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1933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的合集,1935年5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作者生前只印行一版次。这次只抽去已编入《三闲集》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和译文《Petofi Sandor的诗》两篇。《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系本书出版后由作者亲自抄出,原拟印入《集外集拾遗》的,现都移置本集各有关正文之后;《通讯(复霉江)》的来信则系这次抄补的;《<奔流>编校后记》初版时遗漏最后一则,现亦补入;所收旧体诗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
鲁迅作品单行本系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辑而成的,将鲁迅的自编作品集和他人为其编辑的作品集单独出版。计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小说3种,《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诗歌2种,《坟》、《热风》、《华盖集》等杂文19种,《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文学史著作2种,另有通信集《两地书》,和《鲁迅书信》4卷、《鲁迅日记》3卷。这套单行本吸收了新版《鲁迅全集》的校勘和注释成果,并根据单行本的体例进行了调整,是方便读者阅读鲁迅作品的轻便、经济读本。本书为其中的杂文《集外集》。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电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
“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预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她,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
“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马裕藻就是马幼渔,对不对?陈通伯,郁达夫。什么东西!Tolstoi,Andreev,张三,什么东西!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
“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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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此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