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历史资料，结合历史故事，评说了七位历史大人物。他们是：吕不韦、王莽、曹操、宋江、吴三桂、杨秀清和袁世凯。其中，评说有好有坏，有史有据。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

本书结合历史资料，结合历史故事，评说了七位历史大人物。这些人物包括有：吕不韦、王莽、曹操、宋江、吴三桂、杨秀清和袁世凯。历史资料丰富，故事情节不乏，可读性较强。

第一编 品读吕不韦

1．第一商人

2．定国立君

3．黄蜂计划

4．谋定霸业

5．雁过留声

第二编 品读王莽

1．终极谦恭

2．赢在失败

3．天命所归

4．激进变革

第三编 品读曹操

1．纨绔游侠

2．治世能臣

3．乱世英豪

4．毋人负我

5．先机夺人

6．雄霸一方

7．海纳百川

8．哭亦有道

9．赏罚分明

10．王霸相济

第四编 品读宋江

1．四海归心

2．定夺梁山

3．无能之能

4．厚黑造诣

5．致命诱惑

6．曲线忠君

第五编 品读吴三桂

1．白皙通侯

2．孝子良臣

3．哀臣之旅

4．冲冠一怒

5．借兵之谜

6．时势所逼

7．反反复复

第六编 品读杨秀清

1．剑走偏锋

2．权场竞技

3．横刀立马

4．问鼎一方

5．天无二主

第七编 品读袁世凯

1．中上美才

2．铁腕悍将

3．候汝登场

4．练兵阳谋

5．盖棺定论

6．拥兵自保

7．左右逢源

8．卖国求荣

9．一人天下

              第一商人

商人在中国从来都是处于一种受歧视或是说历来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体。中国古代有“四民”：士、农、工、商，就政治地位而言，商人位居最末。春秋以前，在“重农抑商”政策指导下，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

中国古代的经商理念是如何发展的呢?

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

战国时期，儒、墨并呈显学，墨家公开批评儒家，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缓和冲突。他首先提倡了功利思想，在当时提到“利”字就被人鄙视的年代，这是一大进步，初次的破冰，使商人第一次抬起头来。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开端，接下来，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各家学说群起争锋，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商人在这个空隙中发展起来。

《战国策》赤裸裸地宣扬对个人功利的追求，并以欣赏的笔调来描写名利场上的竞争，以至于后人惊呼：“《战国策》，离经叛道之书也”。《战国策》甚至把许多改变历史走向的策士写成了“商人”。什么是策士呢?“本指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后泛指出计策、献谋略的人。”史学专家杨树增在《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一书中指出，“策士游说各诸侯国的君主，实际上是进行一种政治买卖，以奇谋异策换取功名利禄，双方合则成不合则散，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战国策》中东奔西走的策士们一般没有空泛、虚伪的仁义说教，直来直去，出谋划策，不顾形式，不择手段，即使使用狡诈之术，也毫不掩饰。在《战国策·秦策三》中：“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天下的智慧之士要联合起来攻秦，可想而知当时秦国所面临的处境是多么的凶险，但是秦相应侯却不以为意，让唐睢携金而往，“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秦国轻易地用金钱瓦解了策士们的“联合”，正是抓住了策士们“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心理，天下之策士如同“小商小贩”，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商人”思想。谢东贵在《<战国策>思想新探》一文中则认为：《战国策》宣扬和追求个人功利，标志人的初步觉醒，肯定正常的功名利欲，把它看作合情合理的东西，强调通过智能的发挥求取富贵，那么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求，也就必然受到重视。

从社会效果看，个人追求功利的行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群雄割据的战国，“仁义”无助于称霸，称霸需要的是军队和粮食，而“利”的思想正好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直言不讳：“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吕不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根据《史记》记载，吕不韦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92年，死于公元前235年，生于韩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这里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其父亲是远近闻名、“家富万金”的大商人。受家庭影响，吕不韦也深谙经营之道，可称是经商天才，他往来各地，以贩卖珠宝为主，兼做各种生意，小小年纪就累积“千金”。吕不韦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有精明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头脑。他经商之余，对各国的政治极为关注，而且为人出手大方，“遍交天下有识之士”，信息来源很广，所以虽然身处一个资讯不发达的时代，但他对各国的政治依然了如指掌，时刻寻找着挖掘更大赢利空间的机遇。公元前265年，27岁的吕不韦离开家乡，来到了赵国国都、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邯郸来寻求机会。当时赵国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各国的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目光敏锐的吕不韦很快选择了赵国作为自己的出口贸易国家，并且把公司总部也移到了赵国。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商场如战场，好的地形是取胜的先决条件。英雄所见略同，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的名字成为了财富的象征。

吕不韦假借赵国地形的这一举措不但使吕不韦成为了历史上开拓国际贸易的第一人，也足以看出他独到的经济眼光。一方面，通过贱买贵卖，吕不韦很快成为“家累千金”的商界大腕，为以后的大投资做好了资金储备。更为关键的是，吕不韦在赵国遇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商人独有的精明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买卖国王的大好时机，内心直呼“奇货可居”。“奇货可居”的最早出处就在这里。  异人是秦国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的孙子。2年前秦国太子去世，安国君在这一年被立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他的生母夏姬不受宠爱并且身份低下，因此，异人被当作炮灰送往赵国当人质。人质本来是各国之间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而将宗族子弟派往他国的信物，他们的命运完全系于国家间关系的好坏。当时异人的处境极其窘迫，由于秦国多次攻赵，异人不仅在赵国很受冷遇，车辆简陋，日常财用入不敷出，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可以说，当时的异人并不具备任何成为“绩优股”的潜质，但是，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生意经，认定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

被家人抛弃，不招人待见的异人，在吕不韦眼里却成了“奇货”，吕不韦的算盘是怎么样打的呢?

吕不韦深谙政治投资之道，他和他的商人父亲曾经就风险投资进行过这样的讨论：“如果耕田种地，能赚多少钱?”他父亲回答：“十倍吧。”“要是贩卖珠宝美玉，能赚多少钱?”他父亲回答：“一百倍吧。”“那要是拥立国君，帮他获得一个国家，能从中获利多少?”他父亲说：“那可就没法计算了。”吕不韦感叹说：“耕田种地，劳累不堪还收益甚少，莫不如去拥立国君，让子孙后代都能从中获利!”理清了投资、回报、风险的辩证关系，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投资就是庇护子孙万代、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最佳途径，“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吕不韦要的就是名利兼收。

投资是什么?投资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为，投资近乎赌博行为，不同的是赌博的风险高而收益浮动大，而投资则是有预期的、有目的的、有固定收益率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能够“一本万利”，赌徒们常常是一掷千金，而稍微理性一些的人，则选择以买彩票、股票、债券的形式进行投资，这些形式都是一种风险投资，他们获得的也只是一种风险收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风险投资的故事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投机，在政治场上进行风险投资，是一场胆量和实力的赌博，败则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成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吕不韦做好了赌博的心理准备。

吕不韦“奇货可居”的这一伟大决策与有着“商祖”美名的白圭的经商成功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治生之术”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实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生意经，比如，他常常在粮食丰收时买进谷物，卖出蚕丝，待蚕丝上市时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以赚取差价。白圭主张：看准时机后要当机立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他强调商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精于运筹和制断。在他眼里，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四种素质：智、勇、仁、强，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则掌握不了“治生之术”。

吕不韦选定了政治投机的对象，有了跻身政治场的目标，这时，目标的落实和计划的执行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吕不韦巧妙地把经商的智慧应用于政治，逐步施展他的“智、勇、仁、强”，以实现用经商的手段控制国家的目的。接下来，吕不韦和异人将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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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的看家绝活是变脸，表演者在瞬息之间不露痕迹地变换十几张脸，不禁让人在亲眼目睹之后拍案叫绝，川剧的“变脸”中蕴涵着感情，许多的脸谱都有着显著的典型的特质，表达着人物的忠奸邪正。在这个求新求异的时代，人们看惯了“成者为王”的英雄们的单一脸谱，一身正气、豪气干云的单一形象不再触动人们的眼球，挑动人们的神经，于是，亦正亦邪的“枭雄”成为了新宠，他们骤然变化的复杂而又统一的性格，使见者改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枭雄们的风流多情自成一体。

有历史学家感言：“当英雄研究多了，便会发现其身上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反面人物研究深了，还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闪光和可爱可敬之处。”枭雄们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鼎极一时的政治领袖，他们有着共同的素质修养：极强的权利欲；非凡的能力；目标没有达成时的包容心与忍耐功夫，这种忍耐包括克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制敌的残忍。

枭雄首先是“雄”，即成大事者。易中天对不同类型的“雄”做出了解释，枭雄，就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则是“奸猾而有雄心的人物”，三种人都脱不开一个“心”字。“人生不满百，能著几双屐”，卑微平凡的人生是枭雄们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他们不甘于平凡，更不甘于平庸，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何不潇洒走一回，他们生来就是要成就一番大业的。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权利欲与功名心，他们的全部思维都围绕着“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轨迹、在时光的长卷里留下自己的一笔”。

枭是一种猛禽，可以目视千里，对猎物一击必杀，可以说枭雄是有眼光、勇武过人而且能称霸一方的角色。吕不韦见人所未见的“奇货可居”，弃商从政，买卖国王，最后“一本数利”，其眼光可谓犀利独到至极；吴三桂在崇祯帝手下是“国之栋梁”，一倾俱倾，在康熙帝手下是“开国元勋”，四野臣服，其勇武无敌，让人感叹；杨秀清以一种最简便的方式把中国农民战争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他带领农民革命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分得了清政府的半壁江山，虽说功败垂成，“雄霸一方，呼风唤雨”的名号可也当之无愧。

光明的背后是黑暗，枭雄身上则兼有光明与黑暗的两面，一面是英雄，一面是流氓。枭雄，此类人，生逢乱世，可谓如鱼得水。他们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利”就是名利与权利。名利牵动的是金钱，忠孝美名是宋江资本运作的钥匙，他潜心经营，不事生产也可以钱财滚滚；权利牵动的是江山，“利”字当头，王莽的阴谋篡位也就理所当然。乱世中的枭雄们常常借救国救民之名，行个人霸业之实，典型中的典型当属袁世凯，为了那昙花一现的帝位，他宁肯带上三顶臭名昭著的高帽，第一是“告密者”，在戊戌政变中用六君子的血染红了顶子；第二是“卖国者”，在同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时借日本人“再高升一步”；第三就是“复辟者”，为遥不可及的帝位亟亟以求。

“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狠劲是枭雄必须具备的气质，所谓“无毒不丈夫”，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们精准地预见未来，并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从这个角度讲，曹操可谓是枭雄之首，他骨子里天生具有狼性的狡诈、奸猾与凶狠，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诈言身死诱吕布上当、梦中好杀人使亲兵身死、行离间计使马超、韩遂反目等等都是其诡诈的表现，他在杀吕伯奢和屠粮官的事上让人们诟病，其杀边让、屠徐州也为人不耻，总之，曹操所表现出来的狼性凶猛、狠毒、下手之利索的“负人”行为，为达到目的不顾一切的举止，构成了曹操狼性政治中的全部。  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的“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的“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易中天所谓的“个人意见”。枭雄们在有些人眼里是天神，在有些人眼里是魔鬼，功过春秋，历史自有评说。桀骜不驯的枭雄们肆无忌惮地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残忍、凶暴、智慧和决断。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的五彩斑斓来，看出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智慧，历代枭雄人物的经历、磨难是我们常人没有经历的，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转变更是我们不可触及的地方，但是，历代枭雄人物的文治武功，多少较常人更能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于是，我们推出了《豺狼当道：品读中国历史上的七大枭雄》这本图书。这本书是在探究枭雄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转变后，结合他们所建立的“功业”，从各个不同方面展示了枭雄人物的“人格魅力”，展示了枭雄人物的思想与情怀。

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枭雄人物的经历展示给人的是一种不同的风采、一种不同的历史。透过枭雄人物的经历，我们每一个平常人也能做出非同寻常的业绩来，当然要靠英雄的手段。

梅朝荣

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是很奸诈的，因此也可以叫做“奸雄”，即“奸诈的英雄”。

——易中天《品三国》

一位特殊而神秘的大商人，一个影响秦朝命运的政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孙立群《百家讲坛》

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尽管近些年来，史学家不断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但世人却只认一条：道德。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

——历史学家骆宝善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宋之为人，勇悍狂侠。

——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末卷》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清朝，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吴三桂这个人，因为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备受人们谴责。但是将战争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也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吴三桂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人物，历史也绝非因红颜而改变那么简单。

——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