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清末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识见远远超过同时代人,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却因此不为主流所容,遍遭哗笑诟骂。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后世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
本书尝试将郭嵩焘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感情(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复由人物印证时代。
这本书写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生长的时代。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
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第一章 湘阴郭家的龄儿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先世可追溯到南唐广国公郭晖,原居江西吉安。元末大乱,郭氏先祖迁避广东,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居湖南湘阴。再九传而生嵩焘。湘阴郭氏确实是老湖南人了。
湘阴古称岳阳,在洞庭湖之南,长沙之北。清朝的湘阴县即属于长沙府,位于府北一百二十里,无城墙,有三个小镇,即营田镇、萧婆镇与大荆镇。县北七十里有玉笋山,泪水西流经此,与罗水合流,形成屈潭,亦称罗渊,或泪罗江,就是屈原放逐后自沉之处。县东六十里有玉池山,峰插天表,上有浴丹池,俗称玉池。郭嵩焘晚年自号玉池老人,即因曾避乱于玉池山之故。
湘阴的交通称便,自古有驿站。湘江即在县西,北可经青草湖人洞庭,南经湘江人长沙,郭嵩焘常往省城,即由水路往来。湘江的支流颇多,如后江、锡江、魁楼江等都在附近,县之南二十里有恋藤港、杨子港,可在此登舟。
郭嵩焘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三月初七日(阳历4月11日),出生在湘阴县之西,湘江之畔的郭宅,乳名叫龄儿,学名先杞,后来才改为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或作云仙、筠轩、仁先。他的父亲名家彪,字春坊,是一位好好先生,喜欢帮人忙,但自己一生碌碌无作为;喜欢中医,收集了许多药方,替人看病,勉强可以说是一位儒医。他的母亲姓张,是长沙一位读书人张鹏振的女儿,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妇女,很守旧礼法,很重视儿子读书。他的祖父名括矩,是一个豪爽慷慨的湖南人,有人来借钱,几乎有求必应,也许是因他生在有钱人家,对金钱并不在乎。郭嵩焘的曾祖父郭熊,号望湖,善于积蓄,成为当地的首富。但郭嵩焘出生时家道已不富裕,甚至不能维持小康。嵩焘有两个弟弟:崑焘,比他小五岁;■焘,比他小九岁,都有声于时。
郭嵩焘从小在家读书,到十一岁才出而从师,时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他的第一位老师是李选臣,邻县善化人,是他父亲的好朋友,当时人所谓“易子以教”。李老师人很和善,但教书很严格,显然是一位遵奉“严师出高徒”信念的好老师。这位老师庸碌一生,却师因生显。当郭嵩焘于同治三年当上广东巡抚时,李老师甚感荣耀,希望他的得意弟子能写一文,记其生平。郭嵩焘果然写了《李选臣先生七十寿序》,使这位老师,有所闻于世。
当时年轻的读书人,一心一意想考科举。要想考取,便要能写“时文”(即八股文)。郭嵩焘亦不例外。近世人们大诟八股,与小脚同斥之。不过,八股虽然无用,想通其义法,写得精彩,并不容易,还需要多读书、多下苦功。郭嵩焘学作科举文两年不得要领,最后得到伯父家瑞(号雪舫)的指点,始大大地醒悟,自此才通晓时文的义法,这时他虚岁仅十四。
郭嵩焘自小读书既聪明又肯用功,更受到家人的鼓励。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起湘阴连遭大水,坏了稼穑,收不到田租,郭家有时甚至开不出饭来,但郭嵩焘的学业未曾中断,两三年后,他又进了湘阴县的仰高书院,作一些“恶补”后,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与弟弟崑焘一起补上博士弟子员,亦即是当上生员,爬上科举梯层的最初阶,同年又应恩科乡试,结果落第。
郭嵩焘没有考取,先结了婚。新郎虚龄十八岁,新娘小一岁,姓陈名隆瑞,当地人陈兴垲的女儿。陈、郭两家住得很近,互相通婚,当然是奉父母之命。陈家原将大女儿许配给他,不幸死了,才将小女儿隆瑞嫁他。他对先结婚再谈恋爱的妻子很满意。她曾跟着他在外长途旅行数千里,为他生了一男三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生幼女时死亡,得年仅四十三岁。
郭嵩焘结婚后,继续读书,以便应试,他有一位相互激励的好同学,姓吴名英樾号西乔,两人各自闭门读书,勤研精思,然后拿出文章来,看谁写得好,以致各自精进,后来两人都先后中了进士。 P1-3
这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初版于1993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发行,今北京中华书局征得东大同意,出版简体字版,并收入《汪荣祖人物书系》,我甚感中华盛意。
我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始于1981年的秋天,那时我初访武汉大学,认识了久已仰慕的唐长孺教授;承唐先生相告,近年出土的珍贵史料,除了吐鲁番文书之外,尚有郭嵩焘日记。唐先生整理与研究吐鲁番文书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似乎还没有人好好利用郭嵩焘日记。
我回美国教书前就买了一套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郭嵩焘日记》,精装四大册,约有二百万言。我浏览之后,颇有金矿待开的兴奋。写一个历史人物最难得的是生活资料,尤其像郭嵩焘其人,虽然是同光时代一位既特殊又重要的人物,但远不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显赫,数据也相对稀少。当年蒋廷黻研究外交史,后来又做外交官,对他的湖南乡贤郭嵩焘敬仰备至,一直希望有人写一本郭嵩焘传,后来郭廷以及其近代史研究所的弟子们编成《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但与日记对比之后,大可补正年谱之空白与错误,于是我决定要写一本有关郭嵩焘及其时代的书。近年台北的近史所依据日记已经出了年谱的增订本。
我就是主要依靠丰富的日记资料来写郭嵩焘一生的生活史,如果没有日记,就无从写出郭氏江南与鲁东之旅的细节,更写不出近乎小说般的描述:“郭嵩焘一行乘火轮车(即火车)于暮色中抵达伦敦,然后换乘马车,约一小时到达新城东南的波克伦伯里斯(Portland Place)四十五号使馆兼官邸”(见第十九章),也写不出郭公使觐见维多利亚女皇的过程。日记还能透露难得一见的人际关系,例如郭嵩焘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来往之密切,对刘锡鸿的深恶痛绝和难以释怀,与青年严复相知之深,对晚辈亲家曾纪泽的遗憾,以及老友左宗棠“欺凌”他的刻骨铭心,都生动地呈现出在道、咸、同、光时代一个有血有肉人的感情世界。
第二次大战之后,历史研究崇尚社会科学方法,以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为辅助,其流弊则是将历史书写变成社会科学报告,名词艰涩,枯燥乏味,遂有1980年代回归史学“基本面”的呼声,英国史家史东(Lawrrence Stone,又译斯通)提倡“叙事之再生”(The Revival 0f Narrative)。所谓“再生”,不是回到旧有的叙事体,而是如另一英国史家柏克(Peter Burke)所说,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上,重现叙事之风采,不必寻找因果,但求意义,理解史实尤重于解释。我秉持此义,以郭嵩焘的奏折、文稿、诗集,以及几乎完整的日记为实证研究之基础,然后尽情叙述其人其事,以呈现其风貌及其时代。犹忆写完这本书之后,感触最深的是,当中华大地仍然笼罩在锁国心态之中的时候,有一个人极力想要使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但在不断的挫折下失败了。他没能亲眼看到中国终于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
此书初版至今已十有三年,原应重新增订,但多年来早已不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在乏善可陈,所以只能订正若干刊误,仍照原文排印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