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在收集老城门的图片资料上不遗余力，从各个时期、各个角度，不同的内涵都囊括进去。它不仅反映了城门建筑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生活场面以及风俗民情等等，对研究古都北京的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编者对图片说明一看而知是下了极大功夫的，不仅是有图片内容的详细描述，而且还收集了丰富的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好书。

　　“新京报·北京地理”图视版适应读图时代要求，将文字版的《新京报》“北京地理”视觉化。让读者以“读图”的方式，亲历历史文明，在体味心灵的震撼的同时，感受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商业信息。

《北京地理》以“展示北京的古都魅力，挖掘北京的人文地理内涵，关注城市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宗旨，目前已发行近500期，我们对其凝练升华，用视觉化方式展示的“人文北京”，为2008奥运会全貌展现北京尽微薄之力。

文化与商业互助式传播，在后分众时代的媒体环境中，大众对于广告信息的取舍趋于情感化，用文化的形式拉进心灵距离，以点对点的方式传递企业品牌信息，进而打动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收藏性为二次传播信息提供了必要基础，提高了传播率。

序 ／1

让伟大都城的标志于记忆中流传／5

正阳门

早已凝固为北京城的不老标志／13

崇文门

旧时税关繁华景唯余残垣落寞处／23

朝阳门

喂养老北京的漕粮必经之地／33

东直门

木材商队经此走成岁月深处的追忆／43

安定门

六百年中养成能文能武的双重性格／53

德胜门

“孤岛”般的城门它的伟大与失败／63

西直门

穿越近六百年时空的门中门／75

阜成门

当骆驼走远时空在此严重交叠／87

宣武门

因它而生的宣南文化仍深入人心／97

东便门广渠门

在市民心中始终是城市地理的边缘／107

广安门西便门

核心与边缘在城市的西垣重叠／117

左安门

纯粹的田园生活曾像花儿在此盛放／127

永定门

重建让怀念更加刻骨铭心／137

右安门

只剩花香留在记忆里／147

水关门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

外力给城池留下的四个“伤口”／157

天安门

皇城正门见证历史兴衰更迭／167

地安门

皇城“后门”成北城市井繁荣起点／177

东安门西安门

充分敞开的“门”表达永不拒绝之意／187

只能循着历史的残迹继续走下去

“古都城门系列”终结篇／197

后记

北京时间之书的神秘作者／209

努力接近城市变迁的历史真实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周礼·考工记》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其1943年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曾对北京做过如下评价：“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而北京现存的明清古城，又是从曾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元大都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于1264年开始大规模建造的元大都，遵循的正是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经典《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原则。再往前追溯，中国史学家提到的在今北京旧址上最早的城市叫做蓟，据说远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蓟城就已存在，且在史书中被称“固若金汤”。

面对浩瀚的历史真实，我们从来不曾奢望能让过往的一切在新闻纸上做如实再现，却一直致力于要将城市地理的某个节点，哪怕只是其在短短一瞬间的样貌给予还原。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奋斗目标在面对这座伟大都城里的一座座巨大建筑时，首先当然地反映在了“老北京城门”上，是这些美得足以撼动人心的建筑，让清晰地勾勒出了城市轮廓的城墙不再单调、乏味，而有了美妙的韵律，并最终在节奏感的衬托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之历史文献般的价值。恰如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喜仁龙在其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就曾说过的，“北京城门是体现中国建筑一般规律的典范”，面对这些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古都标志性建筑，任何赞叹甚至恭维，都不为过。

可是，再重大的历史真实也已经成为过往，再细致的真实历史也已经无法重演，我们正是要通过寻访见证者、研究建筑史、探询拆建背景，力求拆解“老北京城门”的营造、重修、拆除、复建全过程，解读“老北京城门”背后的城市变迁史，希望哪怕不能穿越时空至少可以穿越故纸去到曾经的旧闻现场，并最终体现纸媒在接近历史真实方面的真正优势。

诸多关于北京老城门的文献，都爱引用侯仁之先生和罗哲文先生分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一出前门火车站，因第一眼见到前门楼子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后所发表的感慨作为开场白。接触中我们发现，两位老先生以八九十岁的高龄，以著作等身的资历，却不愿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做哪怕一点点妄断。一座城市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是无数学者愿意为之倾注毕生心力研究的宏观科学，我们正是力图在微观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中打开北京城的一扇又一扇“门”，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但愿“老北京城门”能成为我们开启“北京之门”的一把神奇钥匙，我们只愿能以同他们一样对北京的热爱之情和对治学的严谨态度，一个城门一个城门地勘定老北京的城市地理轮廓。

简述北京城门的变化

我出生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始终没离开过北京，至今正好80年。我家几辈子都生活在北京，可以说是个老北京了吧，所以北京的里九、外七——十六座城门我都走遍，虽然现在它们大多数已不存在，有的甚至连痕迹都没留一点儿，但它们的影子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明、清的北京是三重，最里边的是皇帝居住、办公的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最外边的才是老百姓住的京城。京城又有内外城之分，正阳门(俗称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北是内城，以南是外城。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这就是过去老北京人常说的“里九、外七、皇城四”。

北京内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元灭亡后，明为了削弱元的王气，防御元军残势力的侵扰，遂将北城墙向南迁约5里，即现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今德胜门以北的“土城”就是当年大都的北城墙遗址。同时又将元大都东城墙的崇仁门改叫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改叫西直门。朱棣称帝后准备迁都北京，永乐十七年(1419)在营建宫殿的同时，又将元大都南城墙从今天东、西长安城一线向南推了约2里，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京师九门城楼”等。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开工，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工程包括九门的城楼、瓮城、箭楼、石桥、牌楼等建筑(一说重建各门城楼并增筑瓮城和箭楼)，并将元大都的丽正门更名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在我的记忆中，北京解放前，老百姓始终将朝阳门叫齐化门，将阜成门叫平则门。

明北京城经过多年修建，周长四十里。有九门，正南是正阳门，俗呼前门；正阳门东是崇文门，俗称哈德门；西是宣武门。北面东有安定门，西是德胜门。东面东直门在左，朝阳门在右。西面阜成门在左，西直门在右。

北京外城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起来的。既然有了雄伟、壮观的城池，为什么又建外城?因为明朝中叶，塞北蒙古骑兵经常南下骚扰，抢夺物资，杀掠人口和牲畜，于是有人建议朝廷修建重城。经过实地踏勘提出建设方案，无奈经费不足，修筑重城方案无法实现。明政府考虑，九门之外，特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店铺鳞次栉比，居民众多，最后决定修建正南一面的城，称罗城，俗称外城，全长28里，共7座，正南面是永定门，其左称左安门，俗称江擦门，右称右安门，俗称南西门；东面是广渠门，俗称沙窝门；北面东侧是东便门；西面是广宁门，后改称广安门；北面西侧是西便门。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又增建外城各门城楼、瓮城、箭楼(一说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外城，四十三年(1564)增建瓮城及箭楼，一说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于外城七门加筑瓮城，但未筑箭楼)，挖了护城河，在护城河上建石桥。外城建成后北京城就变成了“凸”字形。

1926年，冯玉祥属下鹿钟麟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了两个门洞，命名为兴华门，后改为和平门。建国门和复兴门都开凿于北平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在北平东郊建了几个工厂，在西郊建了个新市区，为便于市区与郊区的联系，1939年分别在朝阳门迤南和阜成门迤南开了“豁口”，东面的叫“启明门”，西面的叫“长安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启明门更名为建国门，长安门更名为复兴门。

对完整、雄伟的北京城的动拆，最早是在1915年，政府为缓解前门地区的交通，将前门的瓮城拆除，但这只是对部分城段进行的改造。真正大规模的拆除是在1949年以后，北京城经过群众运动式的拆除，最后只将前门城楼和箭楼、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及两段明城墙留下，作为北京的标志。

解读城门

城门是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在内的一组防御设施建筑，兼备出入通道和对外防御的功能。一般来说，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城门。具体开多少座城门，则根据城市规模、城内道路交通状况和军事战略地位而定。

城楼一城门的标志

城楼也叫城门楼，由城台、城楼和门洞口三部分构成。城台是基础部分，与城墙相连，较之略高。门洞开在城台上，其数量根据需要为1～5个不等。最早的门洞为圭角型，宋代以后发展为券门，明代北京城门就是券门。城楼建在城台上、为两层、五开间木结构建筑(正阳门为七开间)，第一层单檐，第二层重檐。城楼在瓮城、闸楼、箭楼的包围下，是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后一环，和主攻防守的箭楼不同，城楼的作用是标志城门的位置，观察、控制进出人群。

瓮城——中国城池的专利  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小城堡，与城楼左右墙体连为一体，其墙高、宽与城墙基本一致，平面形状呈方形、梯形或半圆形。闸楼通常修在瓮城的左拐角或右拐角处，其门洞与城楼的门洞不能相对直通，一般呈直角。这种在城门外修建瓮城的做法是中国城池特有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

箭楼——防御最前沿

箭楼筑在瓮城上，位置和城楼相对，其下城台略高于瓮城城墙。面阔七间，朝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辟有对外攻击或放御用的箭窗，箭窗的数目少则数孔，多则十数孔。除正阳门箭楼外，其他箭楼的下部都不辟门洞。在防御战中，箭楼站在整个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前端，进攻火力集中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北京时，正阳门和崇文门的箭楼都曾被严重破坏。

闸楼——带闸门的迷你箭楼

闸楼是以瓮城门洞为核心的建筑，三面都有箭窗，形似箭楼，只是规模较小。闸楼的门洞没有门扇，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控制机关设在闸楼内。瓮城上闸楼的位置或左或右，也有左右都有的。在北京城内城，可以寻出这样一个规律：相邻的两座城门，闸楼两两相对，当然也有例外，安定门的闸楼不在瓮城西侧与德胜门的闸楼相对，而是辟在了东侧。

城门揭秘

瓮城里的常驻民——庙

北京城内城九门的瓮城内都设有庙宇，正阳门内有两座庙——关帝庙和真武庙，其余基本上是每座瓮城设一座关帝庙，盖在瓮城左侧或右侧的闸楼门处。德胜门和安定门例外，庙建在箭楼下面，庙门正对着城门洞口。

外城城门—因资金不足而缩水

北京的外城也叫南城、帽子城，与内城城墙的南垣相接。外城有七座城门，由于财力不足，相对于内城城门要简陋、低矮得多，瓮城无闸楼，门就辟在箭楼下的城台上。城门青砖——从临清“漂”来

明初建城用的小城砖和元代城砖相仿，尺寸为29cm×14.5cm×4cm，后来改用大城砖，长47～49cm，宽23～24.5cm，厚11.5～1 3cm。我们现在所说的48cm×24cm×1 2cm，是清代的城砖规格。据史料记载，这些修城门、城墙所用的城砖均出自山东临清。之所以选在临清烧砖，一是因为那里靠近大运河，运输方便；二是因为临清土质细腻、沙黏适当，烧出来的砖质地细腻、硬度高，所谓“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隙”。城砖需走水路进京，大运河上途经临清的漕运船只必须义务捎带贡砖，每艘40块砖。为方便装船、运输，临清烧砖的官窑都修在运河边。明清两代建城、修城，对青砖的需求把临清的烧砖业推向鼎盛时期，据说大运河山东临清段两岸聚集的官窑曾有上万座之多，绵延十几里。世纪老人回忆中的城门片段

——访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94岁)

片段之一：“1931年8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夕阳西下，我一出站就看到正阳门，看到汽车在新开的城门洞里进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比我想象的要宏伟得多，我对北京城从此发生了兴趣。”

片段之二：“后来说是苏联打过来的时候要疏散市民，这是当时拆城墙、城门的原因之一。拆西直门的时候，露出了和义门，我从北大坐车去看，看了一下就回去了。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

片段之三：“过去永定门什么样子?我记不得了。2004年，永定门重建，我已经走不动了，被他们抬着去看了一下。重修永定门是因为它在中轴线上，再建其他城门，没有必要。”

P6-11

伟大古都的知音

旧时，人们对学问多、本事大的人，常常赞之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足见我国自古就重视天文和地理。不过，仅就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来说，所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不外乎天文分野、建置沿革、五岳四渎、山海河泽、物产贡品、险关要塞、堪舆风水之类，与今天的地理科学相比，既有部分内容的重合，也有根本性质的差别。

在地球表面上，地理无处不有，无处不见，北京亦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的地理尤为重要：这与北京这个城市的特殊性相关联。

早在六七十万年前，“北京人”就生息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谱写了北京历史的第一章。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封黄帝的后裔于蓟。这件事标志着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已经具备城市性质和功能，被视为北京建城的开始，至今北京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在今哈尔滨市东南)迁都于燕京，从此北京成为一个大的封建王朝的首都。北京真正的建都历史也已有八个半世纪之久。北京的历史太悠久了。正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厚重、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和精华。

北京的历史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北京这片土地上。也就是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北京的天，北京的地，北京的山，北京的水，北京的林木，北京的土壤，北京的城镇，北京的村庄，北京的街巷胡同，北京的道路桥梁等等，既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孕育北京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试想，没有周口店龙骨山的溶洞，“北京人”及其后裔怎能生存数十万年?没有永定河、潮白河的奔流，哪有北京城所坐落的北京小平原这一地域空间?没有京杭大运河及漕运，北京岂能维持封建王朝的京师地位达数百年之久?没有海淀附近的山水之胜，清朝何以能够修建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没有山前山后的民族分布与交争，北京地区何需修筑雄伟险峻的长城?没有北京城里的胡同与四合院，老北京人的形象与习性又当何如?类似这些问题，无不关涉北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都是值得深思、需要探究的。

《新京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独具慧眼，看到了北京地理的重要性，认识到要真正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不全面了解北京古今的地理环境是不行的。所以，于2003年开始独辟蹊径，开设了“北京地理”专版，有计划有目的地、分门别类地向广大读者介绍北京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深入解析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地理问的密切关系，将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特定的北京地理的背景之上，又赋予北京地理以相应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一来，使“北京地理”专版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富有学术意义。该版的文章简短精妙，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和新闻性于一体，可读性极强。每期除文字之外，都附以手绘地图和相关的图片，给人以清晰的空间要领并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每期都配有知情者访谈和专家评说，既增强了所介绍的北京地理知识的真实感和权威性，又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很得读者之心，很受读者欢迎。可以说，在普及北京地理知识、帮助人们深化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珍爱方面，《新京报》独占鳌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京报》创设“北京地理”专版，我想当初编辑和记者们是怀着无限热爱北京，要真正认识北京、深刻理解北京、将心血奉献北京的这样一种豪情和胸襟所作出的职业选择。而当取得一些成绩、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之后，他们并未满足，除了要继续努力把“北京地理”专版办好以外，更将该版已发表的文章选编成册，分期出版，以飨读者，求得“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必然会收获丰硕之果。《新京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就是明证。  尹钧科

2005年10月9日

北京：时间之书的神秘作者

蒙古人忽必烈所缔造的世界级伟大城市元大都，被闻讯从意大利威尼斯赶来的地理“星探”马可·波罗誉为“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由此启动了西方世界持续几个世纪的东方迷狂。“美”对应的是感官所能触及的审美理想，“善”则体现了与天道相呼应的理性法则与道德秩序。美善合一，是乌托邦空间或乌托邦叙事的重要特征。然而，“乌托邦”的成立，通常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法则：只有已经消逝的，或尚未到来的黄金世界，才能成为乌托邦，才能构成对现世秩序的更高评判尺度。被乌托邦叙事所神化的元大都，也未能逃脱这一定律。

依据《周礼·考工记》所精心规划的元大都的壮丽宫城，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明兵攻破大都，新主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下令将其全部拆除。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李唐王朝对隋炀帝“迷楼”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合法性，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疯狂毁灭之上。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所遗留下来的物品和记忆感到恐惧。正是这种“项羽式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珍贵建筑的覆没。幸运的是，在拆毁元故宫的过程中，一位名叫萧洵的工部小吏，对即将被毁的前朝瑰丽宫阙产生了深切迷恋，决心以文字与这场毁灭行动展开竞赛。他记录了自己所看到的“临刑”之前的前朝宫阙殿宇之。美丽深邃”。由这些记录所组成的《故宫遗录》，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元大都宫城的重要资料。卑微的书写者，通过如抄经者般狂热的秘密书写，重新修筑了一座纸上宫城，为后世的精神漫游者提供了通往审美乌托邦的人口。

书写永远在与时间竞赛。书写者萧洵的故事，隐含着所有地理记录者与写作者的欲望：将脆弱易损的物质空间，转化为永恒的时间。讲述空间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时间的故事。通过杰出的个人书写，城市的地理空间与时代经验紧密交织，比如雨果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曼德尔斯塔姆的圣彼得堡，乔伊斯的都柏林，本雅明的“童年柏林”，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川端康成的东京。与其说是言说者选择了城市，不如说是城市选择了它的言说者。他们在纸上所构筑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互为镜像，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从某一角度照到自己的影子。眼力好的，甚至可以窥见自己的前生或来世。

城市生长一消亡一再生长的时间，既是线性的物理时间，又可能最终被纳入神秘的圆形时间。城市空间的历史逻辑，既是理性的，又常常是非理性的(其实，非理性正是某个时段的空间统治者所认为的理性)。北京是一座被权力和历史理性所严密控制的特殊城市，其空间体系体现了非凡的理性法则，形成了完备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其空间面貌和市民精神，又被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改写，尤其是在20世纪，这座城市激烈的空间变法，充分体现出了历史的非理性一面。今天，在北京空间体系的改造过程中，主宰城市核心的皇权逻辑与旧帝国美学系统，与越过环线不断扩张的全球化资本逻辑，既激烈争斗，又私下妥协、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修改着城市的地理景观，以及土地价值的核定标准。而对于被巨大的历史旋涡所裹挟的微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居住经验与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民族历史记忆)发生了断裂，他们在熟悉的家园不断晕眩，找不到回家的路。时间长了，失忆症就可能转为“神经麻痹症”，甚至可能导致神经中枢紊乱。

与口语媒介和电子媒介相比，印刷媒介是城市记忆更为理性、可靠的管家。书店的显要位置，永远摆放着各种关于北京的风土历史掌故的图书，包括由历史、地理学家所撰写的专业书籍，以及民间散播的市井掌故。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最不缺乏由官方和权威提供的合法知识，同时，它又是民间话语繁殖得最旺盛的城市。在一些名声显赫的老胡同里，我们可以看见最生动的市井景象：穿着“胡同游”背心的三轮车夫，绘声绘色地向世界各地来朝圣的游客，讲述着某座破旧宅院、乃至门楣上某个图案的神秘故事，无私地向观光客提供各种勾人魂魄而又来历不明的市井传奇。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有一个精辟总结：“如果驮畜队行进的小路是地理现象的话，驮畜队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也就是说，在讲故事方面有非凡热情与才能的北京的三轮车夫、胡同居民，也是一种地理现象。

面对这座勾人魂魄的都城，《新京报》“北京地理”的记者们怀着与“胡同游车夫”同样的言说热情。不过，作为现代新闻传播媒介，我们的言说方式，与历史知识和民间传闻都不相同。我们关注的不是封闭、静止的空间，不是坐在历史废墟中把玩死物，也不是向饥渴的游客兜售宫闱秘闻，而是致力于记录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包括自然空间与人工空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居住经验的变化。文字和摄影镜头，一直在努力捕捉呈现在面前的城市现代空间形态，

与历史时间之间的激烈争斗。我们不想在一种“如数家珍”的献宝思维中，做同义反复的工作。我们更有兴趣的，是那些祖传“家珍”在时间中的命运，关心它正在被什么所覆盖、扭曲，或者说，诡谲的现代生活在如何改写、重塑城市记忆。

与传统的自然地理学不同，现代人文地理学试图让人的感受重返地理的中心。这正是《新京报》重点栏目“北京地理”的基本宗旨。自2003年11月创刊至今，“北京地理”致力于从城市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解读北京，记录城市景观与人文活动的互动关系。城市的空间形式，就是市民的心灵形式。市民对城市的情感与记忆，与城市的空间形式密切相关，它附着在城墙、道路、王府、寺庙、胡同、四合院、集市以及各种消费和休闲场所上。记忆不仅仅是私人的、破碎的，它可能成为城市在全球化冒险活动中的一个强烈对照与反诘，幸运的话，它甚至可能修正这座城市的去向。为此，参与“北京地理”工作的年轻记者们，同时扮演了考古学家、地质队员、侦探、游手好闲者的角色。他们行走的路线和大街上的大多数年轻人相反。他们整天沿着城墙根、老胡同、四合院，在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角落暴走不休。在摩天大楼的高科技幕墙上，他们看到了千年的红砖碧瓦、雕梁画栋。在现代城市的轰鸣中，他们听到了元大都早朝时的圣谕和菜市口的吆喝。面对层叠的空间、交错的时间，他们必须修炼双重视力和听力；同时，他们又要避免出现“幻视”和“幻听”，因为真实客观永远是新闻叙事的紧箍咒。

创刊以来，“北京地理”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信任，许多读者都表示希望“北京地理”结集出版，以便收藏。“北京地理”丛书的出版，与读者、专家和出版社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要感谢为“北京地理”丛书担任学术顾问的尹钧科、王永斌、王彬、段天顺、孔庆普先生，他们一直在以更高的学术尺度，关注、鞭策着“北京地理”的采编工作，慷慨无私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王永斌、王彬二位先生，不厌其烦地校改了第一辑的书样。另外，感谢徐苹芳、罗哲文、王同桢、张先得、傅公钺、冯其利先生，他们的意见让我们获益匪浅。

接下来，“北京地理”还将陆续分辑出版，力图献给读者一本更完整的北京人文地理的“时间之书”。在我们的梦想中，北京既是这本书的画中人，还是它的读者、鉴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伟大而神秘的作者。

吕约／《新京报》北京专刊部主编

这个城市，向你呈现的是如此动人的图卷，千年历史的余温沿能真实际地触摸，物质的遗存仍是那般地合用，虽然积下了一些尘土，但掸一掸并不碍事。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啊，我这十多年的探索，尚不及只鳞斗爪，可每一次的行进分明使我的灵魂舒朗开来……我的心开始了这样的歌唱，沉醉在历史长河之中。

王军／《城记》作者、北京史学者

在我们的梦想中，北京既是这本书的画中人，还是它的读者、鉴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伟大而神秘的作者。

吕约／《新京报》北京专刊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