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每届改朝换代，总会酝酿礼制和服制上的变革，要配合“移风易俗”，服饰必然有所改变，由政府颁布法例，强制执行，民间响应，努力摆脱前朝阴影。

民国时期，中国妇女服饰文化展现的舞台，就是沿海的大都会。在那里，中西文化汇聚，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在当时是这些城市领导着国家迈向不可知的未来。服饰，也正如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一种群众记忆，透过它可以重拾历史文化诸貌。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5年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当时的妇女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这个时期的妇女服饰就好像是一出漫溢喜怒哀乐的通俗剧，包含了：

“梦想”——截发男装，渴求取得与男性一样的地位

“痛苦”——束胸，阻止乳房发育

“恐惧”——因衣着触犯封建禁令，受到惩罚

“欲望”——解放身体，衣着暴露

“愤怒”——断发短衣，加入社会改革运动，甚至从军北伐以及抗日

服饰，正如戏剧、小说一样，是一种群众记忆，通过它可以重现历史文化的面貌。回顾多姿多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妇女服饰，除了引起我们回忆大都会的摩登生活之外，也凭着这一点点回忆，带出启示：繁华都市，美衣华服，但当时的国家何去何从？

序

第一章 辛亥革命与服饰革命

 01 妇女革命从服饰开始

 02 服饰革命从放脚开始

 03 1912年妇女服制的决定

第二章 大都会妇女．时装急先锋

 01 上衣下裙，一缕诗魂

 02 上海“时髦”突破地域

 03 妇女服饰突破社会阶级

第三章五四运动酝酿妇女服饰剧变

 01 上衣下裤，再起革命

 02 服装缩短，武气赳赳

 03 小马甲束胸秘史

 04 废除装饰，新女性观

 05 身穿长衫，断发男服

第四章 北伎前后的妇女解放与时装

 01 挽髻与截发

 02 舞衣与高跟鞋

 03 上海领导时装潮流

 04 摩登与“翻新”——女装分派

 05 男装情意结的终止

第五章 裸变：妇女解放身体与服饰

 01 妇女解放先从乳房开始

 02 裸体美就是人性美

 03 海浴与女体解放

 04 时装表演和享乐主义

第六章 旗袍的复兴

 01 《服制条例》确定旗袍地位

 02 旗袍款式演变(1926～1935年)

结束语 火凤凰传说

上海“时髦”突破地域

除了服装和政治的关系外，就是服装和地域的关系了。

中国有辽阔的海岸线，由南到北沿海城市林立，衣着文化亦随着气候、民俗和区域特性而有所分异，“如京津仍循宽博，沪上独尚窄小，苏杭守中庸，闽与浙类。汉效津妆，粤则独树一帜，衣袖较短，裤管不束，便利于动作也，时人称京式、广式、苏杭式”，此乃清末情况。不过，民国初期铁路建设开始贯通南北，海上运输频密，交通发达，消息和文化传播迅速，男女衣着更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再加上西方服饰文化东渐，融会成一股超越地区界限的服装主流了。

上海时髦

大都会，往往是服装主流的发端。

通常，时装的地域流向，其特点：(一)从首都向四周小城市辐射；(二)从大城市向四周乡镇辐射。因为首都乃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皇族、贵族、官宦、富户聚居，衣着也特别讲究，但要顾全衣冠楚楚的“国体”问题，作风趋于保守，变化不大。大城市则有所不同，无须背负正统文化的包袱，尤其沿海边城，对外交流，所谓西方的奇装异服白海路传播，扩散快速，衣饰变化多端。再加上辛亥革命成功，北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渐渐退减，开始被新兴的大城市取替。

而“十里洋场，衣冠世界”之称的上海，早在宣统年间(1909～1911年)已领导着中国服装的新潮流了。在芸芸沿海城市之中，它脱颖而出，变成最时髦的大都会。“而上海装饰已稍稍露头角，且以上海扼全国之中心，并交通上之便利，其装饰颇足以风靡全国，虽北之京津，西之川汉，南至闽粤，傍及苏杭，亦莫不以为最及时之标准。”

还有，“时髦”这词汇，亦是在晚清上海叫起，最早见于1897年《申报》，到民国年间更愈叫愈响，初时只应用于服装新潮流上，后来，“时髦二字之名词，出自上海，不仅指服御而言，举凡事物莫不有时髦”，但凡标新立异、变换花样的事物和生活方式，上海人都唤为时髦了。

近代上海人之所以会执著地追求时髦，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年)》有所分析：“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中西并存的城市，社会开放，人员流动，生活节奏也较内地快，容易产生一种多元化的消费动感，这是其一；上海人打破了尊卑等级消费观念，受传统模式束缚较小，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消费式样，这是其二；上海商业发达，商人们以制造时髦款式、迎合时髦心理为推销之术，不断鼓动人们加入新的消费潮流，这是其三；上海人心灵手巧，制作精细，一件平常的东西经他们加工改造，就成为一件时新而精美的物品，这是其四。”

况且海派精神在于“兼收并蓄”，上海自开埠(1843年)以来，因为列强设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各据一隅，自成王国，一方面使上海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定，社会太平昌盛；另一方面，列强为其自身利益，各自大力宣扬本国文化，上海遂变成能容纳多元文化的城市。其次，晚清内乱频生，各省达官富户纷逃而至，亦使各省文化汇集于此，而上海人例能一一接纳，大量消化，兼收并蓄，尤其表现于服装之上了。

从“京式”至“海式”

上海女服在清末时吸纳颇多的“京式”风格，“拳匪时，宫眷之南徙者，群寓于上海，时人民虚荣心倾向于帝制者犹众，即时饰之事，亦都因观念所趋，莫不以模仿京师”。们。而当时天津与北京服饰相近，所以都称为“京式”，曾一度带领着女服主流，其特色如下

一、衣裙宽阔，颜色鲜艳

1924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仍然有述北京妇女“衣必红绿，北京庙会，旗装妇女，面部则燕支如血，衣服则文绣斑斓，举目皆是”。

晚清时京师乃首善之区，达官显宦之都，妇女承接旗俗，衣着较偏保守，甚为宽阔，大红大绿，重绣饰镶，以为堂皇，亦影响各大都市，但宣统后政治破落，“人民虚荣观念，较前为淡，所以不期然而咸弃京式笨大之服装，惟窄小之是尚也”。

而将女服改为窄小，亦是上海开创，更参考西衣料，改良颜色，“而现在则渐渐变为黑色、灰色(裙必黑色，衣服多带灰色，如桃灰、青灰、水灰、黑灰)。或艳而淡者如粉红、湖色。”

二、外套与围巾

李寓一著《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论清末京式服装：“更有外套与围巾二种，为人时妇女所必具，姑行于北地，其后南方渐行之，外套之形式，有一口钟、旗袍、大衣三种，先专为冬季御寒之用，近则秋季亦用之，相习既久，遂流为妆饰，惟其中一口钟多为妓女所着，上等妇女则穿旗袍与大衣。”P35-38

中国历史每届改朝换代，总会酝酿礼制和服制上的变革，要配合“移风易俗”，服饰必然有所改变，由政府颁布法例，强制执行，民间响应，努力摆脱前朝阴影。

近世中国自北方清政权人关，服饰与政治更是紧密相连，举国被强迫剃发垂辫，改着旗服。不过，在服装变成政治法则与社会约制时，个人的反应主要有二：(一)“反抗”——例如北方清政权人关，下令强制剃发易服，南方人民强烈反抗，誓死保卫原有文化，属初期反应；(二)“顺应”——向政治低头，易服垂辫，属后期反应。

文化是细水长流的，服饰演变，经漫长的浪淘沙尽，由反抗变为顺应，从排斥变为接受，这又是必然的历程。但顺应过度，两百多年的大清遗毒甚深，令很多顺民难以适应辛亥革命的震撼，当古国惊雷，竟出现一种错乱的反应——“哀号”。民国之初，政府虽明令剪辫，京沪一带之守旧迷信之人，有力竭声嘶请求饶发者，有哀号痛哭谓无面目归家者，在悲壮的革命史诗中加插了糊涂闹剧，亦反映其时男性当权世界的封建心智未完结，更暗示着以后政治上屡次出现的复辟行动。

相反，民国以后女性服饰世界勇往直前，翻天覆地，既不哀号，也不顺应，力图解放创新，正好标示着妇女要从低微的社会地位和封建的困局中突围而出，找寻新天地容身。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5年抗日前夕，在这二十五年间，中国大城市的妇女在动荡的政治和纷乱的社会里浮沉，面对挫败毫不妥协。服装也就永不滞止，永远求变，见证着她们顽强的奋斗意志和解放心理。

衣服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Cult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一种身体语言，讲述的正是一个“心理—生理—社会—政治”(Psycho—Physical—Social—Political)的故事，尤以妇女服装为其时最具戏剧性者，充满着矛盾冲突，危机重重，而又高潮迭起。这好像是一出通俗剧，因为情绪波动很大，满溢着喜怒哀乐，包含着“梦想”(例如截发男装，渴求取得男性地位)；“痛苦”(例如束胸，阻止乳房发育)；“恐惧”(例如因衣着不符常规，触犯封建禁例，惹起非议，受到惩罚)；“欲念”(例如解放身体，衣着暴露)；“愤怒”(例如断发短衣，加入社会改革运动，甚至从军北伐及抗日)等等。

戏剧离不开人性冲突，而这时期的妇女服装全然体验得到这种冲突。她们由封建的闺房(家庭)服饰(女性困囿于家庭，与外界社会脱节)，转变为民国妇女解放的社会服饰(争取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让男性独尊)，涉及的冲突是多重层面：

(一)女性自我的心理冲突，例如把服饰变作一种“自卫机能”，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以克服内心的挫败感、自卑感等；又或者为应付百变时新的服装，极需要排除心理障碍、斗争等。

(二)女性与政治社会的冲突，例如当服装表达妇女解放的意愿时，她便要面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封建守旧家庭及学校的压迫，甚至还有顽固的军阀恶势力。

但在处理冲突上，民国初期的中国妇女倒能显露她们的戏剧才华，手法时而委曲求全，时而软硬兼施，务使时装舞台充满弹性的适应能力，兼容并蓄，气象万千，更反衬出那些压制妇女服饰变化的保守政权只在编写着闹剧了。

禹燕的《女性人类学》用“倒置的金字塔”理论揭示传统中国女性现实的存在困局，我觉得同样可以用来思考民国初期妇女服饰文化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其结构应该是一个完美的金字塔：图1

精神存在(思想、理想、信念)在上，社会存在(权位、阶级、职业)在中层，自然存在(性欲、生殖)置于最下层。但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女性在封建的男性社会政治制度压迫下，全面地失去存在的自由，她们的自然本能被不择手段地突出——供男人作性乐工具和生殖工具。她们亦无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自由，其思想和创造力却被扼杀，更被贬为智力低下，意志软弱。“在这里，女性存在的结构发生了惊人的变异：作为底座的自然存在上升为顶端，而作为顶端的精神存在则下降为底座，从而形成了自然存在压抑社会存在、自然存在压抑精神存在的奇特格局”，变成倒置的金字塔。图2

而最不幸者，顶层的自然存在也是非自由的。“她的自然体可以被任意物化——她的双乳可被束为一马平川，她的双脚可以被缠成‘三寸金莲’，她的自然体可以被任意商品化——她的肉体可以当作商品去买卖，可以换来金银、珠宝和钱财。”

在辛亥革命之后，妇女开展漫长的挣扎过程，努力扳转倒置的金字塔，反映在服饰文化问题上，但见她们勇往直前，虽然亦有迷惘的时刻，仍不断改进服饰，配合其社会活动，由截发、放乳、情迷高跟鞋、暴露身体、改革旗袍，处处显出创造自我的精神和对美的人生追求，不断提升精神存在的层面。

中国妇女服饰文化展现的舞台，就是沿海的大都会。在那里，中西文化汇聚，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在当时是这些城市领导着国家迈向不可知的未来。服饰，也正如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一种群众记忆，透过它可以重拾历史文化诸貌。而多姿多彩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服饰，除了引起我们回忆起大都会的摩登生活外，其实也凭着这一点点落后回忆带出启示：繁华闹市，美衣华服，但国家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