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 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与西方人的诸方面作了相应的、广泛的、深入的比较。

《中国人》旧译《吾土吾民》，是林语堂（1895年—1976年）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名士推崇备至，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国内尚未出版过《中国人》全译本，这部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是国内第一个全译版本。

出版前言

赛珍珠序

自序

1939年版序

第一部分 背景

引言

第一章 中国人

北方与南方

退化

新血统的混入

文化的稳定性

年轻的种族

第二章 中国人的性格

老成温厚

遇事忍耐

消极避世

超脱老猾

和平主义

知足常乐

幽默滑稽

因循守旧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智力

女性化

缺乏科学

逻辑

直觉

想象

第四章人生的理想

中国的人文主义

宗教

中庸之道

道教

佛教

引言

第五章妇女生活

妇女的从属地位

家庭与婚姻

理根的女性

女子教育

恋爱与求婚

妓女与姬妾

缠足

妇女解放

第六章 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

社会头脑的缺乏

家庭制度

裙带、腐败和礼俗

特权与平等

社会等级

阳性的三位一体：官、绅、富

阴性的三位一体：面、命、恩

乡村制度

“仁政”

第七章文学生活

一种区分

语言与思维

学术成就

学府

散文

文学与政治

文学革命

诗歌

戏剧

小说

西方文学的影响

第八章 艺术生活

艺术家

中国书法

绘画

建筑

第九章 人生的艺术

人生的乐趣

住宅与庭园

饮食

人生的归宿

第十章 中日战争之我见

一个民族的诞生

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

新民族主义

酝酿中的风暴

压力、反压力、爆发

蒋介石其人其谋

为什么日本必败

中国未来的道路

1935年版《收场语》

中华民国的真相

领袖人才的要求

我们的出路

关于《吾国与吾民》

译后记

1994年版译者附记

索引

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中国人以自己乐观的宿命论，高尚地完美地忍受着这种安排。在中国，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只有不同的家庭。他们随着命运的沉浮而沉浮。有幸运的衙门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后者的儿子没有在衙门中管事，女儿也没有嫁入衙门。实际上，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很少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会通过婚姻或通过熟人找到一个远房的堂兄，该堂兄又认识一位张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师，而这位张先生的媳妇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这个关系在有官司要打的时候是极有重要价值的。

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作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正如孟子在为仁人与普通人的区别辩护时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一次，齐王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授之以社会等级观念，齐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于是，这些树在阳光的照耀下，吮吸着大地的乳汁，茁壮地成长着。有一些树长得更健壮一些，它们从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树下乘凉，并感叹于树上绿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大地的功劳。

然而，官吏们对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职的人们从内心里，从与别人的谈话中，都知道哪些地方“肥”，哪些地方“瘠”。他们也用华丽的辞藻谈论什么国民预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门科学，那它在方法的多样化与独创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机化学媲美。一个好的化学家可以将甜菜根炼成糖，一个更优秀的化学家可以从空气中提取氮来制造化肥。中国官僚们的本领与化学家相比毫不逊色。

这种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处是使中国失去了等级制度与贵族阶层。衙门阶级并不是像欧洲的地主贵族那样可以世袭的，人们不可能认定哪些个人就永远是贵族阶级。没有一个中国家庭可以吹牛说自己的祖先在过去的百年中从未做过体力活，就像某些法国贵族或者奥地利的哈普斯堡贵族一样。孔子的家族除外，他们在过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劳作。满族军队在1644年征服中国之后，其后裔在过去300年问真正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工务过农；现在满族王朝已被推翻，他们仍然拒绝劳动——我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供社会学学者们去研究，看一个阶层的人们在被全国人民奉养了3个世纪之后，会产生什么变化，因此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是例外的情况。在衙门阶级与非衙门阶级之问，通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是家庭，而不是任何的世袭阶层，构成了社会单位。这些家庭万花筒般地上下沉浮，每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都曾亲眼看到一些家庭发迹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衰败下去。社会民主在西方或者中国都不是由宪法所保障的，而是像人们所说由我们的回头浪子们来维系的。在这些回头浪子中，有许多人由于挥霍，使得一个永远富裕的家庭不可能产生。他们就这样变成了民主的堡垒。科举考试使得那些来自底层的有能力有雄心的人总是有可能升迁。除了乞丐与妓女的儿子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种考试。教育还没有昂贵到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学的地步。如果做学问是有才能的人的特权，那么这种特权永远也不属于富人。没有人会因为贫穷而在学术生涯上严重受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中国人将社会分为四等，依次为：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的原始农业社会中，这种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阶级之间没有敌对情绪，因为没有这种必要。阶级之间的交往，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衙门阶级以外，并没有被“阶级感情”和势利观念所阻断。这种社会统治发扬得最好的时候，一个富商或者高官显贵可能会请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并且亲切友好地闲谈一阵。不过，较之于英国庄园主和农夫之间的谈话，他们可能还要少一些谦卑。农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都是谦恭、安静、自尊的公民。根据儒家的理论，农民被排在这三个阶层首位，因为粮食意识很强的中国人总是很清楚每粒谷子的来源，他们对之感激不尽。农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学士们看作一个应该享受特权与其他待遇的阶层。鉴于学习中国书面文字的困难性，这种尊敬是发自他们内心的。

P144-146

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国人》全译本，自1994年在国内翻译、出版以来，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连续重印。

这部全译本除了补上原著第十章第六节《蒋介石其人其谋》、1935年初版《收场语》(其中包括《中华民国的真相》、《领袖人才的要求》、《我们的出路》等重要而容易引起误读、误解的篇章)，还增添了译者附记、索引等。这样不仅恢复原著的“全貌”，而且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可以让国内广大读者领略林语堂这部原著的当年风采与全书的基本精神。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雨果《悲惨世界》)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已7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用全面与崭新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再推新版全译本《中国人》的缘由。

                    学林出版社

                    2007年1月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1935年由雷诺与希师阁(Reynal & Hitchcock)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

                 1988年1月于石家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