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品唐朝》一书获得了历史学和文学的双赢。这本书的成功，绝不是作者通过某种大肆煽情的手法做到的，反倒是得利于他的克制和纯正的文学品位，以及在叙事结构方面的出色营造能力。这样的一部作品，既是历史和文学的最佳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又是对二者的超越。

本书呼应即将热播的影视巨作《贞观长歌》以及《贞观之治》，终结你对阅读唐朝历史的选择！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十余年间的唐朝，她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的是，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的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汲取史学研究成果，摒弃学术八股风格，神采文学叙事笔法，还原历史真实故事。

大唐自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败，帝国的根基受到日益加剧的藩镇割据、奸臣擅权、阉竖横行的动摇。拯救与衰亡成为九世纪的历史主题。本书以恢宏的气势、生动的史实再现了自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衰帝以来一百五十八年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历史，使秋风斜阳中的长安皇城从历史灰暗的背景中清晰凸现出来。天子们的百无聊赖、奋发中兴和无可奈何；朝臣的励精图治、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宦官的把持朝政、反奴为主、滥杀忠良；藩镇的各霸一方、分裂疆土、蔑视中央都被再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的肃杀悲凉之感……

总序

序幕 走向九世纪

 雄心勃勃的新帝

 警报：帝国的财政

 复仇：第一次斗争

 东方！东方

 危机爆发

 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

 无奈的选择：颁布《罪已诏》

 漫漫贞元二十年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

 翰林侍诏

 初尝胜果

 同气相生

 实行新政

 致命的弱点

 错误

 最后一博

 悲哀的结局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天威奋发

 宰相李吉甫

 战？不战？

 挫折

 契机：刺杀事件

 成功的策略

 生机再现

 隐患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

 天子被弑

 风云再起

 宦官与近卫军

 天子家奴：不平与不甘

 元稹入相

 妒献嫉能的李逢吉

 敬宗的新年

 裴度回京

 再弑君上

 谁主沉浮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

 从哪里开始？

 用人不当

 出师未捷

 无所作为的朝臣

 任用非人

 第二次反击

 惨败

 进入宦官时代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

 树欲静而风不止

 李宗闵

 牛僧孺和李德裕

 君子与小人

 全新的政治生涯

 恩怨四十年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

 二十载韬晦

 大智惹愚

 御下：心机、谋略、手腕

 时势造英雄

 幸运的时代

 郓王即位

第七章 崩溃

 从内部开始的崩溃

 天子无道

 盗贼蜂起

 黄巢起事

 兵戈绘纭

 乱世出贼子

 日落九世纪

附录：唐代帝王列表

后记

再版后记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叫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疑，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祐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身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非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韦占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P1-3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徐兴无

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作本书了。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诚。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诲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饥。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