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造星渊源考》纪录了无数个中国电影的“第一”：第一个放映人；第一个拍电影的人；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产业性质的制片机构；第一次使用女主角；第一位女演员；第一本电影刊物；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第一部电影摄影教材；第一部电影剧作论著，第一部木偶片；第一个卡通广告片；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故事片……这无数个第一，正是中国电影一步步前进的足印。《电影造星渊源考》选择制片机构的创立、扩大、发展、衰败为线索，交织着各个年代出现的重要影片和汇集的编、导、演、摄等等电影人的事迹，构筑成一座立体的电影事业大厦，其中填补了长期被忽略或遮蔽的人物、事件，力求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电影造星渊源考》搜集了大量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本书起始于1896年中国有史可证的第一次放映电影和1905年中国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运用确凿的文字、图片资料，客观、真实地勾描出中国电影的坎坷、曲折、艰辛的道路。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忠于史实的立场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把握，在上世纪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的宏阔背景中，透视中国电影草创、起步、发展、转折、兴旺的步履。影事与历史事件、政治运动、文化思潮、社会环境的契合，有力地突显了中国电影与中国民众的血脉关系。

第一章 初探银海

第二章 《不如归》

第三章 《孤儿救祖记》

第四章 《上海—妇人》

第五章 大中华百合

第六章 历久不衰的邵氏家族

第七章 《湖边春梦》

第八章 《雪中孤雏》

第九章 火光侠影

第十章 《一串珍珠》

第十一章 《电影女明星》

第十二章 黎氏家族

第十三章 《银河双星》

第十四章 有声有色

第十五章 《共赴国难》

第十六章 左翼春天

第十七章 《丰年》

第十八章 《时势英雄》

第十九章 银幕诗人孙瑜

第二十章 《神女》

第二十一章 “夜妖精”蔡楚生

第二十二章 《都市风光》

第二十三章 《风云儿女》

第二十四章 《新旧上海》

第二十五章  《马路天使》

第二十六章 《联华交响》

第二十七章 《壮志凌云》

第二十八章 《热血忠魂》

第二十九章 《木兰从军》

第三十章 薄命佳人

第三十一章 《乱世风光》

第三十二章 《火的洗礼》

第三十三章 《白云故乡》

第三十四章 雾季演出

第三十五章 延安岁月

第三十六章 罂粟之花

第三十七章 《还乡日记》

第三十八章 《遥远的爱》

第三十九章 《天堂春梦》

第四十章 《银海幻梦》

第四十一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第四十二章 《万家灯火》

第四十三章 《不了情》

第四十四章 《小城之春》

第四十五章 《忆江南》

第四十六章 《鸡鸣早看天》

第四十七章 《风雨江南》

第四十八章 民主东北

第四十九章 《中华儿女》

后记 老将出征后生泪

在中国电影草创阶段的电影制作公司中。明星公司是公认的佼佼者，明星公司的创始人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也始终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890年1月1日。浙江宁波一个叫张和巨的蚕茧商人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为张伟通，字蚀川——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的张石川。

张石川从小聪颖好学，活泼好动。由于身为长子，张石川备受父母疼爱，养成了好强争胜的性格。他除读私塾外，闲时即帮助父亲张和巨料理商务，小小年纪便历练了一套务实的经商作风和管理才能。

1905年，张石川的父亲张和巨不幸病逝，15岁的张石川不得不中断学业，随舅父经润三远离家乡赴上海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张石川的舅父经润三在上海是个极负盛名的商人。时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并兼做美国房地产商人的中方买办。张石川随舅父到上海后，被安排在华洋公司任“小写”，即抄写文书。

张石川白天在公司上班，每天晚上不辞辛苦地去夜校补习英文。经过刻苦的学习，他很快就能用较流利的口语与美国人交谈。

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王钟声等人把在日本看到的“话剧”带回了上海。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当时被称为“新剧”或“文明戏”。

文明戏在上海的兴起，引起了广大市民观众的极大兴趣，一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纷纷成立文明戏剧社，把文明戏演出作为新的赚钱手段。

张石川除了在华洋公司工作外，也在舅父经润三创办的新剧团体“立鸣社”担任经理，负责组织管理新剧演出。由于张石川肯于接受新思想，加之聪颖过人，又有天生的组织、管理才干，不久即成为文明戏运动的骨干，得到了舆论的推崇。

1912年初。张石川结识了著名的剧评家郑正秋，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郑正秋生于1888年12月24日，是广东潮州富商郑让卿的养子。广东潮阳成田上盐丁村人郑让卿，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31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郑正秋的祖父郑介臣，是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来沪经商。开了家批发鸦片的郑洽记土栈而成巨富。郑让卿是郑介臣的第二个、也是最聪明能干的儿子。1888年，30岁的郑让卿久婚无子，经友人介绍，在众多候选的男孩中，他选中了一个他认为将来会大有出息的男孩，抱进家门为子。时值秋高气爽，因而，这个男孩被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为孩子取字“芳泽”，号伯常，别号药风。这个生于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从此人籍广东潮阳，在优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长，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代宗师。

1891年，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母亲郑夫人带着3岁的郑正秋回到广东潮阳上盐丁村祖居。家乡独具特色的潮州音乐，潮州戏曲，美丽的田园风光，生活风情，婚丧习俗，以及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给幼年郑正秋留下了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六年后，郑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庄老师的点拨下，郑正秋不仅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也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

一年以后，10岁的郑正秋带着庄老师的口授心传，进了育才书院。

这期间，家里添了个弟弟郑正冬。后来郑正秋为弟弟改名为郑正栋，希望弟弟来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弟弟正冬的到来，使郑正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在家庭中位置的区别。敏感而聪明的孩子显得早熟了。

郑正秋从小体弱多病，气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经一位西医诊断，郑正秋不但患有气管炎、肾结石，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为减轻他的病痛，当官却无知的父亲让他服食鸦片来止痛。从此，鸦片烟毒渐渐侵袭了小郑正秋全身，形成了终身难以抗御的毒瘾。

1902年，因在育才书院带头要求取消体罚，14岁的郑正秋被勒令退学。

父亲领着14岁的郑正秋来到郑洽记土栈，让他熟悉土栈业务，结识四方商贾，当起了土行里的“少老板”。

但是，读书仍然是郑正秋心中最解不开的心结。学校去不成了，他只好自己找书看。什么《再生缘》、《推背图》、《左氏春秋考证》、《三国演义》，乃至戏曲唱本，逮着什么看什么。

读书之余，郑正秋还迷上了京剧，并且和潘月樵、梨园世家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交上了朋友。

为了使郑正秋远离这些被人鄙视的“戏子”，父亲郑让卿可谓用心良苦。他先是为17岁的郑正秋娶妻。可是儿媳俞丽君不但没“拴”住郑正秋，反倒受儿子的影响也爱上了京戏。郑让卿于是又花钱托人，在湖北总督张之洞门下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去湖北任职。

郑正秋在湖北勉强盘桓了两年，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久居”，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洁身而退”，再次回到了上海的郑洽记土栈。

这一次，郑正秋真的开始用心做生意了。他揣摩经商规律、顾客心理，还确定了“以义为利，薄利多销”的“八字方针”。但是他的正直善良与他所从事的鸦片生意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不久，土栈亏损即达数万元之多。郑正秋自己明白了，同时也让父亲明白了：他原本就不是一块经商的材料。父亲只好亲自收回自己的土栈商务，也不再为他安排什么事了。P1-3

在噼噼啪啪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我阅读了《电影造星渊源考》的书稿。扬扬洒洒几十万字，仿佛连成一段段胶片从我眼前闪过，带我穿过时间的隧道，领我徜徉在1905年至1949年中国电影的长廊里。这不仅是一次忆旧情怀的抒发，更是一次对中国电影的再认识。回望历史。也越发增添了瞻望未来的信心，可谓鉴往知来。

《电影造星渊源考》搜集了大量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本书起始于1896年中国有史可证的第一次放映电影和1905年中国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运用确凿的文字、图片资料，客观、真实地勾描出中国电影的坎坷、曲折、艰辛的道路。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忠于史实的立场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把握，在上世纪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的宏阔背景中，透视中国电影草创、起步、发展、转折、兴旺的步履。影事与历史事件、政治运动、文化思潮、社会环境的契合，有力地突显了中国电影与中国民众的血脉关系。

《电影造星渊源考》选择制片机构的创立、扩大、发展、衰败为线索，交织着各个年代出现的重要影片和汇集的编、导、演、摄等等电影人的事迹，构筑成一座立体的电影事业大厦，其中填补了长期被忽略或遮蔽的人物、事件，力求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电影造星渊源考》不仅简介了重要影片的故事内容，而且从电影艺术的角度，点评了影片的特点、风格，跟踪描画出中国民族电影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逐步形成的艺术特质和内中包涵的中华文化的底蕴。

《电影造星渊源考》关注了在电影史的长河中，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对于关系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人物，如：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洪深、黎民伟、田汉、朱石麟、蔡楚生、袁牧之、夏衍、司徒慧敏、邵氏兄弟、吴性栽等；以及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电影明星，如：阮玲玉、胡蝶、王汉伦、王人美、黎莉莉、李绮年、周璇、上官云珠、洪警玲、王献斋、郑小秋、金焰、赵丹、金山、舒绣文、白杨等等，均用细致的笔墨如实介绍他们的从影经历、生存境遇、情感变迁。在他们各自戏剧性的人生当中，让我品尝到人世沧桑之冷暖和难以言传的人生况味。

《电影造星渊源考》纪录了无数个中国电影的“第一”：第一个放映人；第一个拍电影的人；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产业性质的制片机构；第一次使用女主角；第一位女演员；第一本电影刊物；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第一部电影摄影教材；第一部电影剧作论著，第一部木偶片；第一个卡通广告片；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故事片……这无数个第一，正是中国电影一步步前进的足印。

遗憾的是《电影造星渊源考》只书写了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始的前50年的往事。然而，这已经充分表现出，中国电影是一幅生动的社会人生世相的画卷；是一面中国人精神风貌的镜子；它传达出中华文化的丰厚意蕴；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出自一部中国电影的插曲；孙中山先生的传世箴言——“天下为公”，竟是为一位电影人所书，哪个国家的电影，像中国电影这样与国事、家事血肉相联！

《电影造星渊源考》“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盼望本书的作者还能写出新中国电影50年的往事，那一定更加曲折动人，更加绚丽精彩。

任殷

丁亥正月初三

2005年1月1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静穆的告别大厅，沉痛的吊唁人群，凝重、庄严的气氛中萦绕着荡气回肠的《延安颂》。身着军装的陈播老静卧于鲜花丛中，很安祥、很从容，连领口的风纪扣都扣得整整齐齐——有一种气冲霄汉的雄壮，有一种壮怀激烈的豪迈。蓦然之中，突然觉得我原来是为一个出征的将士壮行的，而不是来为一个告别人生的老者送终。

泪顺着脸颊不知不觉地滑进了嘴里，很咸，还有点涩，这使我不得不相信，陈老真的是走了，他这一走，不知天上宫阙，相见是何年！

第一次拜访陈老，是2001年秋天。

那年，我们公司为电影频道制作了一部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的专题片。片子制作完成之后，送电影局审查，转到了陈播同志手中。九月底，我们收到了电影局的审片结果及陈播同志长达万言的审片意见。

陈播同志的意见具体而详尽，但结果对于我们却是致命的——“我以为此片基本不能用”。

对于一种公司行为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作为编导，我们不但自责，而且惭愧，当然更希望能生出一种回天之力，让我们重新来过。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得以去拜访陈播同志。

在一个秋阳似火的下午，我们在忐忑中叩响了陈播老的家门。陈播同志亲自给我们开的门，并事先在沙发前的小茶几上摆好了一盘已经切好的西瓜。老人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威严，很平和很慈祥，虽然动作有些缓慢，但精神矍铄。原来的紧张和不安立即去掉了大半。我们认真地向陈播同志陈述了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也讲述了我们所面临的诸多困难。陈老一直在仔细地听，也间或提一些问题。终于，他说：“不知你们为这部片子下过这么大功夫，如果你们真想做好，那就必须从脚本开始，推倒重来。”

从此，我们成了陈老家的常客。脚本一改再改，一修再修。2001年11月23日，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陈播同志在看完脚本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意见：“看了这一稿，令人振奋！可以看出撰稿者听取了前几次所谈的意见之后，较为认真地搜寻和阅读了大量史料，又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中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情况，基本上按史实记叙下来。我以为，这是一部记载左翼电影革命文化史的影片，不是艺术史。现在可以按此稿作基础，进一步作文学艺术创作与银屏上的艺术形象设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一直马不停蹄，陈老也不轻松。在修改大型历史文献《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和筹备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纪念等诸多工作的同时，他不断关心着我们这部电视片的拍摄制作工作。

2002年5月20日夜，离已经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的播出时间还有两天，夜里11点50分，我们刚刚把录制好的播出带贴完标签，装进箱子，准备第二天送往电影频道入库待播。编辑机房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陈播老。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反复审看样片，发现了一个字幕错误，早期著名电影导演郑正秋的“正”字，被写成了“政”，让我们赶快改正过来。

于是，大家又是一阵忙，改完字幕，又翻录磁带，直到东方发白。

早晨八点，陈老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样片看了好几遍，没再发现新的错误，可以送到频道了。”

经过几个月昼夜兼程的艰苦劳作，片长为18集的大型历史文献片《银幕上的火炬——中国左翼电影》终于在电影频道播出了。作为创作者，我们为公司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陈播同志的教导和影响下成熟了许多，他的精神、他的品格成了我们作为一个电视制作人的信念和准则。

深怀感激和敬重，我们希望能和陈播同志一起吃顿饭。陈老很高兴，但前提必须是他来请我们。推辞不过，我们只好尊重陈老的意见，和电影局党史办的解治秀主任，在黄寺总政家属院陈老家旁边的餐厅吃了一顿便饭。

陈老向我们讲起他对中国电影的希望和愿景，鼓励我们要不断努力，为中国电影、电视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两个月后，我们接到陈老的电话，他希望我们有时间能到他家里去一趟，他觉得应当制作一部《银幕上的火炬》续集，让今天的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电影的过去，这样才能发奋搞好今天的电影。老人家说，他知道做这样的片子常常是受累不讨好，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还要花大量时间查阅历史资料，也不会有太高的收视率，但是这些事必须有人来作，有人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他说：“你们不必马上回答我，想好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们正在拍摄历史纪录片《千古一帝——秦始皇》。第三天，我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到陈老家。

陈老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起当年的延安电影团，当年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有一种文化将士的情怀。他说，有了上次制作《银幕上的火炬》的经验，有你们的敬业精神，我们一定能把抗战电影和解放电影拍摄好。

为了促成这一电视片的拍摄，他给电影频道和电影局的领导写信，希望得到广泛的支持。

在完成史料查阅、写出拍摄提要以后，陈老告诉我们，电影频道准备筹备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专题片的拍摄，他觉得我们可以以《银幕上的火炬》为基础，向前伸展向后延长，成为中国电影百年的一部分。 我们立即犹豫了。 恢弘的电影历史，纷纭的如烟往事，如云的专业史家，高精的研究机构，就凭我们几个只读过几天电影史的后生小辈，能驾驭得了这么大的历史题材？能承担这么重要的历史使命吗？

陈老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过程，当然，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们。电影局和电影频道也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陈老的鼓励下，我们终于斗胆承担了这个任务。

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的拍摄筹备工作刚刚开始，陈老却突然住进了医院。

2003年7月22日，在惶恐和惊颤中，我们走进了陈老住院的北大医院。

陈老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逐字逐句修改了《中国电影百年(上部)》的拍摄大纲，并给我们写下了将近两万字的《意见和建议》，还将这些意见和建议转送给电影频道的阎晓明主任。

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陈播老始终在为《中国电影百年》的拍摄工作呕心沥血。有时候，老人家常常会在病房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我们家里、拍摄现场、编辑机房。当然，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们也会到医院聆听陈老的当面教诲。

后来。陈老转到了友谊医院，据说有一种新的激光技术可以不手术，能杀灭陈老惟一一只肾中的癌细胞。

陈老对治疗充满信心。对我们未来的电视片也信心十足。这使我们无论多么艰难也不能轻易言退。

因为年轻，因为对中国电影知之有限，在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来全力赶制寄托着陈老厚望的《中国电影百年(上部)》。

令人心碎的是。陈播老的病情每况愈下，连进食都变得困难起来。

2004年元旦，我们买了两盆“仙客来”，送到了陈老的病房。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幸运之神能随着这两盆鲜花，来到陈老的病房，赶走万恶的癌魔。

与陈老相识三年，从没送过任何礼物，陈老说：“如果那么世俗，就不要来了。”我们敬重陈老的品格，所以便免掉了所有晚辈对长者应有的礼仪，而且每次到陈老家，陈老都准备一些饮料、水果。来招待我们。

但这一次，我们没有听陈老的意见，将两盆花卉留在了病房。我们希望冥冥之中，真的有仙客，送瘟神、迎祥瑞。

1月6号，陈老打来电话，他嘱咐我们，在对待早期著名电影导演张石川、郑正秋的问题上，要以史为据，不要因为思想观点的问题厚此薄彼，忽视了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老人家声音微弱，让我心里酸酸的，想哭。我说：“我们想明天去看看您。”陈老说：“不要来了，有时间多用在片子上，好好把片子做好。”

放下电话，我觉得有些若有所失，说给丈夫。丈夫说：“吉人天相，陈老不会有事的。就按陈老的意思，好好工作吧。过几天再去医院。”但他也是一脸的迷惘。

1月8日上午10点，我们接到了电影局党史办解治秀主任的电话，说：“陈老走了。9点5分的时候，老人家很安祥。”

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当时都和解主任说了些什么。

在悲痛和艰难中，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

2005年7月18日，《中国电影100年》终于如期播出了，每周一晚上7点45分连播两集。

一年以后，在当初《中国电影100年》电视片的解说词基础上，我整理了这本关于中国电影往事的故事，希望能弥补当时电视片的不足。

夜空中少见地闪出了几颗星星，我们相信，那一定是陈老欣慰的眼神。

李妹林丁亥年春于北京美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