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1877-1938)，著名教育家、艺术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心教育。五四运动前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经亨颐的主持下，迅速成为浙江省新文化运动中心，堪与当时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媲美。1922年回到家乡创建春晖中学并担任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栋梁。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回国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因遭守旧势力排挤而离职。此后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担任校长。1923年又到宁波任省立四中校长。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本省从教20余年，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所以当以陶冶人格为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法上，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碍之辈。此外还力主活跃学术空气，丰富课余生活，注意多方面培养和陶冶学生人格。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与时共进”的改革活动，使浙江省立一师、春晖中学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著称省内外，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著有《经颐渊金石诗书画合集》。

第一章 上虞经氏

第二章 避难澳门

第三章 求学东瀛

第四章 “杭州初执铎”

第五章 任浙江一师校长

第六章 良师育英才

第七章 人格教育(上)

第八章 人格教育(下)

第九章 教育为根

第十章 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第十一章 一次难忘的教育视察

第十二章 与时俱进

第十三章 “教育事业，为哲人统治之事业”

第十四章 一师风潮

第十五章 “山间得同心”

第十六章 北南开南春晖

第十七章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十八章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第十九章 “江上偶涉足”

第二十章 “从政非所学，老大徒伤悲”

第二十一章 “风雨人无恙，湖山乐自长”

结束语

经亨颐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1840年，英国侵略军的炮火，改变了千年文明古国的运行轨迹。此后百年，中华大地战火不断，宁日难觅。腐朽清廷一次次的退让，换来的则往往是更大的屈辱。光绪三年(1877)四月，在遥远的西北边陲，终于传来难得令人振奋的消息，入侵新疆的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被左宗棠所指挥的西征大军追得走投无路，在库尔勒服毒身亡。阿古柏政权随即土崩瓦解，收复全疆，已是指日可待。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五日(公历为7月5日)，浙江省上虞县驿亭经家，经亨颐出生了。

经亨颐，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别署听秋、临渊阁士等，室名长松山房。经亨颐降临人世时，经家在上虞已经很有声望。经氏家族是“世出河北范阳，后从宋高宗南渡金陵。继迁上虞，世以耕读为生，迄经元善已迁虞十八世”。经元善是经亨颐的伯父。经亨颐的祖父经庆桂(1804-1865，字纬，号芳洲)，15岁时因家贫而到上海经商，“历几十年而积资达数十万，并久主上海同仁、辅元、育婴诸善堂，与朝廷大员、疆吏交往甚多；效力不少，屡得褒奖，临终得旨赠知府衔”。关于经芳洲及其家世，余姚人朱兰则是这样叙述的：

经氏先世，由金陵迁虞之三都驿亭村。曾祖讳尚德，祖讳士玉，父讳翰文，皆累赠资政大夫。母何太夫人实生君，君生而颖异，幼孤。……以贫故贸迁上海，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赢，非道义不取一介。或疑难争竞，片语纷息，兼提挈孤贫，由是名愈宏，业愈廓。道光戊戌，母患痈驰归，屡吮患处。……辛丑挈眷至上海。明年议成，观察宫公知君忠信，委办善后捐事，辞不获，慨助千金为创，款遂集，叙功得太常寺典簿衔。  经芳洲在上海主要经营钱庄等业务。他开设的钱庄称为“仁元钱庄”。他在经营上一帆风顺，很快积累了“数十万金”的家产。盛静英(经元善的第三个儿子经亨杰之妻)称他为“钱业巨(头)，掌上海钱业公所首董”。经芳洲热心公益事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绅士公推经芳洲负责辅元善堂事，“时经费绌，悉心筹划，出己资以广劝募。戊申兼办同仁堂，施医药、设义学、毁淫书及恤嫠赡老、赊棺义冢诸善举。并禀办阖邑四乡掩埋。未几又任育婴堂事，集资扩充，收婴至数百口”。设义塾，“俾族中子弟弦歌其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发大水，经芳洲遂设粥厂二处，施粥救济。许多百姓因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被迫抛弃，经芳洲便在南门外设专门机构代养，达1800余人，待灾荒过后任其亲属领回。咸丰四年(1854)，上海县城因被刘丽川的小刀会攻占而遭清军长期围困，粮食奇缺。经芳洲就“煮靡食乳妇，而家人草根充饥”。清军于次年正月攻破上海，刘丽川战死。后来，清军又与太平天国军队在江浙地区血战，大量难民流人上海。经芳洲遂又“设厂拯济，卒资遣回籍”。因此，当时经芳洲被称为“经善人”。同治二年(1863)，经芳洲“遂由留养难民奖案捐升主事加员外郎衔，为先人邀请五品封典”。

对于家乡的公益事业，经芳洲也同样十分热心。他曾与同乡罗致堂、陈楚江一起创“归安局”于北乡王牌下，收葬露棺“以万计”。力助余姚慎斋狮山桥的修建。设义渡，“置田产三百数十亩，族中鳏寡月给升斗”。又“置公山葬族，得免久厝之患”，据经亨颐侄孙经遵义的介绍，经芳洲的父亲是文盲，经芳洲童年时上学要到邻村去上。因此，他在经济上富裕后，对教育比较重视，兴办了义塾，即敬修义塾，经氏子孙都可在这里免费读书。

经芳洲“一生强毅不阿，遇事论是非，不计利害”。他的人品和办事能力，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等，都一直深受时人赞许。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设局开捐，经芳洲也参与其事。因身为“总董”的邑绅“某司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其他人也纷纷仿效。其间，“某司马暗馈公兼金”，但遭经芳洲婉拒。案发后，除经芳洲以外，几乎无一幸免，都有问题。而经芳洲则“开呈四柱账折，罗罗清楚，苏沪大吏莫不洒然异之，从此声望愈隆，阖邑清正绅耆皆欲交于公矣”。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二十九年(1849)间，上海辅元堂掩埋街头露尸，经芳洲“戴笠骑驴，躬往督率，如捡拾遗骸等捡拾极秽之事，亦必身先倡导，淘洗凑合”，然后再予掩埋。因此，“司事工役等莫不感奋”。

钱塘江海塘为江南地区的屏障。同治三年(1864)，经芳洲任海宁塘工。他对海塘的工程质量非常重视，亲自督造，“镶柴、下椿必亲勘”。虽修筑海塘属国家重要工程，然而在这动荡年代，经费却没有保证，竟然要依赖募捐或借贷来解决。最后，经芳洲“终以款罄而未竣工，遂惶恐万分，无颜于世；愧忿交绝，卒以身殉之于任”。临终前，曾得旨赠知府衔。因为工程遇到困难，无法如期完工，经芳洲认为是愧对社会，竟自缢而离开了人世。这即使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震撼。

经芳洲“配氏姜氏、杨氏”，有5子3女，其中5个儿子依次是经元善、经元仁、经元智、经元勇、经元佑。经亨颐是经元佑之子。经元佑(1852-1895)，又名经元猷，字高椿，号耕阳。他共有6子1女。其中6子依次是：经亨谦、经亨济、经亨颐、经亨鼎、经亨辰、经亨闹，女儿是经巧云。由于经芳洲的第4子经元勇无子，经亨济就过继给了经元勇。P1-4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作为我国20世纪初著名教育家的经亨颐，对浙江的近代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的发展，贡献甚大，但还没有一部传记。因此，笔者在《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的写作完成后，考虑“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下一个选题时，选择了为经亨颐立传．

本书的撰写是从2004年初开始的，但除了经亨颐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春晖中学这十多年史料比较丰富外，能搜集到的其他资料不多，故进展非常慢。为此，笔者一度曾考虑放弃。虽然最后还是完成了书稿，但作为一部传记，书中关于经亨颐早、晚年情况的篇幅偏小，总感到有些遗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志伟教授及黄义祥教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包晓峰处长，经亨颐的孙子经贞乔先生、侄孙经遵义先生(春晖中学退休教师)，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胡国枢研究员、王兴福研究员、张学继研究员等都热心为本书提供资料。笔者曾多次通过电话向经遵义先生和经贞乔先生咨询并进行探讨，他们始终都非常热情。经遵义先生长期从事经亨颐及春晖中学校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浙江省图书馆重点读者服务部及孤山古籍部为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杭州高级中学、上虞春晖中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对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不少帮助。另外，本书还参考引用了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张彬教授等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初稿完成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义华研究员认真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亨颐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

——毛泽东

教育决非为教育者生计之方便，学校决非为教育者栖身之传舍，当以维持文化、传达文化为己任。

——经亨颐

无人格之社会，决非良好之社会。

——经亨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