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见、听到“垂帘听政”一词，也许立即就会联想到慈禧太后，甚至将两者之间划上等号。这当然大概应归功于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有关慈禧的影视和书籍。然而你也许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垂帘听政”并非始于慈禧，更非慈禧所专有。那么你想知道“垂帘听政”作为一种制度它究竟始于何时吗？它又是如何嬗变、发展，以至在慈禧太后时达到顶峰的？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配之难得的历史图片为你详尽地阐述。

“垂帘听政”是中国历史上女性临朝执政的专有词汇，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皇权统治形式，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帝王后宫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配以珍贵历史照片，讲述了“垂帘听政”起始时间，及其如何嬗变、发展，以及在慈禧太后时达到顶峰等。

写在前面的话

焦点·历史回放

焦点透析

一、解读历史之谜：女主何时听政与垂帘

 1．女子上朝不用帘子的时代——战国秦汉

 2．垂帘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唐宋

 3．胡风习俗——游牧民族的女主称制

二、垂帘史上的顶峰：慈禧太后君临天下

 1．辛酉政变

 2．冲破祖制

 3．慈禧训政

 4．维新失败

 5．两宫宾天

三、凤飞九五的奥秘

 1．凤居龙上的必要条件

 2．裙钗治国的主要特点

四、千秋功过后人评

 1．红颜未必是祸水

 2．治国平天下的女杰

 3．祸国殃民的女独裁

焦点总评

深入阅读

两宋虽然先后有九位母后垂帘听政，其他后妃也时常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但宋代始终没有出现后妃夺取政权，自己当女皇帝的情况。为什么宋朝能够成功的预防后妃夺取皇位呢？《宋史·后妃传序》解释道，这是因为宋朝皇后有“内助之贤，母范之正”。但是“贤”、“正”属于道德的范畴，而道德的力量从来都是很有限的，仅有“贤”和“正”还不能说明问题。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宋朝在总结武则天篡夺唐朝社稷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力强化专制统治，制定了一整套限制皇亲国戚的“家法”。宋朝祖制家法措施之严，程序之密，连宋朝统治者自己也很得意，自诩历朝“家法之美无如我宋”，宋代防范后妃、外戚专权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外朝对后宫内廷的约束。唐朝宫禁不严，后妃可以随便同外朝的官员相见，宋朝则遵循祖宗家法，严禁内廷后妃随意外出。同时还规定，外戚也不能随便出入后宫。神宗时，太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曹太后与其弟曹佾均年事已高，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作为孙子的神宗皇帝有点不忍心，好几次打算让曹佾进宫探视其姐，但曹太后总是不许，她说：我朝规定，外戚是不可以擅自进入大内的，我怎么可以破坏这个规矩呢。后来，在神宗的再三恳求下，曹太后终于答应了皇帝的请求。但曹佾进宫连喝杯茶的时间都不到，曹太后就赶紧叫他走。她告诫弟弟：“此地非汝所当得留。”立即派人把曹佾送出内宫。宫禁之严，使曹太后连姐弟之情都顾不上。南宋光宗末年，吴太后垂帘听政，她再三叮嘱其侄吴琚说：“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宋孝宗)在时，汝辈自此少出入内廷。”吴太后要求吴琚不要随意出入后宫，以免引起朝廷的猜疑。

宋朝后妃也不能自由出宫会见亲属，即使垂帘的太后也不例外。刘太后当政时，一时疏忽，就走出后宫去探视她的哥哥侍中刘美。此事遭到了大臣刘随的批评。刘太后自知理亏，“纳其言，此后不复再幸外家”。外朝大臣还极力把后妃置于外朝监督之下。有一次，内宫晚上不慎着火。第二天早晨，百官上朝，但宫门没有打开。大臣们心中疑惑，请求朝见皇帝。仁宗登临拱辰门，但拱辰门挂着帷帘，百官没有看见皇帝本人，皆在楼下跪拜，而这时惟独宰相吕夷简不拜。吕夷简向宦官说：宫廷有变，群臣都想看一看皇上本人。仁宗这才命人揭帘，吕夷简看清皇帝安然无恙后，才肯下拜。这些事例说明，宋代宰相经常干预内廷之事，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皇帝，防范女主发动宫廷政变。大臣与后妃的交往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后妃们不得接受大臣们馈赠的礼品。例如，当仁宗得知其宠幸的张贵妃接受了大臣王拱辰赠送的定州红瓷器，便一反平时对张贵妃的百般宠爱，不仅严加训斥，而且将瓷器砸得粉碎。张贵妃有一次在元宵节时穿上一件“灯笼锦”的衣服，仁宗问道，此衣服从何而来？贵妃答道：“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仁宗很不高兴。不久，文彦博就被贬为地方官，张贵妃也从此受到冷落。正因为宋代宫禁森严，才有效地防止了后妃与外戚、大臣相互勾结，朋比为奸。

第二，限制后妃权力，防止母后篡夺皇位。由于宋代不断出现“冲龄即位”的幼主，就不得不由母后垂帘听政，行使皇权。但是母后垂帘毕竟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必须对其权力进行种种限制。宋朝建国伊始，便允许士大夫直言进谏，台谏官更可以“风闻言事”。大臣们对皇帝都敢犯颜直谏，对于听政的后妃就更少顾忌。他们对垂帘的皇太后既辅佐又监督，严防后妃们篡位乱政。仁宗时，刘太后垂帘听政，宰相王曾多次限制她的权势。例如，刘太后接受尊号和过生日时，想在皇帝即位时使用的天安殿举行仪式，王曾不同意，结果只能在偏殿举行。刘太后没有通过朝廷，从宫中发出一道诏书，要有关部门增补一名军官，将军王德用认为这是不合法的，立即上奏要求撤销这道诏书。刘太后很生气，命王德用一定要执行，王德用坚决“不奉沼”，加以抵制，刘太后毫无办法，只得作罢。刘太后执政时间久了，自以为威望很高，有点忘乎所以。她问参知政事鲁宗道：武则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鲁宗道厉声回答：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到唐朝社稷，鲁宗道之言虽以偏概全，有失公允，但不啻给刘太后敲了一记警钟，使她意识到如果她效仿武则天篡位称帝就将成为宋朝罪人。有人讨好刘太后，请她也像历朝皇帝一样，为刘家祖先“立七庙”。刘太后就此事咨询宰辅大臣，鲁宗道坚决反对，他说：如果立七庙，赵家祖庙怎么办？言下之意是宋朝皇帝也只有七庙，你刘家怎么可以同皇家并驾齐驱。

第三，皇帝一旦成年，立即迫使母后撤帘归政。宋代士大夫以维护皇帝独裁统治为己任。在他们的观念中，惟有皇帝和朝廷才是国家社稷的正统，而后妃摄政只能是皇权统治的一种变态。在宋代这一儒家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即使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一旦皇帝具备亲政能力，士大夫便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摄政的后妃不得不撤帘归政，使朝廷顺利地完成皇权的交接过程。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节度使李遵勖来朝，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屏退左右，悄悄地问他：你最近听到地方上的人们都在讲些什么？李遵勖不太敢回答，刘太后一再追问，李遵勖才鼓起勇气说：我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消息，只是人们都在议论，当今皇上既然已经成年，为什么太后还要垂帘。有的大臣还以所谓的“天变”为借口，要求皇太后撤帘归政，如殿中侍御史傅尧俞就上书慈圣曹太后说：“今天象有变，陛下应当机立断，复辟于皇帝。”面对士大夫们强大的舆论压力，摄政的后妃往往不得不撤帘归政。对于贪恋权力，迟迟不肯归政的后妃，士大夫便奋不顾身，甚至使用非常手段，迫使太后放权。如宋英宗时，宰相韩琦迫使曹太后撤帘，便是典型之例。宋人所撰笔记《孙公谈圃》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一经过：曹太后称制时间很长了，宰相韩琦一直考虑如何才能使太后还政于天子。当时皇帝的御玺是放在太后寝宫中的。太后乘舆鸾驾行幸到哪里，御玺也带到哪里，始终不离太后身边，有一次，天久旱不雨，韩琦就请太后到天坛祈求上苍降雨。等到太后祈雨完毕返回后宫时，韩琦就命人将御玺送还给皇帝。接着韩琦就跪在帘子外面向太后讲述皇帝的“圣德”，其意不言自明。曹太后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不由长叹一声：教我垂帘是相公(指韩琦)，不教我垂帘也是相公。韩琦等的就是这句话。等‘到太后一走，马上下令“仪鸾司”(掌管垂帘的机构)即刻撤帘。第二天，太后就不上朝了。

由于宋代不断出现幼主，所以母后垂帘听政的情况相当普遍。在通常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也只得认可，但如果太后们想把垂帘制持续不断的保持下去，则必定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如刘太后临终时留下遗旨：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垂帘听政”。士大夫们纷纷反对。御史中丞蔡齐愤怒地说：皇帝已经成年，也熟知天下事，现在刚要亲政，岂可使女主临朝。刚被召入朝中的范仲淹也认为：太后是天子母亲的称号，从来没有因抚养天子而代立者(杨太妃曾抚养过仁宗)，现在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之人将怀疑皇帝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由于大臣们极力反对，仁宗腰杆子也硬了，于是他下诏：“删去遗旨皇帝与太后共同裁处军国大事之语”，不让杨太后干预朝政，从而避免了后妃相继垂帘的局面。

总之，在宋代政治体制的制约和士大夫舆论压力下，后妃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来与士大夫相抗衡，从而大大降低了女主称帝，改朝换代的可能性。正如宋仁宗时大臣富弼所说：“昔章献(指刘太后)临朝，陛下(指仁宗)受制，而章献不敢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可见，宋代的后妃，尽管可以参与政治，甚至擅政，却不可能违悖纲常伦理，夺取皇位。

第四，防范外戚干政，削弱后妃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后妃执掌朝政大权，首先依靠的对象当然是自己的娘家人——外戚。宋朝的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故对外戚采取“崇爵厚禄，不与事权”的策略。即朝廷可以赐给外戚优厚的俸禄和较高的爵位，但不给予有实权的官职。所谓“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宋仁宗下诏规定：“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这是宋朝中央的决策机构。为防范外戚专政，和后妃里外勾结，遂明确规定外戚不得担任二府的官职。如果出现破坏祖宗家法的情况，就会受到朝廷舆论的抨击。如宋仁宗时，张尧佐以外戚身份任职权颇重，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一职，即遭到谏臣包拯的坚决反对，结果迫使张尧佐不得不辞去这一职务。宋朝对外戚执掌兵权防范尤严。史称：“祖宗典故，宗室姻亲，未尝委之典禁兵。”宋金对峙时，金朝大兵压境，南宋岌岌可危，但宋高宗仍坚持执行外戚不得掌兵之制。镇守建康(今南京)的大将边顺病重，留守吕颐浩提议由屡建战功的外戚韦渊来代替边顺。宋高宗仍不同意，他说：朕一向不赞成用国戚任军旅之事，万一有过失，治之则伤恩，释之则废法。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了“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等一系列抑制外戚的政策，所以宋朝虽然多次出现太后垂帘听政，但并未形成与外戚内外呼应的后妃集团，这种严格防范外戚的措施，收到十分明显的效果。仁、英、哲三朝，虽有过多次母后临朝听政，而终无外家干政之患。P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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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