不大愿意看耸人听闻的消息，也有点回避悲剧，当然自己更难以去写悲剧。即使回忆，也要将其美化，使之变成一份恬美的消闲。人生苦短，人生不如意事又常十有八九，何必在回忆时再自添烦恼。回忆应该是份难得的享受，不是吗?  

我这么说，自己读着，感觉好像是有满腹牢骚，故作轻松之语。不是的，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正常人》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长篇小说(被广告称作是中国第一部经济学长篇小说的《当缪斯伸出金手指》，其实是用小说形式包装起来的经济学论著)，毫无疑问是我的代表作，回顾《正常人》就是回顾我的整个创作，所以王文英当年写我的“作家论”时就写了一篇《正常人》的分析评论。(见附录)据我所知，1991年《正常人》出版两个月后，全国书店里就难觅影踪。首版四千六百册，对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影响面实在是相当地小。在脱销十五年后能再版，几率犹如文物出土，或者像失物复得，我的高兴，说喜出望外，也毫不为过。这也许能证明，《正常人》有堪称顽强的生命力，或能期望它比我的自然生命活得更长久些。我一直说，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确信自己的作品活得比自己更长，而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江郎才尽或怀才不遇，是人还没死，眼看着自己的作品一部部的死光光了。在《正常人》下部不能发表，单行本不能出版的三年里，我曾经对不止一个的朋友说，只要我亲眼看到《正常人》的书出版，哪怕出门被车撞死，我也不能说命运亏待我了。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有爱我的人，也对得起恨我的入了。我有一本《正常人》，就没有白来这世界走一遭，我虽然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名誉地位，但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现实的收获已远远超出我预定的人生目标，我还能有什么抱怨?从我这些自我表白中，读者也可以知道我是个胸无大志、容易满足的人。有雄心大志的作家，通常都说，我还没有写出我心中最好的东西，我对自己的作品还不满意，能使我满意的作品还在下一部。但我却把每一部作品当作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来写，好像接到了癌症晚期的报告，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存期，拼命也要把自己想写的能写的东西全部写出来。我能交稿的就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以后还有没有更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则另当别论。要对得起自己这一段呕心沥血的宝贵的生命，唯有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读者。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满意的，这也是我一直进步不快的原因。不过我也知道，像我这样容易满足的人也许不少，但能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的却不多，因而我这样说，被理解为“正言若反”、皮里阳秋也是很“正常”的。因此，我归我说，你归你，想，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样大家不累。这回我是但求一吐为快，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了。

以下言归正传。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何妨从再版的《正常人》为什么有三篇序说起。

有三篇序，是再版的《正常人》的一项重要的修订内容，也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为什么要有三篇序?可以说是因人设事，我是冲着这三个人，才产生了请他们写序的想法。

第一位顾绍文，大家可能熟知的是他的笔名“谷白”。《正常人》上部在《收获》发表，他是责任编辑。下部改了三稿，他都看了，也提了意见，虽然最终是在《电视·电影·文学》上发表的，他实际还是责任编辑。这里要说明一下，文乐然在序中说到，《正常人》下部本应该在《收获》上发表而结果未发，好像里面有什么隐衷，其实是很正常的情况。李小林是个很尽责的编辑，她是每篇作品都要仔细阅读，提出详细的意见，遑论长篇。《正常人》上部我是三个月里一气呵成，她也是一下子通过，未提任何修改意见，而且安排在《收获》三十周年纪念刊的头题，足见她对之还是很欣赏的。《正常人》发表时并未表明“上部”，而我自己知道我原计划要写的主要内容(在崇明农场的四年修地球的生活)还基本未写，所以一定要有个下部。对写下部，包括顾绍文在内的很多人是表示反对的，他对我说，你上部写得这么好，怎么接下去呢?我估计李小林也有这样的想法。因此，下部通过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我根据顾绍文和李小林的意见修改了三稿，每一稿都是从第一个字写起，哪怕这一章一字不改，我也抄一遍，因为抄写时会唤起一种情绪记忆，调来一股元气。在每稿修改之前，我都要选择读几部经典名作以养气。所以，我觉得每改一稿作品质量还是有提高的。如果没有李小林的严格要求，面世的《正常人》就要比现在的《正常人》逊色，这点我是很感谢她的。到第三稿完成，顾绍文觉得已无可挑剔了，李小林还不满意，希望再改一稿，这时我也觉得找不到北了，所以就想法另找门路。但我也做过编辑，我很理解李小林处理稿件的态度。她也是为了作品的艺术质量提高，说到底，作品的艺术质量高，受益的是作者而不是编辑。在我开始写作与后来当编辑的年代，像李小林这样“只认稿子不认人”的作风是通则。当时《上海文学》有个老编辑还对我们这些青年作者说，现在杂志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有些作者就不愿意改稿了，其实，好稿子是改出来的，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多改稿子。从我的实践来看，这真是金玉良言。而今天，像李小林这样做编辑的已经极为稀有了，而“好稿子是改出来的”之类金玉良言，快变成外星人说的话了，故而要说明一下。

而我与顾绍文的关系，当然不仅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记得我与他是在1979年《上海文学》办的一次学习班上认识的。学习班大概有一星期，当时文学杂志以培养业余作者为主要任务，而办集中脱产的学习班则是主要的方式。我后来到作协负责办青创会讲习班，也是袭用这个模式，只是时间延长至三个月。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以后又成莫逆之交。那时，大概平均十天我要上他家去一次，在他只有十平方米的名副其实的斗室里毫不夸张地促膝谈上几个钟点。话题只有写作与读书，也许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但在当时并不稀罕。我们对文学是非常认真的，是将之作为自己的准信仰来对待，是人生价值之所系，但不是打开别的什么门的敲门砖。所以，我们对文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理想目标。顾绍文是将《正常人》作为他自己的作品来对待的，或者说，是作为我们共同的审美理想的体现物来对待的。他就是这样来给《正常人》提意见的。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的，是上部里我写到石库门的住户之间用薄薄的板壁相隔，彼此生活严重受干扰，用了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真是‘不拆墙也是一家”’，顾绍文就力主删掉，理由是，你的小说是要传世的，这种话不能进去。当时我虽然是听从他的意见删掉了，但心里有点不太情愿，我觉得此话还是颇有幽默效果的。现在来看，他的意见是颇有前瞻性的。类似意见很多，但因为多是欣然接受，故而忘记了，只记得这些意见都不是以发表为准绳，而是以传世为基准，因此说类似。如果《正常人》真能传世，顾绍文诤友之功不可没。要写传世之作，不是我们狂妄，而是我们的担当。有句话，“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完全应该换成“不想写传世之作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但这句话不能说成“不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是好作家”，理由在我们心中很明白，但要辩清这一点可能需要很多篇幅，我就不在这里说了。遗憾的是，瞄准传世之作的目标，在当时可以说是做文学梦的作者的共识，(如果文学仅是换取名利的终南捷径与敲门砖，这种白日梦还能算是文学梦吗?)但如今已成迂腐的陈词滥调。大概十多年前，就有一位当时有些名气的作家朋友对我说，他从《读书》中读出的信息，现在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文艺作品都是一次性消费品，而且只能是一次性消费品，什么传世之作，这观念早就过时了。还有一位更著名的当时的中年作家对我说，沈善增，我承认小说没有你写得好，但我比你会选择题材，我写的小说要么容易得奖，要么有轰动效应。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艰难地坚持写传世之作的理想。说“艰难”，是因为我们要与现实的种种诱惑与压迫作斗争，更要与自己的内心欲求作斗争。《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回顾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真有点佩服自己，也佩服顾绍文，也许更佩服顾绍文。至少我已经有了一本聊以自慰的《正常人》，而他为了应付生存的压力，至今还不能动笔写他的与《正常人》几乎同步构思的他认为可以传世的长篇小说。所以，他看到《正常人》上部是那么的兴奋。具体说什么我忘了，他的兴奋的样子还如在目前。我认为，他是看到了他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证据。从文学创作的准备来说，各方面他都比我强。他从小拜包蕾做老师，文学创作可以说是科班出身。他于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浸染，乃至能背诵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序》。而他在小说方面更喜欢翻译过来的欧美作品，而且相当早的领悟到现代派小说的妙处。我能跨出这成功的一步，他当然有理由相信自己能走得更远。他认为《正常人》能传世，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这几方面的理由：一，我们读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后，都接受他的艺术品质量分层次的标准，认为人性是最深的层面。而他认为《正常人》深入到了人性的层面，超越了上海题材、文革题材、知青题材的层面，甚至超越了历史层面与文化层面。而他提出的《正常人》的修改意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以上种种元素都推到背景上，就像罗丹砍掉巴尔扎克雕像完美的手，前景要聚焦在“人”上。二，在叙述方式上，当时的小说多以描写为主，受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白描手法与影视、话剧剧本写作影响很深，而我们都认为小说应该以叙述为主，要夹叙夹描夹议，同时应该充分借鉴现代派小说时空倒错等叙述技巧。但是，不能照搬西方的叙述方式，要做化功，化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叙述语言来。我们又都喜欢评弹。所以，我在《正常人》中结合中国人侃大山与评弹的说表艺术，发明的兴奋点转移法叙述，得到了他的高度肯定。三，我们都认为，现代社会，外部空间距离缩短，内部空间距离增大，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史诗，已经从外部景观(所谓“广阔的生活画卷”)的描写转向内在景观的展示，《正常人》为这种新史诗观提供了一个例证。如果说好作品是改出来的，那么在修改过程中，顾绍文至少是我的思维活动中自觉的理性的方面的外化。

第二位文乐然，我与他是在1985年《人民文学》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者座谈会上认识的。我们住在一间房里，因此有更多的交流，到会议结束，已成了好朋友。当时他在新疆的《边塞》杂志当编辑，后来调到北京地矿部文学创作中心当专职创作员，几年后被选为地矿部作协主席。但他是从外表到内心都不像在中国做官的人，而他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因而做官后依然故我，看不到一点官腔。而我就喜欢与这样的人轧道。然而我们的交往却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到1991年，六年里大概彼此通信还不到六封。但1991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了上海，一定要和我见个面。一个月前，我妻子刚患蛛网膜下腔出血，虽然我用气功将她从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她已能与正常人一样起居生活，但我还是不敢大意，形影不离地陪在她身边，如果让他来家，一方面地方陌生，不好找，同时，我只有一间房，妻子生这病，受不了他的大嗓门，而朋友远道上门来，不在家里热情接待，在当时我的观念里是很不礼貌的。所以，我和妻子商量了，由我到他下榻的宾馆去看他。这是妻子患病后我第一次离开她外出，故而印象很深。他好像就住在文艺会堂招待所，反正我们在文艺会堂的茶室里谈了一下午。他说，这次到上海来出差，时间很紧，他在上海有不少作家朋友，这次一个也不告诉，他就要和我见一面。他问我《正常人》下部什么时候出来?我说已经在1990年第4期的《电视·电影·文学》上发出来了，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要出书，所以没有给他寄杂志。他说，他一直在留意《收获》，没有看到下部，有些着急。他说，他以前读上海作家的作品，觉得有些小家子气，读了《正常人》，他感到震撼。他想见我，本打算如果下部发表遇到困难，他可以帮助向《当代》、《十月》推荐。那天下午，是我们相识以来，谈得最热火朝天的一次。如果不是惦着生病的妻子，我可能会与他吃了晚饭继续谈，谈到深夜乘通宵公交车回家。

几个月后，《正常人》出版了，有朋友在书店里看到，来告诉我，但我订购的四百本书却迟迟未到。文乐然写信来问，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就跑到书店去买书，跑了好几家，只搜到十来本。我还是不好意思去催出版社发书，就写信给文乐然，希望他在北京帮我买几本分送一些作家、评论家。他把我汇去的购书款立刻退了回来，又来信说，他已经买了十多本书替我一本本去送给包括王蒙在内的重量级作家、评论家了。又隔了一个月，他给我来了封长信，谈了对《正常人》的观感。他说，他也在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此，这段时期正集中读中外经典小说名著。刚读完新翻译出版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看到了《正常人》全书，读后感觉，中国终于有部大作品了。他是湖南人，又长期生活在新疆大漠上，热辣加豪爽，故而他的话虽然使我相当受用，但我也充分意识到其中有出于热情的夸张因素。但后来我到他家里去，他告诉我的一些细节，使我确信他对《正常人》真是非常喜欢，喜欢到令我感动。他说，朋友的书，一般他的妻子要看，他都让她看的，唯有《正常人》他不让她看。“因为我太喜欢了，我怕她看了以后，说些什么不中听的话，我会受不了的，我会发火的。”现在，我写到这几句话，他那激动而有些含糊的声音就清晰地响起在我耳边。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把《正常人》放在案头，什么时候心里烦了，就拿出来翻翻，读着读着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你的书就好在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读进去、看下去。”他说的阅读经验我也有，我一段时间放在案头的是《聊斋志异》。我认为《聊斋志异》是中国最好的小说，艺术性甚至还要超过《红楼梦》。《正常人》能在文乐然那里享受到类似《聊斋志异》的待遇，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他的话也引发了我日后对优秀小说的一条定义，要能引发读者一遍遍读的欲望，要能经得起反复细读。在那封信中，他提出，在浮躁的世纪末，《正常人》如果不宣传，会被淹没的。由他来联络张罗，到北京开个讨论会，一千元钱就能搞得很有规模了。一千元在当时不是小数字，但没有他的张罗，肯定是搞不下来的。当时赵长天是作协行政负责人，他与顾绍文一样，是我以文相交、过从甚密的好朋友，我估计将此事与他去说，他是会答应的。那时我已是专业作家，单位就是上海市作协，上京开作品研讨会，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因为我与长天关系比较好，怕别人说他借公济私，或者别人援引我的例子向他提出种种要求，所以，我就直接回信，说这件事不可行。文乐然回信说，那么，《正常人》的被湮没就是“正常”的了。但现在没人提起，十一二年后还是会有人提起的，如果那时没人提起，我来提起，只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这话岂一个“感动”可了得。但从这话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对自己能活多长是不那么有信心的，所以我常以“被车撞死”“癌症晚期”说事。或者说，我们因此更看重凝结在文字中的生命。现在《正常人》再版了，我能不请他来作序“提起”吗?

第三位李培栋老师是我就读金陵中学时的老师，但我读初中，他教的是高中，在金陵中学期间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李培栋老师原是上海师范大学(那时叫上海师范学院)著名的历史学家程应醪先生的学生，毕业留校做程先生的助教。1957年程应醪先生被打成右派，李培栋老师调到中学教书了。文革结束以后，李培栋老师就回大学教历史去了，后来又出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务长。我与他虽然在金陵中学里并不相识，但我们后来的相识却与金陵中学有密切关系。前两年，完颜绍元先生(重版《正常人》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告诉我，在一次市政协的视察活动的车途中，他听李培栋老师(他当时是市政协委员)在对人说，写上海的小说，最好的是沈善增的《正常人》，还有王晓玉的《阿贞》、《阿花》。绍元先生对《正常人》很喜欢，就和李培栋先生就这话题交谈起来，谈得十分投机。绍元先生把这情况告诉我后，我记起金陵中学好像有这样一位老师。不管怎么说，老先生在背后这样奖掖我，应该对他表示感谢。我想办法打听到了他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果然是金陵中学的老师，而且，是金陵中学原来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戴达卫老师推荐他读《正常人》的。这使我想到，《正常人》上部在《收获》发表后不久，就有一位老先生找到编辑部来，留下一张条子。数月后我拿到这张条子，一看是戴校长。他问我是不是写的金陵中学，里面写的党支部书记是不是写他，我是不是记忆中的某学生。我看他的描述，他印象中的小说作者不是我，而我本来以为自己在初中生中比较突出，他应该对我有印象的。除了这点使我有些失望外，我看到这张留言条感到很感动。在《正常人》中，我正面写到他的其实只有一句：“我们学校是全区第一所召开师生代表大会的学校，党支部书记的白礤臻的病容，在那段日子里也熠熠生辉”，但他竟亲自到编辑部来跑一次，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我辗转打听到他在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领导，但身体不好，长期病休在家。一天下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记得是现在改成延中绿地的那一带的一幢石库门的前楼。他的老伴说，最近身体有所好转，今天他上学校去了。我赶到学校，说已经离开回家了。当时，公交车几站路，我都是靠两条腿走的。时近黄昏，腿也有些酸了，是不是再上他家去，我有些犹豫。但想到他是拖着病躯跑到编辑部去的，而我这次不能一鼓作气找到他，则可能拖到忘记，于是决定再找去。到他家，他老伴说他刚回来，可见他也是走回来的。老房子，屋问里光线本来就不太好，又是傍晚，只觉得他的脸色灰暗。因为疲倦，说话也有气无力，因此我没有与他多谈，也记不得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当初想好，等《正常人》书出来，要再登门去送他一本，遗憾的是，未等《正常人》单行本问世，戴校长已经逝世了。但我之前从曾在金陵中学任教的唐鲁峰老师(著有长篇小说《詹天佑》)、王民嘉老师(著有长篇小说《惜楼烟云》)那里知道，这次又从李培栋老师那里知道，是戴达卫老师向他们推荐《正常人》的，从中我感受到前辈、师长对后生小子的无私的关爱。后来我写了首七律奉赠李培栋老师：“正常人有非常遇，伯乐垂言背后称。涌浪相携贯黄浦，浓荫伴读忆金陵。弄堂曲折肠中绕，沪语交关血里凝。现代犹怀古董愿，浮生百世映青灯。”以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回顾这些年来我走过的道路，我特别感激来自前辈、师长的关爱、鼓励。我是一个传统情结根深蒂固的人，前辈、师长的话在我心中有特别的分量。虽然有位哲人(好像是萨特)说过，你选择向谁去听取意见，其实就是选择好了想听到的答案。但因此也可说明，前辈、师长给了我坚持我的文学理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有些前辈对我的殷切期望，我回想起来就感到温暖。像吴岩先生，他对我说：“《正常人》好比是原汁原味的清蒸鳜鱼，鱼要新鲜，才能清蒸。但现在市面上喜欢浓油赤酱，清蒸的反而受冷落了。”他后来又多次对我说：“你现在不写小说，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你写气功纪实，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我知道你有你的道理，但你不写小说太可惜了。像《正常人》这样的小说你应该再写一本。我也不要求多，你应该再写一本。”尽管“还吾”计划可能到我退休还不能完成，但他的期望我一直记着不敢忘记。这次《正常人》重版，本打算请吴岩先生写篇序，考虑到他已是望九高龄，而他答应动笔，是非常的认真，实在不忍去烦扰他。请李培栋老师作序，也是想通过他展示前辈、师长是怎么关心、奖掖后进的。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正是这样薪火相传的。  介绍这三位我请来的作序者与《正常人》的关系，是想说明，这种精神上的相濡以沫，对在世俗环境中坚持人文理想是多么的需要、多么的珍贵。都说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板凳，而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写叫好不叫座的东西，从《还吾庄子》开始，则好像是在寂寞的牛角尖里钻得更深了，似乎我可算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样板了，陈村曾说我是“自杀性写作”。其实，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能寂寞的人。我性格外向，喜欢交友神聊，喜欢热闹，也有很强的功名心(相对把利看得轻些)，现在看上去能耐寂寞乃至喜欢寂寞，也是迫不得已。但如果没有那些朋友、师长的鼓励、支持，我寂寞两三年，也会逃出来的。他们对《正常人》的肯定，有许多在出书以后，好像是锦上添花，其实对困于寂寞的心灵的来说，正是雪中之炭、久旱甘霖。所以，我把他们的一些话，乃至说话时的神情记得特别牢。

说到“相濡以沫”，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前不久有位朋友听我说了这些年写作《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的情况，说，你老婆也是很支持你的，如果她逼你写赚钞票的东西，你也静不下心来搞这样的研究。他说得一点不错，但妻子对我的理解、支持何止于此。在1987年到1990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修改《正常人》下部上，其他作品写得很少。特别是1989年我从作协机关转为聘任制的专业作家，不仅没有了奖金收入，而且还面临如果四年一任没有像样的作品发表将被淘汰的压力，我并不是能等闲视之的。我曾打算去写影视剧本，我对自己编故事的能力还是颇有自信的。但间接的“触电”经历和听一些搞影视剧本创作的文友的述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宜写影视剧本，或者说不适宜写中国当时条件下的影视剧本，如果硬写，笔要写坏的。妻子知道了我的烦愁，对我说，你觉得写影视剧本不好，就不要写。《正常人》我看是非常好的。你要抓紧现在的时间，多写一些你想写的东西，发不出就放着，不要等到发得出的时候，老了写不出了。她是打算我到老了写不动的时候，《正常人》的书才出来。有这样的坚强后盾，我才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底气。

说到“相濡以沫”，还必须提到来自读者的宝贵的反馈。我想选说三个人。一位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金良年先生，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我的散文集《不惑是一种境界》，我才与金良年先生见面。他对我说，以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时，借到过一本《正常人》，看后爱不释手。后来调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就请人到上海书店(前身是专营旧书的上海旧书店)的书库里去找，好不容易觅到一本，看了几遍，还推荐给别人看，感觉都很好，完颜绍元就是他推荐后看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再版?我说，当初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赵水金老师就说，我们出了《红岩》等一批重印书，赚了些钱，可以出一些我们想出的书了。《正常人》上架两个月后就买不到书了，到年底我与出版社联系重印，赵水金老师已经退休，另一位责任编辑陶良华说，出版社因库存书太多，经济情况又不行了，我如果联系来两千册印数，就能重印。我想，如果书好，读者喜欢，总会重印的，于是就搁下来了。此后，金良年先生就一直在努力促成《正常人》的再版。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已经七年，可见即使身为总编，要出一本他喜欢的好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由此可见这份支持的珍贵。还有一位是摄影家顾铮。他是我的农场的朋友、摄影家陆元敏的朋友。一次，他听说陆元敏要上我家来，一定要跟来。那时他正患大脚趾甲沟炎，一瘸一拐的来了，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之所以要抱病登门，是因为他不久将去日本留学。他说，他和他妻子都很喜欢《正常人》，还经常讨论。但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来自第三位读者的反馈。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是我妻子在上海雨衣厂的同事的女儿。妻子的那位同事在曲阳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正常人》，看在同事的丈夫写的面上，就借回家看了，谁知一看竟入迷了。女儿见母亲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就拿过去翻翻，一翻也被吸引住了，就把阅读权从母亲手里抢过去，还中午带到单位里去看。她在金融机构工作，中午通常是打牌的，她不打牌而看书，同事觉得奇怪。过来一瞧，见她在看《正常人》，就问她：“你不正常啊，看《正常人》?”妻子把这事回来对我一说，我比看到报上发表《正常人》的长篇评论还高兴。《正常人》在同代人中引起共鸣，也在情理之中，而能叫下一代青年看得放弃打牌娱乐，这不是说明它可能具有超时空的吸引力吗?我夫复何求。由此，我更感到，，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不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而是心心相印的知音关系。请读者朋友多给他们喜欢的作者一些反馈意见，作者非常需要他们的垂青。

现在，我们常谈到今天搞创作做学问的不易。以前是受到政治的禁锢，文革中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下则受到金钱的诱惑、打压，这种压力、这种伤害可能比政治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颇有才华、曾写出过一些不错的作品的作家，今天在其力作中暴露的堕落的深度令人心惊，惨不忍睹。如果是别人迫害他、诬蔑他，下手也没有这样狠。受到政治迫害还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即使活不到平反的一天，生前也多少能感受到周围人出于良知的关顾。而受到金钱的诱惑走火入魔，最终只有受到唾弃。但如果我们放眼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长安居，大不易”的状况，也许就是一种“正常”态。世俗对优秀的人文精神，就是要抵抗他、蹂躏他、腐蚀他、消解他、败坏他，在一切手段失效以后，还有一招，通过顶礼膜拜来曲解他、神化他、架空他。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真经才可能被世俗接受，造福社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苦”、“劳”、“饿”、“空乏”、“拂乱”是人的，其实不是“天”，就是世俗。成为规律性的现象，就好像是“天”的作为了。“天”为什么要与好人过不去呢?但说成是“天”对有使命感的人的考验，承受的人心情就豪迈了，就不会愤世嫉俗了。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信天命，孟子话语的鼓动力就大打折扣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客观现实，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总比缺乏思想准备要好。选择文学作为终生事业而不仅是职业，是人生价值而不仅是谋生手段，是精神理想而不仅是现实设计，就要作好接受“天将降大任”的考验的准备。但不是说苦尽一定甜来，苦难更多的是湮埋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天赋相当高的人。要不致被湮埋，除了才华、除了毅力、除了能想得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要有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精神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濡以沫，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知己，就可能不得抑郁症。这也许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我更觉得这是我莫大的福分，我是个有福之人。但我想对在似乎创作成本更高、世俗诱惑更大的今天追求文学理想的青年朋友说，境由心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真诚地对待文学，文学自会给予你难得的幸福。坚持理想的人必定是有福的，但不一定是世俗认定的幸福。

关于《正常人》，我最后还想说几旬。它主要取材于我的生活经历，但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自传体小说一般利用第一人称容易牵动感情的有利条件，来宣扬一种作者认同的理念。而《正常人》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非认同性叙述，述说的不是命运的悲喜剧，而是生存方式的悲剧。其悲剧性在于，正常人的生存方式，是种合理的生存方式，但不是一种合理想的生存方式。而台理想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当时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能让我重活一遍，我不敢保证能活得更好。我活得无怨无悔、无愧无疚，但不精彩、不理想。《正常人》就是要唤起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反思。现在我似乎知道了更理想的生存方式，但这是下一部小说的事了。这部小说也许会叫《异常人》，但愿我有朝一日能把它写出来。

这次重版，还收入与《正常人》内容有关的短篇《黄皮果》、因种种原因从未发表的中篇《生的迥光》，以及王文英、赵长天的评论，意在为我们青春所处的时代与语境保留一份记忆，也是一份纪念。过两天，就是我五十六足岁的阴历生日，光阴荏苒，时不我待，但到这年纪，还有这份忙碌带来的充实，还有被鞭策的感觉，就是一份幸福。到此时，方知做正常人是要取得幸福的底线。世界上的事，乖人一半，笨人一半，故老实人不要去学乖，阿爷如是说。这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也许生活圈子的关系，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我所见到的乖人真占到便宜的并不多，老实人不吃亏的倒也不少，因此我觉得终究老实人所占一半还多一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第一金玉良言，谨奉送给喜欢《正常人》的读者。  谢谢读者!谢谢朋友们!

沈善增

2006年10月3O日

《正常人》发表好些年了，但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却远远没有认真和深入地展开……最近我重新找出《正常人》来读，一读之下，感到了深深的歉疚，因为这次重读才发现《正常人》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它的丰富内涵还远远没有被认识。作者把他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精华都放在了这部小说中；并且，由于作者主观创作态度的极度真诚，由于创作素材的极其真实，《正常人》超越了一般的知青小说、石库门小说，而上升到有关人类青少年的成长、有关男子汉的理想的小说……这里生动地显现了许多人、许多男子汉、许多想当男子汉的人的精神状态，毛茸茸的心理、活泼泼的感受。遗憾的是，这是一篇迟到的评论。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文英

一九八七年第六期《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刊）发表《正常人》上部。一九九0年第四期《电视·电影·文学》发表《正常人》下部。一九九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常人》单印本。十五年后，上海书店出版社隆重推出《正常人》修订重版本。一部优秀的小说，永远没有迟到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