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著名作家李国文历年创作的历史散文随笔作品50篇,基本网罗了作者历史散文的全部精华。本书取材广泛,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都有涉笔。书中所述及的人物包括秦始皇、曹操、唐太宗、宋徽宗、明太祖等帝王,李斯、董卓、诸葛亮、司马懿、王衍、海瑞、和珅等将相,更有司马迁、嵇康、白居易、李清照、方孝孺、李卓吾、龚自珍等文人才子。作者坚持了自己杂文写作一贯的幽默诙谐的写作风格,记述历史,藏否人物,笔如游龙,议论生风。读者即可以了解很多史实,也可品味作家优美流畅的文笔。
李国文,小说家,散文随笔作家,曾任理事,主席团委员,《小说选刊》主编。李国文先生以小说创作蜚声海内外,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书收录著名作家李国文历年创作的历史散文随笔作品50篇,基本网罗了作者历史散文的全部精华。本书取材广泛,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都有涉笔。它的作品独树一帜,成就斐然,融文学的才情、历史的厚重、杂文的犀利于一炉,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P1-3
李国文先生本来是以小说名世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路得来,如拾草芥。后来转而写杂文,尤重历史散文,不久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当之无愧地成一大家。
我留心李老师的散文久矣。开始是在《随笔》《文学自由谈》等刊物上零星地读到,后来就读到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这样的文集,很是喜爱。出于编辑的本能,心想什么时候要是自己能出本李老师的书,则不胜幸焉。这样的机会果然来了,我在做一套历史书的时候,自然想到了李老师。当时定的书名是《中国历史之叹》,意在对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捶胸顿足、伤心叹婉的人与事进行述评,如李牧、岳飞、袁承焕这样的名将不能战死疆场却屈死于内乱权奸,以至自毁长城大厦立倾的国家之痛;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这样令人发指地摧残文化、谑杀文明的民族之灾;如宋徽宗、李后主这样的艺术奇才,因错生帝王之家,不仅浪费了自己的艺术才华而且身死国灭的历史之误。给李老师发出约稿信后,诚皇诚恐地等待着,几日后,收到了回信,这样写着:
来信收到已有一段时日,因为我觉得你的设想不错,但我已非年富力强之辈,力不胜任,想了这些日子,还是要给你写这封令你扫兴的信,我实在不可能接受此项约稿。如果你编书,选用我以前发表过的类似作品,我会欣然同意的。
实在对不起。不过,你这个议题,还是值得下力气找别的人来做。
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回绝,没有扫去全部的兴。李老师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要我按照既定的主题搜罗他的旧文加以选编倒也不是难事。于是立即着手搜集复印资料,购买文集,不多久案头居然堆得有一尺多高。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个较通行较朴实的答案:工作并快乐着。当我把所喜欢的一种阅读与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时,那种快乐是由衷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我发现李老师有好多历史随笔虽不契合我所定的主题,有些并不重大的历史题材在李老师笔下却显得发人深省。他对历史资料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他都有涉笔,而且不是一般的“涉”,是深加工。文学家写起历史来比之历史学家写起文学来是大不一样的。文学家胸中有丘壑,腕底起风云,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史料也会写出别样的精彩来。如果按照我先前所定的标准来选编,势必有很多好文章得割爱,这是我所不愿意的。于是我将书名定为《李国文读史》,这样的题目涵盖面广,可收的文章要多得多了。
选编工作开始之前,我想请李老师写篇序文,他慨然应允。后来却因身体状况不好,住了好长时间的院。他说序文的事也难以完成了,嘱咐我自己写一篇。我掂掂自己,哪能应这个命?那样只会招来佛头著粪的批评,但又有必要对这本书的原委给读者做个交待,只得写篇跋,附在书后,权作续貂的狗尾吧。
王重阳
200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