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型企业、具有创业精神的大型企业、富有创造力的高校、对于创新创业具有充分鼓励性的政府共四个角色逐一进行了研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创业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相信这些有关创业力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府、高校、企业能起到借鉴和学习的作用。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8月，是全国首家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公益基金会，成立宗旨为“鼓励创新创业，完善创新环境；推动成果转化，促进教育改革：激发创新潜能，造就创新人才”。基金会致力于创新氛围营造、创业项目资助与服务、创业教育及创业研究等相关工作，为有志创新创业的大学生“铺路架桥”，为创新性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希望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这一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全社会关心支持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定会结出丰硕之果。

前言

致谢

1 创业力

正如知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观察到的那样，创业家是繁荣发展的必要因素——

“他们敢于发挥想像力，能够从既定的经济模式和实践经验中脱离出来，不断地把握机

遇，引入新产品和新流程，开拓新市场领域，创造新组织形式。”

2 富有创业力的美国人

极端敏锐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费尽毕生心血研究“美国人的性

格”，他的结论是，“作为个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我们是移

民的后代”。因此，我们时时牢记美国是一个新生的民族，牢记是祖先们抓住了非凡的

机遇，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把握这样的机遇。

3 潦倒时刻：创业给美国带来重生

世人亲眼见证了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弗雷德·史密斯等行商业巨头的崛起，  这些伟大的技术创业者尽管都属于“不讨人喜欢”的科学家类型，但人们并没有像过那

样，将他们视为“掠夺者”或予以排斥，反而对他们的创造才能倍加赏识，对由此创造

的财富予以肯定。

4 创业家

不管我们的社会变得何等富裕，我们都要始终保持市场理性运作的本能——以更少

的钱买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比忠诚于我们的朋友(居家附近的店员和商店所有者)还

要重要。

5 创业家来自金星 管理者来自火星

如果说过去的创业家属于配着枪支的牛仔类型(来自金星)，大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属

于从容不迫、沉着冷静，精于算计的类型(来自火星)，那么现代的管理者必定是属于有

备而来的，兼具冒险精神和理性思维的类型(来自地球)。

6 高等院校与创业力

要想消灭罪恶，就必须斩草除根。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认为扶持专科院校和综合大

学是消除愚昧、增长有用知识的最佳方法，因为通过学生我们可以把文化知识传播得更

远、更广。

7 对外推广创业精神

这场促生了民主的革命运动并不是群众起义，也不是由理论家发起的，它的带头人

是一群富有的创业者，保罗·里维尔是一个银匠，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既搞发明创造又

做生意，很多在《独立宣言》上署名的人都是商人、专家和南方的种植园主，

8 结语

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未来经济发展，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以固守的姿态维系现有经

济体系，满足的只是极少数人。

反对金融商业的社会思潮

虽说美国创业型经济的崛起势在必行，但我们还是要牢记两点：

以重塑行业铁三角、达到预想平衡为目的的一切尝试都可能威胁或损害创业型经济的发展；

看似无害的举动——不管涉及的是商业、政策还是法律——会逐日积累，产生意义深远的毁灭性后果。

即便在美国创业型经济取得巨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反金融商业的势力依然强大。从某些角度看，引发这一意识倾向的是人们对企业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的误解。许多企业批评家都将企业视为一种与现代社会或多或少脱节的，或是破坏现代社会的事物，也有人将行业结构重组、规模缩小视为破坏社会契约、进而影响工作稳定性的因素，并为此哀叹不已。他们没有意识到，保持经济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使经济不断发展，并且能够对市场力量和美国人的创业本能作出响应的体系。

有的时候，批评还来自于试图恢复官僚主义、引进欧盟混合经济模式(即大企业在政府干预下“协调”发展)的势力。举例来说，珍妮弗·奥尔特曼基金会(Jennifer Altman Foundation)的总裁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就曾经抱怨美国市民社会中出现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反常”现象(指经济运作方式方面)。他认为这些现象“转移了民众的视线，令他们无法像欧洲工业国家的公民那样，认真思考政府出台的那些旨在改善不平等问题的动议”。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欧洲的失业率一直是美国的两倍，要知道，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是无法从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市民的角度，冷静地思考自己所发挥的角色。

对于财富创造在市民社会和人类福利中的重要意义，很多美国人都已经心知肚明，但部分人仍然对企业表现出了矛盾的情绪。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异常坚定地转向了创业型经济，但是美国国内高涨的反对情绪却会让企业发展逐渐附合大量与商业无关的利益，进而令经济、社会受损。许多人以所谓的“公司社会责任”为由，用模糊的措辞推断企业运作是反社会行为。许多全球化的反对者也将企业运作视为一种恶意行为。这种想法有意地否定了一个首要事实，即商业活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一个没有企业的乌托邦根本无法提供再分配所需的财富。

创业型经济所面临的威胁既来源于那些强加于企业的、且让人备感窒息的官僚主义和政府出台的企业规章制度，又来源于政府采取或鼓励的用来攻击和破坏企业的一系列行为。从总体上看，这些都是政府将政治目标强加于企业的具体表现，而且这些受政治因素驱动的新规章制度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支出，令企业无法以最佳的效率运作。

在此，我想重点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即没有哪一个明智的人会认为企业可以逃避社会责任，或脱离政府监管。由专人负责管辖是我们获得自由和成功的核心，而且事实上，我们确实有着企业操纵价格、污染河流、生产不安全产品、虐待员工、欺骗投资者等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不良记录。

我们应当合理运用调控手段，让活跃于大社会中的企业管理层始终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对于那些丧失道德的人，让他们知道如果做错事就会被关进监狱的道理，可以极大地帮助他们规范行为。

政府必须维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因此它必须给企业留出一定的余地，让它们灵活地扮演好自己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即为公众创造财富，确保公众的生活质量。我所担心的是，即便处于创业型经济时代，还有人会为了扩大政府力量而不惜以企业利益为代价，做出破坏平衡的举动。

官僚主义、规章制度与法律诉讼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美国都可能回到原先的官僚主义制度或再次由政府指挥经济，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它的实现途径之一就是由政府出台过量的规章制度并强加执行，在企业的致富道路上设置障碍，或加重企业的官僚主义负担。当约瑟夫·熊彼得认识到政府机构和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补充”时，他也可以轻易地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官僚主义将干扰企业运作，致使企业管理者必须抽出更多的时间迎合政府官僚主义者，而不是消费者。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iedman)的调查研究结论或许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收录了所有被编集成法典和被提出的联邦法规，米尔顿对其内容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该公报上的记录呈几何级数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联邦公报》的页数从2万页增加到6万页，到了70年代末期，总页数达到8万页。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呈现了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在里根总统当政时期，这一数字曾大幅下降。

仅联邦政府就出台了大量的法规与规章，更不用说州际和地方政府，它们还采取了各种威胁企业运作的攻击性措施，具体案例有：针对安然(Enron)公司和世界电信公司(WorldCom)的丑闻案提起了毁灭性诉讼，引发过激反应，并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详见下文讨论)。

针对企业提起的诉讼(包括集体诉讼)原本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等事宜的有力武器，但在最近的30年中，它已经转变成为向企业发起全面突袭的工具。举例来说，1993—2002年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集体诉讼的胜诉补偿金平均为1.386亿美元，在胜诉补偿金额排列在前20%的诉讼案例中，补偿金平均为6.13亿美元。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6起证券类集体诉讼和解案中，有3起发生在2003年。

这类攻击行动的动因往往是消费者对产品寄于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预设，即企业是在有意危害消费者或欺骗股东。虽然，企业的免罪之言凿凿，但法庭的判决却对其视而不见。

有意损害或忽视消费者利益的企业确实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按照要求，每个集团诉讼案中的必要陈述(requisite narrative)都必须用最糟糕的术语为企业的动机定性，而且在许多案例中，所谓的违法行为都是依据过去的经济形式捏造的。举例来说，麦当劳曾经被指控“出售的咖啡太烫”，陪审团基于“公司有意出售过烫的咖啡，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一指控，对公司处以29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罚款。陪审团已经明确认定麦当劳存在“故意的、轻率的、恶意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这样的审判结果会使各种各样的商业决策都成为潜在的诉讼对象，审判中遵循的逻辑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信赖。像麦当劳这样一家企业，它有什么理由要用滚烫的咖啡赶走顾客？

比这种可疑逻辑更糟的是，这些诉讼案都是基于一个隐含的文化预设，即企业策划出极其恶毒的阴谋，危害它们赖以生存的消费者。在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能够带来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利益追求过程成为了集体诉讼案的嫌疑对象和目标。比如，许多食品激进主义分子(food activist)和律师批评了企业花钱打广告的做法，并以企业试图劝说消费者摄人更多食物、进而获取利润为由，对企业提起指控。在另一起诉讼案中，民众称麦当劳出售的食品会导致食用者肥胖，虽然两次都被联邦法官驳回起诉，但是“个人责任”这一观念却被大大削弱了，因为这些诉讼案首开先例地认同民众对企业的指责，让企业来为民众的选择负责。

2005年《集体诉讼公平法案》(Class Action Fairness Act)出台，这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诉讼的滥用问题，更多的同类诉讼被移交联邦法院审理，许多问题得以缓和。在大多数情况下，法规规定胜诉人只能获得名义上的奖励，而原告的辩护律师则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进账。不过，要说这是法律的真正作用还为时过早。

尽管法案限制了集体诉讼的权利，但是针对商业公司的个人诉讼行为仍在继续，并且对企业构成了威胁。民众倾向于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都归因于商业公司，并且还形成了一种文化预设，执意对企业采取惩罚措施，全然不顾其功过相抵的有关证据。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市民社会的扶持力度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政府规章制度的相继出台和官僚主义的存在，让企业正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小步前行。P30-34

本书作者卡尔·J·施拉姆是美国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rmdation)主席，该基金会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全世界最大的致力于推动创新创业的非营利性组织。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STEFG)成立于2006年8月，其宗旨为“鼓励创新创业，完善创新环境；推动成果转化，促进教育改革；激发创新潜能，造就创新人才”。为加强交流与学习，提高创业教育研究水平，基金会首次尝试引进和翻译美国考夫曼基金会主席卡尔·J·施拉姆先生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Imperative》。

本书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型企业、具有创业精神的大型企业、富有创造力的高校、对于创新创业具有充分鼓励性的政府共四个角色逐一进行了研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创业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相信这些有关创业力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府、高校、企业能起到借鉴和学习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另外一个鲜明的观点是：美国社会的活力正在于它的“创业型经济”。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对外输出创业机制与思想，比美国做输出民主这样的事情会更有成效，也更受欢迎。读者在阅读时应加以鉴别，这点十分重要。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迄今已资助近200家大学生创业企业，我们充分认识到，在投入公益性天使基金的同时，运用创业研究和创业教育的手段传播创业文化和创业精神，同样举足轻重。今后，基金会不仅将资助国外创业研究书籍的引进，也将资助国内优秀的创业研究书籍的出版以及课题研究，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加入到创业研究的队伍中来，诞生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