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这样形容上海：这是一个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城市，一个肮脏而无辜、斤斤计较而不设防、毫无清规戒律却又等级鲜明的欧亚混血儿，一个充满传奇而又非常宿命的、充满成功和死亡诱惑的巨大战场。我能说它是个伟大的地方。它之所以伟大，却不是因为以上的宏大，而是因为它从无数条喧嚣的街道，忙碌的大厦和闪烁的霓虹深处散发出来的哀伤。正是这种哀伤，综合了大街小巷里ART DECO闪闪发光的乐观和炫耀，综合了市民中坚忍不拨的市井计较，综合了通商口岸城市的暴发的浮浅与嚣张……

上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外滩，到底有过怎样的影像与传奇？！

唯有档案——文献、照片、声像材料等，才能留下上海人走过的足迹，才能留下这座城市的记忆，化作我们回味过去、认知现在、憧憬将来的财富和动力。

　　档案，城市的记忆，上海的见证。

　　说起上海外摊，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有关老上海的电视剧中的情景：人来人往、黄包车、电车、小轿车、洋行、码头、领事馆、租界等等。本书就以文献、照片等资料来带你重温老上海的建筑文化。对于那些有老上海情节的读者来说，这绝对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第一章 黑白马赛克

第二章 宿命

第三章 不可能的世界

　在堤岸

　大楼们

　世界大同

第四章 纪念碑

　天际线的纪念碑

　洋泾浜英语的世界

　纪念碑此起彼伏

　洋泾浜生活的舌上纪念碑

　绿色金字塔顶

第五章 梦想的烟尘岁月

　梦开始的地方

　M ON THE BUND

　外滩荣耀的复兴者

第六章 怀乡痛

跋：外滩写作记

参考书目

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走廊里静悄悄的，连人影都没有，窄长得不可思议。

地上黑白两色的马赛克，拼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那图案是如此奇怪，好像在幽暗的灯光里起伏蠕动。

走廊里弥散着一股咖啡和烟草的气味，还有上好的地毯与木器散发出来的沉甸甸的庄重气味。隐约能听到有人低声飞快地说着什么，细细地听，能辨别出它是带有口音的英语，带有中国人的口音，和波兰人的口音。从海事时代开始，世界航运界的通用语言就是英语，即使当时中国和波兰的中学，都已在外语课上只教授俄语，中国人和波兰人在航运公司开会时，还是只使用英语。往返于格但斯克和上海之间的各种备忘录和合约，也都是英文。

小女孩紧张地捕捉着断续传来的说话声。她猜想那是父亲会议室里的声音，但又不能相信，他们开会要这样鬼祟地说话，那声音有些阴险，更像是用于密谋的声音。

恐惧从她那孩子的细密而弱小的心中升起。她怕自己的父亲已卷入什么阴谋，怕他根本不是他表面的样子。怕他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用共产党身份潜伏在外滩的外国特务。而拉拉显而易见的，是一条美女蛇。怕这栋古怪的大楼根本就是一个隐藏的特务机关，而不是一家航运公司。怕那桅杆上挂满小旗的C—P轮船里，装着的根本就是一支海军陆战队。走廊里的灯光这样沉重，走廊里的气味这样与任何地方不同，马赛克地，深褐色、沉重坚实的门，这样满怀旧时代的遗风，一切都不寻常，她感到有巨大的秘密隐藏着，而且即将吞噬她。

她向后退去，才发现已分辨不出哪一扇门是属于父亲办公室的了。

她将自己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潮水一样点点滴滴、层层叠叠的声音，有发报的嘀嘀声，有人在嘤嘤地哭，有椅子翻倒在地毯上发出的闷响。伴随着这些声音，门上大大的钥匙孔像香炉的缝隙那样，飘散出房间里香烟辛辣的焦油气味，和咖啡沉闷的令人晕眩的香气。她甚至还在某扇门后捕捉到了一丝迷药般的香水气味。那是拉拉的香水，还是属于另一个更加神秘的女人的，她不能判断。她哆哆嗦嗦地想，也许在什么地方，藏着另一个神秘的外国女人。这是更大的秘密。

她退向走廊，但走廊被黯淡灯光中沉重的神秘所笼罩。极其陌生，极其阴郁，极其不甘，它像一条匍匐的大蛇，无法判断它是死了，还是睡着了，或者只是静伏，准备攻击。

走廊尽头的电梯间传来电梯钢索发出的吱嘎声，她感觉马上就会有人来，一个黑袍人出现在走廊里，他的脸在黑色的衬托下异常苍白，鼻翼两边带有波兰人深深的愁苦的长纹，他的蓝眼睛像玻璃珠一样透明而且冰凉，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看到了你。他轻声质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这个问题，如同向她宣读死刑判决。

慌乱中，她挑了一扇很像父亲办公室的门猛力打开。

一间全然陌生的房间，空无一人，窗上也是满满的外滩堤岸。

很深的护壁板，阴惨的绿色旧地毯，上面隐约能看到可疑的水渍。

棕色沙发上搭着一件白色的尼龙西装，她看着眼熟，因为她父亲也有一件类似的白色西装，是的，沉重的白色条纹重重地趴在那里，像一块吃得过饱而沉甸甸垂下的肚皮。在这里看到父亲的上衣，她的心猛烈地下沉了，仿怫看到了阴谋的证据。

桌子上放着一只浅褐色的木头小镜框，细密的花纹里嵌着细细的银丝和菱形的贝壳，那是克拉科夫匠人的传统手艺活。她发现这镜框与父亲从波兰开会回来送给她的一个木头匣子很相似，这个发现让她的心再次被恐惧击中，这仿佛是父亲身份真相的又一个证据。

镜框里有张欧洲人的照片，他有狭长的脸和几乎看不到的薄嘴唇，正从照片里瞪着她。他浅色的眼珠有种冰凉的、责备的表情。  小女孩赶快退出了房间。

但走廊却更让她害怕。她仿佛是一个潜入者，不可被人发现，却偏偏暴露在从四面八方都看得见的走廊上。

地面上细小的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方块让她站立不稳，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要摔倒。有一股骇人的神秘力量，就匍匐在从外面看上来寂静无声的地方。它在完好地保留着残迹的大楼里冒烟，起泡，嘈嘈切切，遮云蔽日，如同鬼蛛。

P13-15

之一：鞠躬

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外滩的书，最初只是个模糊的心愿，我心中一个小声音说：“写一本外滩的书。”我听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写下第一个句子，“沉甸甸的湿润云朵被海上的季风驱赶着，掠过和平饭店的绿色金字塔顶，一路向外滩后面上海辽阔的腹地奔去。”这个句子已经在修改中删除了。从那句句子开始，我经历了漫长的写作。直至为最后一句话，敲上最后一个下引号。“最后，罗伊斯将手里的一块六角形的巧克力递到她手里，玩笑似地又念了一遍台词：‘想吃巧克力吗？有紫罗兰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欢玫瑰味道。在一个礼拜天早上新采下来，然后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时刻，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上午到来，在电脑上敲了最后一下，我的外滩故事终于结束了。  这三年里，我想象过很多次，结束这本书的那天，我要写一个后记。我要在后记里开列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每次我接受别人的帮助，都会这么想。两年里，我接受了那么多帮助。谢意在心中堆积，渐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感谢上海作家协会给予我的创作长假和资助。这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样复杂的，需要许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从我开始准备外滩材料的2001年，就开始了对这本书的资助，最初他们资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两年，然后，是开始写作的三年。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动力，也是压力。这两样，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来，作家协会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长创作假，’上海三书，四部旅行书，加上这本外滩之书，都是在作家协会为我创造的安顿里写出来的。期间，我结识了不少世界各国的同行，从爱尔兰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还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维亚作家，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都开玩笑地追问过一句：“那你认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吗？”

我感谢伦敦市长办公室的赵冰冰小姐，我去伦敦寻找资料，她出力良多。当我写到一半，身心疲累时，她打电话来，说：“我来带你去好好吃一餐饭，然后，再好好吃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个晚会放松。”那个晚会，就是在外滩18号的顶楼，它成为我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冰冰隐在我的角色后面，穿着一件洋红色的绣花大襟短衫。

我感谢我英国的作家朋友们，他们为我张罗可以采访的人，提供给我他们生活中的经验，与我讨论英国人对海事时代的立场。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伦敦的大街小巷，和苏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馆，看当年吉卜林写《丛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学英文课上读过《丛林男孩》的节选，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会忘记，他摇下车窗，隔着半街雨后满满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声问：“你带苏珊的钥匙了吗？”他斯里兰卡人黝黑而温柔的脸上，在路灯下充满柔和的阴影。那时我住在苏珊家里，她则去澳大利亚写文章了。他怕我忘记带钥匙，进不了门。2007年的春天，我们在上海再次见面，他从故乡来，我们在一起比较了上海外滩和斯里兰卡的殖民时期码头区的现状，这两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外国商人来了，河岸区发展起来了。外国商人离开了，河岸区凋谢了。外国商人又来了，河岸区的洋行旧楼，成了高级酒店，高级餐馆，高级夜店，国际价格，国际格局，当地人再次离开，知识分子摇摆于激烈的民族情绪和普世文明的标准之间，在一间高级酒店举办的文学节受到了当地报纸的质疑，如我们一同参加的上海国际文学节一样。他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价值，对通商口岸城市绵绵不休的困惑的表达。

海事时代早已过去，但在旧通商口岸城市发生的事情，仍旧这样复杂，甚至更为复杂。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谢命运引导我找到了这样的谈话，这样的朋友。

我感谢上海史专家李天纲，这些年来，他家的电话号码对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号码，他的不厌其烦，让我能找到许多我想要的资料，资料的来源，资料的真伪。他远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深入地讨论。对上海的许多认识，都是在与他的电话讨论中成熟起来的。一直说到电话的听筒都发烫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谢大英图书馆的中国部主任伍芳思。她与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帮我复印沙逊家族的传记，她带我去伦敦的公园寻找外滩公园时代的游园法规，她甚至陪伴我去亚非学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说：“我们收藏了那么多中国的好东西，我们无法归还，所以我要帮助你。”

我感谢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综合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两年里不知为我搬运了多少次旧书和旧报纸杂志，有时书太重了，他们就用小车推到我桌子旁边，有时他们搬动多年无人问津的旧报纸，从书库出来时，已满脸喷红，是因为螨虫刺激他们一直在打喷嚏。他们在我忘记带纸笔的时候借给我纸笔，在我来不及看完的时候帮我保管资料，在我从索引里找不到我需要的书的时候过来帮忙，他们是我的英雄。

我感谢爱荷华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和图书馆，感谢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感谢维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感谢古林大学东亚系，感谢贝茨大学东亚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这些美国的大学为我到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图书馆借书和档案，照顾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讲和讨论。那些对公众的演讲和与学生的讨论，使用的都是我写作的章节和照片，每次讨论都给我新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谢我的朋友艾大卫和他的妻子海伦，他们教给我怎么做美国式的资料收集，大卫是哈佛出身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膝盖上永远搁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戴尔电脑，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事。我在美国作研究的一年中，从写作到生活，他们对我帮助良多，连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来自他们的圣诞礼物。

我感谢黄浦区团委的陈蕾女士，她帮助我寻找和联系曾在外滩生活的家庭，与我分享她大学刚毕业时在外滩街道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以及自己的体会。她从来都有求必应，充满鼓励。有一次我去她的办公室，但是到得晚了，远远的，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着电话，好像随时准备着。

我感谢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他注释的洋泾浜英语，对我帮助良多。

我感谢接受我访问的那么多与外滩有关的人物，老人和年轻人，有钱人和穷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感谢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打开自己的心扉，赠送自己的回忆，这些都是宝贵的个人历史，有些不快的回忆让他们再次受到记忆的伤害。有时我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当然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这本书，这本写外滩的书。他们对外滩怀有某种使命感，我想，这才是他们接受我的原因。我谢谢那些约谈和偶遇的入，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的，或者认识多年，却刚刚意识到他的经历对我的书的价值的人，谢谢这些与外滩相关联的人们帮助了我。

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维也纳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国的朋友，我云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伦敦的朋友，他们听我说了整整两年的外滩故事，以至于他们有时特地问：“又有什么好玩的故事？那本外滩的书的故事。”他们的兴趣，有时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难的时候仍旧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有趣和重要。在一个人写一本很长，也很难的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烟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如节日的夜晚看烟花怒放，他们华丽地照亮了本来辛苦和寂寞的写作生涯。这两年里，有时我陪伴他们去外滩，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们望着我笑，才发觉自己话多了。但他们大多继续笑，然后说：“你就该写外滩，是不是。”我为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而感谢上帝的赐予。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从来没有打扰过我的写作，也不曾制止过我的计划，可以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写作，不跟他们出去吃饭，我要写作，要离开他们到美国和欧洲，我要写作，休息时要有人陪伴，他们总是答应下来。每年到祈福时，大家都记得为我祈祷书写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从不去参加子时放鞭炮，每年他们带着一身硝烟回家来，都纷纷过来告诉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样响。”我为有这样的家人，感谢上帝的恩宠。

在写作的时候，我最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以及自己的使命。之二：十年汤汤

这次要将十年前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的增补版与这本书放在一起出，才发现这十年里，从我家附近的第一条马路，华亭路写起，如同在皮肤上摸索一条小动脉，探索它的跳动。从华亭路口到淮海中路，一路向东而去，写到了上海那颗外置的心脏：外滩。外滩至今仍保留着带有潮湿咸味的空气，那是不远处大海的气息，那空气能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英国船，大厦下面的泥滩，海事时代的野心和梦想，海禁时代深埋在上海少年心中的对世界的渴望。我想，这次我顺着上海西部街道和房子的小动脉，找到了上海那颗置于体外的心脏。因为那颗在日常生活的体外循环的心脏，我找到了《上海的风花雪月*里跳动的那些动脉的源头。

1992年从德国归来，我开始在这个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归属，现在，并没有找到，是的，该没有找到，只是我与这曾经令我如芒在背的问题和解了，通过写作，我学到了与难题共生。

1992年，当我写完《一个女孩》的时候，曾有强烈的感觉，我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不再写青少年题材的小说了，我想要表达的，已经说了出来，心中耿耿的块垒，已经化为文字。仿佛去火车站送别亲人，纵使不舍，但也只愿意看到火车离去。一盆水似的，将自己曾经的心血，生命，愉快与痛苦的感受，远远泼出去，转身离开。

2007年，写完《不可能的世界》，这种感觉重返我的心问。我明白，要告别写上海的日子了。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时白衫飘飘的七十年代怀旧，写《不可能的世界》时嗒然若丧的新世纪叹息，都要远远地泼出去了。

如今我能这样形容上海：这是一个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城市，这是一个肮脏而无辜的，斤斤计较而不设防，毫无清规戒律却又等级鲜明的欧亚混血儿，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而又非常宿命的，充满成功和死亡诱惑的巨大战场，我能说它是个伟大的地方。它之所以伟大，却不是因为以上的宏大，而是因为它从无数条喧嚣的街道，忙碌的大厦和闪烁的霓虹深处散发出来的哀伤。它的心脏向无数条血管里喷射过去的，是带有哀伤的血液。正是这种哀伤，综合了大街小巷里Art Deeo闪闪发光的乐观和炫耀，综合了市民中坚忍不拔的市井计较，综合了通商口岸城市的暴发的浮浅与嚣张。有一个深夜，我在外滩，目睹了这喧嚣之地在夜雾下突然拔地而起的哀愁，仿佛所有哀怨的鬼魂都集中在街道上，在夜色中徜徉哀号。因为它从地心深处喷薄而出的哀伤，它成为我心中伟大的城市。我心中的伟大，是用创伤和沧桑打的底子，用蹉跎的经历熬炼出来，以世界为衡量它的尺度，以无法满足任何一种是非判断作为“大”的内涵。

十年汤汤而过，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