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农民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1.2亿的打工大军中。在这场风潮的影响到下，农民工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了。本书集中考察报告了当前告别农村出门打工的农民在都市的生活命运：他们加班加点地干最脏、最累的活，到头来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有的被逼投了水库身亡；有的被恶老板砍断了手指；有的被骗来强迫卖淫不从而丧命或残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本书是作者杨豪集中考察报告当前告别农村出门打工的农民在都市的生活命运的作品。作品为人们提供的许多真实的生活故事是很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其中许多人物的命运故事，令人不安和心酸，令人激动和愤慨，令人费解和遗憾。中国现实的城市基业，是长期靠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滋养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滋养，中国城市的贫血症会是很严重的。

第一章 民工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打工妹”、“打工仔”：一个时代的新名词/5

打工族的梦/6

城乡大接轨/7

第二章 艰险的打工之路

打工妹之死，呼唤《劳动法》出台/12

打工姐妹多厄难/18

第三章 进城农民工众生相

泥瓦木工刘满庚/25

餐馆打工妹刘小霞/28

建筑工骆晓峰/30

街头织补女谢嫂子/33

扫马路的乡下妇/35

电器修理工张家义/36

115天挣了415元/39

养猪夫妇王老黑/41

卖菜夫妇的心声/44

第四章 聚焦京城农民工

去京打工受骗多/48

建筑工：“但愿儿子不再做苦力”/54

清洁工：想孩子时泪流满面/56

新祥子：轱辘声中的梦想/57

秦兵的城市生活/60

城市“黑工”/64

第五章 打工妹辛酸多

抗暴女声讨正义/67

打工少女落虎口/75

河南打工妹泪洒羊城/81

打工妹抗暴上海滩/85

第六章 破灭的淘金梦

淘金不成误入“黑厂”/9l

29个农民的生死之旅/95

打工夫妇落难沙龙镇/98

矽肺病在侵蚀农民工的生命/102

第七章 打工中误入歧途的少女们

打工妹的爱情悲剧/107

打工妹，你“恋”得好苦/111

青春被金钱揉碎的打工女/113

是谁让花季少女沉沦? /117

川道上迷失的少女少妇/122

留守妻子的情与怨/124

第八章 晋升白领凤毛麟角

农民工记者为民工讨工资/131

小保姆当上大老板/136

农家女走进中央电视台/141

打工妹当上了售楼经理/144

打工仔当律师，再为弱者讨公道/147

第九章 拖欠民工工资，世纪之患

一个跨世纪的沉重话题/153

民工苦讨血汗钱/155

谁来替农民工讨回公道? /158

“过年了，我好想回家!”/162

农民工备受欺侮连杀四人/165

从“总理为民工讨工钱”说起/168

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要“五管齐下”/172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应该建立长效机制/176

第十章 保护民工权益，社会地在行动

北京废止外来务工条例/181

重庆立法保障农民工权益/182

北京施行新规定，新开工程不为施工人员

投保意外伤害险将不得开工/182

上海外来从业者工伤保险待遇将与当地人相同 /183

河南即将实施全国首部保护民工权益法/184

第十一章 是填补还是挤占？

城市当以平等和爱护回报农民工/186

城里人，凭什么歧视我们?/190

应给农民进城的权利/194

社会应关注农民打工群体/196

第十二章 都市农民工性压抑调查

一个打工者的请求/198

越轨者不在少数/200

婚外性行为，进城农民为最/201

地下录像厅里的躁动/203

危险正在蔓延/204

艾滋病正在威胁打工人群/208

我们能为打工者做点什么? /209

第十三章 农民流动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

第十四章 从社会学角度论迁徙

论点一：迁徙自由：在法律认可与保障间徘徊/217

论点二：限制迁徙不符合现代精神/219

论点三：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哪里去? /222

论点四：农村人口巨大的国家能实现现代化吗? /232

论点五：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将农民转移出来/243

论点六：给农民留下一块飞地/249

第十五章 新农村建设，农民的真正出路

后记

          第一章 民工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打工妹”、“打工仔”：一个时代的新名词

当时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一步步弱化，纷纷离乡离土，外出寻求发展，于是民工潮风起云涌。

“打工妹”，令人心动的字眼，因为可以想象，打工妹一定是一群漂亮、活泼、健壮的农家少女。而打工仔，也即为一群身强力壮的农村小伙。

中国人多，中国的农民更多。农民一生下来，就打上了农民的烙印，风霜雪雨都洗刷不掉，而成为世世代代的悲剧根源。自古以来，经历了种种磨难的中国农民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于是便有了“死守黄土”的誓言。对于农民来说，“背井离乡”意味着仅次于死亡的天大不幸。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誓言”被冷落，“离乡”也成了一种时髦。谁也没有想到几千年来处于封建思想最底层的妇女中竞出了一个带着辣味的新名词——“打工妹”，更不会想到“打工妹”刺激了一代农民，于是中国大地上，从此流动着一支堪称世界之最的“打工队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老祖宗的话正在孙辈们中发挥着神奇的效应。

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居住在山里的部落，祖祖辈辈不曾出过大山。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有一天，一个外乡人路过这里，惊奇地发现了这群独立于现代文明之外的人，于是他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望着那些无表情的脸，外乡人摇摇头走了。后来又有几个外乡人来过，同样的话语，得到的是同样沉默的反应。可终于有一天，村里有人跑了出去，在一个夜晚，他回来了，带着满脸兴奋对乡亲们说：“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此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去看外面的世界了。似曾相识，故事总有些不同的内容。如今，精彩的外面世界是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改革开放之中的社会。面对这样的社会，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打工仔们遇到的是更大的挑战和困惑。改革唤醒了亿万农民，他们睁开眼睛，不管前途是畅通无阻，还是举步维艰，终于踏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漫漫长路。

本来，如果没有外面世界的呼唤，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农民们便可安安稳稳地过他们的小日子，富点也罢，穷点也罢，至少心里是踏实的。然而时代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已席卷了全国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还有可能只在岸上观景吗?中国农民历来不乏吃苦耐劳的传统和倔强肯干的精神。当一种思想被憋得太久了，一旦爆发出来其能量是不可低估的。长期以来被土地紧紧束缚住的山民们，一旦挣脱出来，便形成了一股声势浩荡的滚滚潮流。

             打工族的梦

春节刚过，川东民工便携家带口，从千万个贫穷的村落出发，汇成滚滚的洪流顺江东下，集结在狭小的宜昌火车站，再由此呈辐射状分流到全国各个大小城市。民工们三五成群，自带被窝卷儿，在广场上或躺或坐，忍受着旅途的劳累、饥饿和寒冷，甚至在夜间也要在广场上苦挨。几乎全国所有的城市火车站、汽车站都是这样，这是当代中国春节前后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

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被这种场面震撼，并且在心里寻思：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么多农村的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呢?

市场召唤着各种资源按照市场需求进行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正是按照市场的需求配置资源的结果。一方面，部分较发达的城镇和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感到本地劳动力缺乏；另一方面，价值规律也在发生作用。据一些民工说，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中等地区为500—600元)抵不上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经济利益驱使着农民外出打工。

如果说为了挣钱外出打工是出于一种最现实的考虑，那么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则是为了更高层次的目的。这些年轻人在学校受到了较好的理想、前途教育，回到农村后骤感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农村太现实，也太缺少变化了。几十年前，他们的爷爷、父亲怎样种地，他们现在还怎样种地；几十年前，村子里的小道一下雨便泥泞不堪，现在仍然泥泞不堪。当然，他们现在的生活比父辈好多了，也还能到附近挣到一些零花钱，但他们总觉得生活不能仅仅是这个样子。他们决意要外出寻找一份新的生活，到山外“潇洒走一回”。

            城乡大接轨

“百万川军奔广东，十万民工下浦东。京广线告急，京沪线告急!车站爆满，列车爆满……”

走在这虎虎有生气的打工大潮最前列的大概要算那些新时代的“巾帼英雄”——打工妹。早在改革之初，这批农村姑娘便成了长期甘于寂寞的乡村农民中最不甘于寂寞的一群人。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开发区里都出现了穿着土气、梳着两条小辫、怯生生地低着头的打工妹。她们有的做家庭保姆，有的在工厂里打工，还有的摆摊设点或沿街叫卖做起了小买卖。这第一批打工者还没完全立住脚跟，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便如潮水般拥进了城市。这些不甘在土地上死守一辈子的农民，终于背着行囊，穿着不整地开始了艰难的打工历程。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们在与自己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农村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上下求索着，试图找到适合他们走的路。他们有的搞建筑，有的出苦力，有的凭自身的小本事给人打家具、刷涂料、做衣服、做豆腐，也有的沿街收购废品，倒手卖钱……他们以农民特有的勤快加上夹缝中求生存的竞争意识，顽强地生活在充斥着城里人的都市街头巷尾。他们干着别人不屑或不愿干的工作，还要时常忍受城里人的白眼。因为他们的到来，城市变得拥挤了。然而，不知不觉中这些远道而来的民工都已经成了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些很少正眼注视的人及他们所从事的不显眼的职业有了一些依赖。时常，你会听人唠叨：“怎么最近没见那个卖豆腐的来?他的豆腐我最爱吃了。”或者有人说：“那个收废品的外地人是不是回家了，要不怎么这么久没来了，家里这堆破烂儿还等着处理呢!”你可从人们简单的话语中听出那不经意的期待。的确，不管城里人愿不愿承认，事实上，这些乡下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方便。

在南方开发区的许多工厂里，打工妹、打工仔们在为自身生存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着滚滚利润，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在那些工厂里打工的大都是外地来的打工者。这些打工者中当然也有几年之后口袋鼓鼓、衣锦还乡的成功者，但更多的却是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却没有多少钱可以给家里人带回去，有的甚至连张车票也舍不得买。那么打工者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态，不辞劳苦，远走他乡的呢?当然赚钱是首要目的，这几乎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民工们的共同期盼。有限的土地和农村不断大幅度增殖人口之间的矛盾，使农业的富余人员越来越多。同时市场的放开，也为他们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性。于是许多年轻的农民也抱着出去闯一闯的念头，走出了山沟沟。这些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适应能力强，有竞争的勇气，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富于理想，充满了幻想，勇于开拓和创新。不能不说，在滚滚民工潮中，不乏当代农民中的精华。

对于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现象历来褒贬不一。在此现象开始之时，人们用欣喜的目光目送着这一支支队伍，仿佛从这队伍中看到了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希望。但不久，人们的目光便从欣喜变成了疑虑。为何?看看下面的数据或许你就明白了。

1989年春节前后，来自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成百万民工进入广州、海口和北京。从农历初五起，外来民工云集广州火车站，每天客流量12万人。据估计，1989年春节过后的半个月时间内，流入广东的外地民工多达150万人。

P5-7

          现实的流民图

               李炳银

杨豪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迁徙》的书稿送给我看，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篇序言。我出身农民家庭，至今母亲、姐姐和弟弟还都生活在农村，和农村、农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年来，阅读有关农村生活内容的作品，时常使我感慨和引发思考，也时常因为那些有良知、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作家对农民的关注和同情理解而产生钦佩和敬意。所以，对于杨豪的要求，我没有拒绝。

对杨豪我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年轻的时候，在建筑工地干苦力活。由于他和他的伙伴们的出身和经历，他对农村、农民有着很多很直接具体的了解，深为农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命运焦急、担忧。杨豪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伴随社会发展出现的不少新问题又在很严重地困扰着中国的农民。诸如孩子上学、生病就医、生活进一步提高等等，许多问题对农民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经过奋斗、可以通过自己的考察和呼吁为社会提供一些思考的时候，杨豪最先不忘和考虑的是为农民呼号。1999年，杨豪在《当代》上发表了报告文学《农民的呼唤》，我当时就被作者对农民感情的真挚和对农村的了解所感动，后来将这篇作品选编进《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一书内。再后来，杨豪又陆续写了些作品，作品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有关现实农村、农民和农业面临的问题。

眼前的这部《中国农民大迁徙》，是杨豪集中考察报告当前告别农村出门打工的农民在都市的生活命运的作品。我以为，作品为人们提供的许多真实的生活故事是很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其中许多人物的命运故事，令人不安和心酸，令人激动和愤慨，令人费解和遗憾。中国现实的城市基业，是长期靠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滋养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滋养，中国城市的贫血症会是很严重的。可是，多少年来，城市却不怎么领这样的情，主观地、无奈地、顽固地、冷漠地看着农村、农民的贫穷而不动心，却一味地享受着靠农民的血汗滋养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想一想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艰难程度和要付出的代价，想一想农民没有城市人所拥有的社会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你就知道，他们所要花费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来获得。可是，即使如此，在农村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希望通过打工改变一点自己的境遇的时候，城市和城市人对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看看杨豪对自己走访和报告的很多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这样的问题就很好回答了。当许多年轻的农村青年男女，用艰难积攒的钱作路费，坐着最低档的汽车、火车、轮船来到城市的时候，他们过去简单的人生阅历，很不足以使他们适应这个陌生的城市环境。要应对各地政府关于使用农民工的复杂要求和规定已很是不易，还要应对各式各样势利的雇主甚至恶人、骗子等等。刚刚跨进城市，就让很多人在权利、尊严、保障等方面失去了自由，处在一种明显的弱势地位。来自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限制也许可以勉强理解和应对，最怕的是一不小心落入恶人和骗子之手。杨豪在作品中，讲述了舒景芳、杨运桃、刘文英等不少误人歧途或被逼卖淫而不能自拔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坎坷经历和悲惨命运。他们加班加点地干最脏、最累的活，到头来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有的被逼投了水库身亡；有的被恶老板砍断了手指；有的被骗来强迫卖淫不从而丧命或残疾。他们时时都在遭受着剥削，时时都要经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危险，他们或许是现今社会生活中最不幸的人。

打工仔、打工妹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下所遭遇的种种生活的、精神的、情感的，甚至生命的艰难和无奈、无助的情形，着实使我同情和愧疚，社会对于他们的误解、非难和忽略实在是太多了。当然农民中也有刁蛮无赖的家伙，但中国的农民大多是质朴善良的。中国现在还没有摆脱农业国家的约束，农村、农民和农业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文明建设还至关重要。善待农民，是我们的固国之本、强国之本，万万不可疏忽。因为，在中国的漫长社会历史当中，因为农民情绪、行为、要求的强烈而使社会面貌改变的事例太多了。给予农民工以文明、人道和人性的关怀，应当是国之大政，但愿不被小视而忽略。

当然，打工仔、打工妹的情况也许不完全是令人心酸的故事，走出农村进城创业成功的人士也不少。更加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已经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并加强管理。作品也对这方面的内容多有涉及，如已经传为佳话的“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和此后中央与各地政府制定出台的各类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都是这种关注关怀的实际体现。对于这些，我们能够感到作者轻松喜悦的情绪流露。但是，书中涉及的有关如“迁徙自由”、“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将农民转移出来”等问题，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需要非常仔细认真地考察研究，慎重对待。管理和发展并非永远矛盾，偌大一个中国，放任自流显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正在走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相信在可以看得见的时日里，农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就会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中国农民大迁徙》里，杨豪对于农民的真挚感情非常浓重，无论是激情的述说，还是理性的思考，乃至愤怒的呐喊，都是真情的流露。但是，作品现象罗列和直观的描写似乎多了些，而就某些重点人物故事的整体把握和深人解剖又似乎不够。作品结构缺乏内在逻辑贯穿，现象也显得零碎。作为报告，面上的信息密集丰富，可作为文学，对人物性格和内在精神情感的挖掘却显不足。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缺陷，《中国农民大迁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视角冲击力和可能引发思考的作用还是很强，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感时济世的书，一幅现实的流民图。

从作品的内容看，读者就会感觉得到，写这样的书是要做大量的调查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的。杨豪为此书从着手采访调查到成稿长达八年，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在如今这个浮躁和讲求实利的社会生活环境里，如果不是情之所至，心之所系，谁还会来下这样的工夫。何况，杨豪说，他还因为为农民多方呐喊而招惹了不少地方强势，遭到某些威胁。因此，我们就应当对杨豪的这种写作态度与精神作出肯定。在许多人面对人们不应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视而不见的时候，像杨豪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却勇于承当，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我乐意写出这些读后感，置于文前，目的就在于愿给杨豪这样具有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担当行为的作家以道义的支持。是为序！

18年前，即1988年，我在建筑工地打过工，我深知打工的辛苦。后来我靠写稿改变了命运，在媒体混日子，不再打工，但我依旧关注农民打工，因为打工的人群越来越多，农民走光了，几乎全民打工，由此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我就开始反思农民打工问题，把农民工好好写一写，全方位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引起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

1999年，我就开始着手写这个东西，当时只是一个中篇，7万字，题目叫做《黄土地上大逃亡》，写的是大批农民抛荒弃田，背井离乡举家打工，同时也披露了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生存状态。当时，李炳银老师执掌《报告文学》，准备发表，由于文字有点长，分两期。后又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刊出。这时，一个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文友无意中问起我的报告文学创作，聊起这个东西，他说这个选题好，要我发一份邮件给他，他看完后说决定选载一些文字发表，很快用一整版的篇幅以《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写实》为题发表出来，现在网上还能查到这篇文章，和专家的文章放在一起被多次转载。很快《学习时报》杨友明通知我，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安庆国社长要找我。原来安社长他们正打算出一套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丛书，正找这样的选题，但我当时正负责《中国改革》湖北记者站的工作，坐不下来，没有大量时间。

这样断断续续地写完20万字后，已过了一年多，到了2002年底，再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系，情况已经变了，那套列入计划的社会问题丛书已出版完了，没有赶上机会。这期问，我看到媒体上大量的报道农民工人身权利受到伤害的文章，尤其是我过年回老家时，我打工回来的父老兄弟都向我诉说他们要不到工钱，并请我为他们讨回工钱，还讲述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打工的辛酸。我坐不住了，这肯定是个问题。农民工有这么多人，牵涉这么多家庭的生计，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问题解决不好，肯定会出乱子，况且这个问题又存在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自从民工潮兴起的时候，就存在民工受到伤害的事情，后来这类事件不断增多。当时农民负担太重，尽管打工有艰险，但他们还是要义无反顾地走出去，为的是逃离黄土地，因为当时种田几乎赔本，为了生存只有走出去。有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全家出动，几年不归，有的建筑民工一干几年要不到工钱，也就回不了家。我将收集到的新材料继续充实到这个长篇中。2005年4月，我依旧同李炳银老师联系，他一直很关心我，鼓励我，要我多写“三农”问题的作品。并说，农民工这么突出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全社会都在关注，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社会问题，应该深层次地反思一下。李老师说把我介绍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邹亮，邹总编一听选题就叫好，并在一个星期内大致看完了我的文字，就答应列入出版计划，并问能否再增补一些内容。恰在这个期间，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更重视了，发出了清理恶意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通知；之后，温总理又亲自为民工讨工钱，农民工问题一度成为媒体议论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过好几期这样的专题。于是，我又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以及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为农民工讨工钱的内容。这一来就是45万字，基本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个行业打工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就是《中国农民大迁徙》创作的曲曲折折。

2006年开春，稿子转到责任编辑一方老师手上，她提了很多好的修改意见，要我删掉一半文字，我又按她的意见日夜加班地删改。一方老师对我这个稿子吃得很透，她让我删改是为了文章更精练一些，在此我感谢她为我的拙作付出的心血。为了这个报告文学的广度，我作了很多的社会调查；为了它的厚度，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为了它的深度，我引用了部分专家的观点和见解。他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三农”问题专家，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作者

                    2006年2月26日于武昌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