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它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大力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显著效果的一年；它还是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契机，以全面整顿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四人帮”进行英勇反击并取得胜利的一年。本书作者从事历史研究20余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书中详细追述了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斗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抒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中国改革的前奏》反映的就是这段跌宕起伏、撼人心扉的历史。本书是作者从事历史研究20余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观点鲜明，史料准确，史实生动、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真实地反映了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前言

第一章 “九一三”事件引发的深刻反思

第二章 中共中央收到的江西来信

第三章 陈毅追悼会上出现的重要转机

第四章 字字千钧的重要批示

第五章 邓小平恢复工作

第六章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第七章 重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第八章 鲜为人知的重要决策

第九章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章 四次批评江青集团的会议

第十一章 “三项指示为纲”

第十二章 整顿钢铁工业

第十三章 整顿在整个工业领域推开

第十四章 各个方面都要整顿

第十五章 全面整顿中的浙、滇、闽

第十六章 全面整顿在中原

第十七章 为贺龙元帅平反

第十八章 铁道部部长万里

第十九章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

第二十章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第二十一章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第二十二章 中央军委部署军队整顿

第二十三章 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第二十四章 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第二十五章 工业整顿的重要纲领

第二十六章 科学院工作的重要指针

第二十七章 全面阐述“三项指示为纲”

第二十八章 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第二十九章 评《水浒》运动

第三十章 “四人帮”的新反扑

第三十一章 向“四人帮”的英勇反击

第三十二章 急剧的逆转

第三十三章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

第三十四章 危难中的民族精英

第三十五章 千秋功过，历史自有评说

第三十六章 周恩来辞世

第三十七章 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第三十八章 邓小平被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第三十九章 中国人民的心声

第四十章 四五运动丰碑永存

第四十一章 “三株大香花”被诬为“三棵大毒草”

第四十二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危害

第四十三章 历史的结论

后记

12月13日、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太久了就不太好了……我看要招呼各地的政委要欢迎，机关干部找300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地方都要欢迎，不然就会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要互相介绍一下吧！

毛泽东又说：

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毛泽东还两次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互相调动这个办法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下去了，就调到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作者注)。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作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表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难免要犯错误。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只能当老百姓。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在讲话中说：

你(指许世友)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那是把真事隐去，是假语村言写出来的，那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说，实际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其政治内容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许多文学语言。你就只讲打仗，以后搞点文学吧。《晋书．刘元海传》中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就是汉朝随何、陆贾，绛、灌是周勃、灌婴。我把那个“鄙”字改为“恨”字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那个周勃呢，能打仗，有战功，可厚重少文。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再看五遍。还有那个《水浒》，也要看。《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当了投降派。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不怕，把他们消灭就是了。)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还是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在12月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再次讲道：朱德是“红司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吧。”

从毛泽东这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了高度评价，寄予了深切的期望，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其目的是为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党内职务和军队职务制造舆论，创造条件。例如：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说：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我们请了一个总参谋长叫邓小平，有些人怕他，他办事比较果断……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军区司令员们表示自己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高度评价，说：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人家有点怕你，我欢迎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中，还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作了充分的动员，多次倡导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毛泽东对大军区司令员们说：“你们都是司令，是各路诸侯，兼职太多了，在一个地方干得太久了，有诸多不便。”毛泽东逐个询问了大军区司令员们在现在大军区的任职时间有多长，当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答，在武汉军区任职6年多时，毛泽东说：“是啊，你们在一地，最短的也有6年了，到处可以革命嘛，要常来常往嘛，把你们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你们不要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了，集中精力把军队搞好。你们回去立即行动，不要带人多了，明年元旦消息见报，热烈欢迎欢送。”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

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开一个军委会议。同时毛泽东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应当注意一些什么事宜，都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还专门对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十大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说：你在北京军区搞的是不那么久，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毛泽东还以他特有的大政治家的含蓄与幽默，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在研究、部署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包括有部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讲解歌词时，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刚到一个新地方，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大家慢慢来，就会顺手。与会同志对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都表示坚决拥护和赞同。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8日召开由有关大单位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大家都认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加强军政团结，加强军民团结很有必要。12月22日会议结束时，叶剑英副主席作了会议总结。毛泽东主席要求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大军区司令员到新的岗位任职。每人可以带10名以内工作人员。

毛泽东提出让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任务，对于稳定地方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由此介入了地方的派性纠纷，甚至有的把地方上的派性带人了部队，影响了部队的统一和稳定。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军区机关受到地方、军内群众组织的“冲击”，结下了许多恩恩怨怨。三是许多大军区负责人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一二十年，身边都是老关系、老部下、老熟人，遇事掣肘，不利于工作。四是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在中国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毛泽东在提出“要准备打仗”的同时，让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有利于熟悉更多的部队、熟悉更多的社会环境、熟悉更多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总之，正如毛泽东讲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了，不太好。换一个新的环境，有利于打破“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的缠绕，有利于避开“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有利于打破多年来形成的老关系、老部下、老熟人的掣肘，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面貌，放开手脚干工作，一心一意干事业。这实际上也是开了20世纪90年代所提倡的干部交流的先河。所以，要说大规模实行干部交流的源头，最早还要溯源到毛泽东提议八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实行交流。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追溯历史，需要从林彪事件的发生说起。1971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在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谋杀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乘机外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荒漠的严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整个世界，震惊了全党全国人民，也震惊了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进行深刻的反思，并由此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局部的纠正。从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到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抱多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克服“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由林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恶果，作了坚忍不拔、坚持不懈、坚决果断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提供了契机。

1973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急需用人之际，毛泽东想到了起用“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邓小平，周恩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当代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

经过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的全力运作，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返回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十年内乱造成的国内动荡，国际上苏联霸权主义百万大军虎视眈眈，党内有“四人帮”肆意捣乱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把主持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大权、把党和人民的期望、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放到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肩负着毛泽东、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厚望，在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以后，以他一贯的干脆果断、雷厉风行、勇于负责的作风和“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无私无畏、奋不顾身的全面整顿：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使这个自1966年以来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居、动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四人帮”头面人物，大煞了威风。“四人帮”由此转入颓势，全面整顿的契机开始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智慧，采取了以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指示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高明方法。他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汇集在一起，加以概括提炼，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其核心是在实际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实质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全面整顿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迅猛展开。铁道部部长万里一马当先整顿铁路系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创造了全面整顿的先进经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全面整顿科学院，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受到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的齐声称赞。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迎头痛击“四人帮”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帮派势力，全面整顿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大见成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受命整顿教育界，与“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帮派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在全国各个领域，还有大批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样的“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顶着“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压力和干扰破坏，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各个系统、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之中。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整顿，端正思想路线，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压缩军队编制，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这些重要举措，为一年多以后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思想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有关单位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稿，对“四人帮”在思想领域、理论领域、科技领域、工业领域的谬论邪说，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批判。通过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为恢复十年内乱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呈现出螺旋形发展的趋势。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大的曲折、小的曲折，大的漩涡、小的漩涡，大的风浪、小的风浪，总是会经常发生的。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这就引起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发迹的“四人帮”集团的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他们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水浒》运动，发表含沙射影的评《水浒》讲话，诬蔑、诽谤、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攻击全面整顿“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由此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滔天恶浪，把邓小平打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然而，中国人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早已认清楚“四人帮”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色。在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之际，首都人民自发地走上天安门广场，向“四人帮”发起了响遏行云、震天撼地的英勇反击，表达了中国人民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烈愿望。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于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进行的全面整顿。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吧！

197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

1975年，是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第9年。

1975年，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大力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显著效果的一年。

1975年，是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契机，以全面整顿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四人帮”进行英勇反击并取得胜利的一年。

当时，我高中毕业已经两年，正在体验“社会大学”的艰辛。虽然年纪不大，阅历不多，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感受到了历史跳动的脉搏和历史车轮前进带来的强烈震撼……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历时9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狂热的人们逐渐变得冷静了，盲从的人们逐渐变得清醒了，迷茫的人们逐渐变得深刻了……

就在这时候，“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毛泽东、周恩来选择了邓小平，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中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果然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没有辜负全党全国人民的期望，知难而进，出手不凡，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他善于议大事，讲真话，办实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抓典型而带动全局”。

随着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关于整顿铁路工作的讲话、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个接一个地通过“大道”和“小道”，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广泛传播开来……

随着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和全面整顿思想起草、制定的中央关于对各个方面进行整顿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印发下来、贯彻开来……

随着铁路整顿、工业整顿、军队整顿、教育整顿、科技整顿以及对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的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有效遏制，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争取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久旱逢甘雨，久乱思大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在全国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反响，引发出震撼性的效果。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而欢欣鼓舞，为邓小平的每一个撼人心扉的讲话而奔走相告，为中国逐渐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而额手相庆……与此同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则像霜打了的茄子，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和“精神”。

我当时虽然身居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但是也亲身感受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开的或内部的许多讲话，我都曾经通过各种不同传播渠道听到过，认真地阅读过，有的还记录了下来。至今阅读《邓小平文选》第2卷的有关文章时，当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撰写这本书时，我就运用了不少当年的笔记。

当年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文件我大都听过传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达中央文件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许多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普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有的还记有笔记。所以，我撰写有关党史文章和党史著作时，有的历史资料就来自当年的笔记。这可能也算“原始资料”吧。

当年我还听到过许多关于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故事”、“传闻”和“传说”。例如：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时的谈话；朱德让王洪文“滚蛋”；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看来还是需要”物质刺激”；蒋南翔要求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从事党史研究以后，我曾经做过一些考证，在这些“故事”、“传闻”和“传说”中，有的确有其事。例如周恩来、邓小平说过，要挑选好的中学生，不用上山下乡，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以培养中国急需的科技人才。例如关于江青会见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女士(当时传说维特克为美国女记者)的谈话受到毛泽东批评一事。但当时传说的毛泽东在“江青会见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上所做的“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的“批示”，我却一直没有见到过。不但我没有见到过，党史界的同行也没有见到过。据查阅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文件和材料中没有这个“批示”、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材料中没有这个“批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主要收入毛泽东于1969年1月至1976年7月的讲话、信件、批示等)中也没有这个“批示”。倒是在一些纪实性文学作品中不时出现这个“批示”，但不足为凭。由此可知，当时的一些传说真假参半。但是，这些“故事”、“传闻”和“传说”，确凿无疑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拥护，对拨乱反正的渴望。

1975年，连我这个寻常百姓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由此也说明邓小平1975年的思想与实践之深人人心，说明全面整顿的力度之强烈、影响之深远、涉及之广泛、成效之明显。

考上大学历史系，特别是从事党史研究以后，我总想找个机会把这段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具有切身感受的历史记载下来。多年的历史研究使我认识到，只有历史研究者本人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写出来才更加真实可信、更加具有历史现场感。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撰写《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一书时，曾经用一定的篇章浓墨重彩地反映了1975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动人史实。意想不到的是，该书1996年出版后，荣获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出版以后，曾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的鼓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他从头到尾把该书读了一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读过这本书的同志和朋友，也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

1997年5月，在红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伟人邓小平》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节选了《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一书中的内容，其中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工作、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内容是《伟人邓小平》一书节选的重点篇章。例如该书中的《告别江西》、《出席联大会议》、《选定为接班人》、《锋芒直指“四人帮”》、《大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篇章，均从《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一书中节选。

2001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主编一套丛书，其中的《细说邓小平》一书，也从《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其中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等内容是《细说邓小平》一书节选的重点篇章。

特别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一书中，在研究1975年全面整顿这段历史时，“四位先锋”和“三株大香花”等一些提法，已经被党史界广泛认可并采用，这更使我感到自己的研究产生了一点有益的社会效果。  正是因为看到和感受到了广大读者以及众多的同志和朋友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这段历史的关注，我从1997年开始撰写《中国改革的前奏》的书稿。当时，由于我所从事的日常工作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秘书工作和文字材料起草工作，所以书稿的撰写全部是利用早上、晚上、双休日、节假日来进行的。其间，由于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三讲”教育，2000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三讲”教育“回头看”，我均被分工从事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文字材料起草工作；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迎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连续参与一些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连业余时间也全部用于文字材料起草工作。因此，《中国改革的前奏》书稿整整三年处于停顿状态。2002年上半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派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一边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使《中国改革的前奏》书稿终于得以完成。

对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这段历史，我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中国改革的前奏》一书也只能起到一种“铺路石”的作用。我相信，在党史研究的“百花园”里，广大党史工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会更加深入，认识会更加深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更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著作问世。

多年来，我的工作和研究，尤其这本书的酝酿、撰写和出版，一直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借此机会，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许多熟悉的领导、同志和朋友，全国党史系统、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史同行，常常对我的新著和新作提出肯定性的意见。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对于所有在我读书、工作、研究过程中曾经给予关心、帮助、支持和鼓励的领导同志、老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大地是我的家乡，我一直以是一个河南人而自豪、骄傲。河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古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源泉。河南人民出版社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李自强、张志林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作者

2002年5月1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