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被誉为“20年成就的当代中国的《国富论》”，是一部耗费近20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的著作，在这个速食时代已经几乎没有人这样执着地做事。

这是一部21世纪的中国企业学，也是第一部真正从历史、文化、经济、人性、哲学、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等角度全方位论述中国企业建设的专著。本书以中国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放在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从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与企业现象、企业制度、经营、未来及企业家等方面深入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对中国近30年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盘点”和全面剖析。中国企业是中国社会独具复杂内涵的经济群体，研究中国企业必须深入剖析中国企业的发展动因，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特性方面综合考虑现代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些多年来困扰中国企业发展的难解之题都在作者犀利的笔触之下得到了完整的诠释。并借助企业这个载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透视，通过企业这个独特的视角审视、观察中国的社会现象，破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谜。本书在写作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试图从实践中寻找答案，并从理论高度诠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预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

　　为什么中国古代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直至15世纪都保持着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但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却是内忧外患、屡屡遭受外辱欺凌，科技水平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

为什么中国文明在世界其他文明都衰败的时候，依然维持了比较完整的形态？中国的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却成为了近代中国革新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至今我们仍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使中国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非常迅速，国内外一片形势大好，但是，却出现了实施市场化改革所解决不了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市场化改革究竟是利还是弊？

为什么日本、韩国等国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就已经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快30年了，中国仍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徘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一百位以外？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使国民享受到经济的实惠，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使百姓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保险体系，甚至使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百姓致贫的主要因素？

  ……

  本书以中国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出发．对中国企业现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企业的未来等方面深入探讨一对中国近30年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盘点”和全面剖析对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变革(代序) ／l

——剖析中国企业

 第一章 剖析中国企业

一、剖析中国企业／l

二、研究中国企业必须研究中国人／7

三、研究中国企业必须研究中国文化／13

四、搞企业是对中国人一种从里到外的考验／23

五、非主体经济是怎样发展的／34

六、国有企业改革该怎样搞／39

七、建立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44

第二章 剖析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一、剖析中国人／52

二、剖析中国文化／6l

三、中国文化中的“文人政治思维" ／77

四、中国历史文化最缺乏的是“体系”／85

五、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文化／94

六、怎样看待企业的经营问题／102

七、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制基础／109

八、创造新时期的中国文化／116

第三章 剖析中国企业家

一、认识企业家／122

二、时代呼唤中国企业家／128

三、建立有效的企业家制度／133

四、对经营者的管理问题没“招"了吗／139

五、公开营造企业家的成长环境／144

六、迎接企业家时代的到来／147

第四章剖析现代企业制度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152

二、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159

三、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看股份制改革／165 

四、现代企业制度真管用吗／168

五、怎样看待“抓大” ／175

六、如何看待“放小” ／181

第五章 剖析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一、“产权清晰"容易做到吗／188

二、“责任制"是改革的一条主线／196

三、“权责明确"是一套完整、科学的管理体系／201

四、怎样理解“政企分开’’ ／209

五、“政企分开"的关键是政府改革／213

六、“政企分开’’是一项社会改革／221

七、“管理科学"是一座挖不完的“金矿" ／230

八、重新认识“管理科学” ／239

第六章 剖析中国经济与企业文化现象

一、文化是经济活动的中心／250

二、先有企业文化才有企业／257

三、中国经济的“两面性"现象／263

四、剖析中国企业的质量问题／272

第七章 剖析中国企业的未来

一、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278

二、采取更加灵活的改革政策和措施／285

三、实现企业由外延向内涵的转变／291

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97

五、市场是企业经营工作的核心／304

六、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8

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大视野"(后记) ／317

一、剖析中国企业

在中国现今的大地上，除了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信息外，也许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对企业的关注了，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达到每50人就拥有一家企业的惊人数量。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中等规模以下的企业已经超过了320万家，个体工商户达23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然而，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对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公司。在表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这种财富的能力。”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更是从中国人的性格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人缺少思维能力，缺少理论体系。”他说：“在中国，个人是没有独立性的，因而在宗教方面，也是依赖性的，这种依赖是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性的上天。”与黑格尔同时代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谢林则更直接指出，中国社会不具备发展的基础资格条件，因为从这里发展不出更高的形态，“中国人绝对是史前人类所留存下来的一部分”。应当承认，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使中华民族蒙羞的一段屈辱历史，甚至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不仅始终缺少完整的商业发展历史和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且，仍然还有许多落后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人为因素在作祟。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曾亲临中国考察，他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曾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士称，中国人不善于经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那些成功的经营往往由一个家族来组织，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经营方式因为任人唯亲迟早要归于失败的。”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一书中比较了多个国家的信任状况后，认为美国、日本、德国属于典型的高信任度的国家，而韩国、意大利、中国则是低信任度的国家。而在低信任度的国家通常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但却无法超越家族，在异姓人中合作。中国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实质上掩盖的是一种低效率，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回扣经济。由于制度成本过高，导致交易成本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消耗在处理这些与交易无关的事情上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先生指出：“中国加人wI’O以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的保证机制，信用缺失是中国企业融人国际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

2002年元月31日，当第32届“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在美国纽约召开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尖刻的观点还在延续，《华尔街日报》不无遗憾地评价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大‘缺席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拉动、市场的空缺和政策的利好，但中国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还不稳定，甚至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跨国公司。虽然，此前中国已经有11家企业人选世界500强企业，但基本上都是行政性垄断集团，人均营业额和人均利润都不到世界500强企业平均额的l／7，赫赫有名的中国电信还被美国的《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差企业之一。中国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十分迅速j但大多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甚至还不如印度。花旗银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印度企业的发展机会要大于中国企业。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9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都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企业上榜，并且全在香港；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位，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我们再来看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尽管始终在不断前进，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有一定的滞后距离，而且，这种改革往往是阶段性进行和封闭式的单向设计，尤其是忽视了文化在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国有企业改革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具代表性，以至于在20世纪末国家权威机构召开的“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研讨会”上，国内众多的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们一致把国有企业问题列为跨世纪的最大难题。

1993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告别多年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迎来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也并不是就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

渐进式的企业改革方式形成了过长的“双轨制”运作，不仅增大了改革的总体成本，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企业自身的病态发展弊病，以及寻求机会型市场成长机遇的决策方式。具体表现就是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不是呈现出系统、协调的资源整合脉络，而是造成了各种资源极不平衡的相互影响、相互牵连，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遇到外来强劲对手的挑战时，中国企业马上就显露出各种不足来：要么企业战略决策出现失误；要么企业的组织管理失去控制；要么产品开发缺乏科学的开发程序；要么财务监督控制不力；要么生产组织管理混乱；要么市场计划和措施不能与市场接轨；要么不能形成有效的信息管理；要么企业的价值链体系发生了断裂。特别是企业的规模发展扩大以后，企业由简单化管理或单一产品管理转向复杂管理和多元化经营以后，规模越大，组织越乱；资金越充足，投资越随便；人员越多，内耗越大；信息越多，决策越慢；销售量越大，成本越高。表面看起来是企业的某些方面失误，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企业的管理问题和企业核心能力的塑造问题。

中国人生活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历史积淀越久远，思维惯性越严重。因而，中国人生活中的陈规陋习仍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保守、固执和偏激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特别是一些部门或一些企业领导为维护既得利益，往往对新事物采取抵制、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或者是表面上接受了，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如果不从根本上破除管理思想的约束和陈旧体制的限制，是很难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的，中国企业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其次，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非常迅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繁荣，但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制的相应发展却相对滞后，或者部分地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并不是要对各种类型的企业用一些时髦的术语和通行的模式来一番品头论足，而是要努力深入到中国企业的本质认识和整体研究上来。

经过多年的改革，思想的禁锢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人与文化，需要的是明确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可以衡量改革发展的系统理论和明确的操作规程。从中国企业的成长角度来看，中国多数企业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及时地抓住了市场机遇或产品开发机遇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基础的不稳定性。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周年前夕，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穆尔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够完善。”实际上只有管理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变革，但我们恰恰最缺少的是管理理论基础，这包括明确的管理行为主体、开创式的管理理论、适应不同阶段的管理手段、有效的管理组织功能以及随时随地能保持平衡的管理协调。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全面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组织架构。  中国企业的改革一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内部、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整个社会等各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的各种基础条件和资源配置都远未达到市场的要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企业本身的问题又十分简单，既不是“无药可医”，也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么艰难复杂；企业所有的问题只是企业自身运作中的问题，只要企业能够运作得法就能找到成功的窍门。无论是一些体制不健全的国有企业、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还是管理先进的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都有成功的企业，也都有失败的企业。企业之所以成功，绝不是因……P1-3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变革(代序)

——剖析中国企业一、文化和文化变革的意义

2001年12月11日是被历史载人史册的一天，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就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上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就要面临着在全球化形式下的生存问题，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秩序重建的考验，迎接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然而，在中国“入世”3年多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事先预想的中国“入世”后，在这种全面开放的环境中，各个行业会受到很大冲击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全面与国际接轨的不适应也并不明显；相反，这3年恰恰是中国促使国内产业扩大规模、保持优势、提高效益、增强后劲发展的3年，是中国经济达到了从低谷走向增长周期稳定上升的3年，是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进一步加大的3年。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毫不犹豫地为中国——这个年轻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优异表现，打出了一个高分。

世界银行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中国与wro：人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的报告中指出，市场开放和其他有关的改革举措，使得中国每年从加入WID中获取的收益高达406亿美元，并使全世界每年增收750亿美元。报告估计，从2005年直至中国所承诺的行业全部开放，这段时期将是“wro后过渡期”，中国“人世”的最终结果，将使中国在世界中的出口份额从“人世”之初的4．4％上升到人世完成时(2007年)的7．8％，这意味着中国将加速融人到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一个被动的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而是世界人眼中的中国。正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样，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繁衍互换的发展，才会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系统，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要认识世界，因为只有认识了世界，才可能真正地认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就必须全面地开放，只有全面的开放才能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从1980年至2000年，中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14％，仅次于美国(占20．7％)，名列世界第二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25年时间增加了32倍多。2004年，中国更是以I．65兆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略微落后于意大利，排名世界第七，而按照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我国的经济总量实际已经超过了意大利。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从世界第六位跃居为第四位。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国的民间投资正以年均26．7％的速度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4，全国的创业人员占到总人口的12．3％。2004年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完全依靠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模式，转变成多元经济体”，私营企业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世界发展史中的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回答说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回答至少是不全面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令人费解，同时，又都似乎是那么的合理。那么，潜藏在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诸多苦难的文化古国竟会在一夜之间苏醒?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至今令那么多专家学者迷惑不解的难题。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站在文化变革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与现实相悖理的惊人现象：我们经常说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文化，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什么许多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度没有产生现代文明，而一些被称之为“文化沙漠”的地方却往往成为现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是一个例外?

要想清楚地解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透过纷繁的现象表面，我们会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与文化变革不同的缘故。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文化，天天都在谈论纠缠不清、华而不实的“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晚清一直争论到现代，但奇怪的是我们却说不清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关注到文化变革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和文化的变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文化和文化的变革有以下三个不同特征：

第一，文化的演变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渐进式地发生的，文化的变革过程却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爆炸式地发展进行。

第二，文化本身不一定是开放式的，而文化变革却一定是开放式的，而系统的开放与融合就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文化变革。

第三，有文化的地方不一定会产生文化变革，而文化变革却一定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文化变革的作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文化变革的范围愈大，所整合的资源和引起的社会动能愈强。文化变革是基于对文化认识基础之上的文化再造运动，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变革才产生了新的文化，也才在更大范围上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变革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文化的作用。这一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引起社会飞速发展的经济巨变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变革对社会推动力量的意义所在，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巨变的伟大意义。

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次伟大的社会文化变革运动，也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大变化、大调整。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进行的，开放变革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良性循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都是最开放、最愿意接受不同新鲜事物的时期。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文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文化弊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依附于所谓情理之上的、对变化的恐惧心理，结果，最终就是迟缓地适应外界的变化，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保守。陈旧畸形的文化世代相传，不仅阻碍了文化变革的发生，使得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在“自己看自己”的圈子中打转，而且逐渐使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缺少了那种变革的属性，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人到了外国也还要搞“唐人街”，虽然说，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民族情感，但也说明旧有的文化传统影响，使我们依然难以真正地融人到大社会的变革体系之中。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多次的变革运动，但大都是因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和固定的结构范围之内，所以，罕有成功的先例。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往往是以血腥的方式实现的。文化的繁衍其实靠的是传统的作用，因之，将文化视为一种传统应当更为合适，而遵循传统则更像是文化行为，但是，仅仅圄于遵守传统而不在变化中创新，就会被传统中一成不变的积弊所扼杀，因为在本质上，传统并不就等于是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单向的“自私性”的文化，其传统劣根性的表现就是明显的功利性和缺乏对人的尊重，经常不把别人的事当回事，等到当回事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企图了。所以，任何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必须首先破除这种劣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创新的体系中，那种变革才能达到最大效益；此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利益基础，这不仅包括社会各阶层、团体和群体的利益，也包括家庭和个体的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种双向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文化环境。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文学家奈保尔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一书中认为，作为曾经是“受伤的文明”的印度，而今却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个国家的理念；一套自主的知识。作为同是从落后的东方古国中强大起来的亚洲国家，那么，中国的今天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国家采取的一项发展政策而已，改革开放所带来变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社会驱动力的来源。如果从中国整体综合的社会发展方面研究的话，我们必须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发展变化呢?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这场最为伟大的文化变革运动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真正动力是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三项关键的内容：国际化的结果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化，用强劲增长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前进的起飞动力；公共化的结果是实现了管理的强势化，用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平稳动力；人性化的最终结果则是和谐化，用人的主动精神作为中国持久进步的能量。虽然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其潜在的影响和作用力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如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总体的结论，并为中国未来社会制定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目标的话，就应当是国际化的经济、强势化的管理与和谐化的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二、发展和创新的影响

  ……

总之，企业是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技术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改革正在突破过去单一以国家为主体的改革方式，已经转到在价值层面上构建创新体系，全面顺应经济文化发展，突出文化教育和个体行为，并以适应公众心理承受和社会反应为主体的改革方向上来。作者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企业的问题即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体制和环境问题，更多的是运作和实践中的问题。这本几乎耗费了与中国的企业改革一样长的时间才最终完成的著作，一直努力在寻找这样一些方法和比较清晰的脉络，试图从更深的层面，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演变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特性中找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连贯性的线索，换句话说，不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人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走向，正是写作本书最主要的出发点；同时，作者也从创新的角度就企业运作的某些原则和特性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希望系统、全面地展示中国企业改革的发展进程，凸显科学的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尤其注重把中国企业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研究，或者说是通过中国企业这样一个载体来透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而不是就企业而谈企业。此外，作者还力图把自已放在一个比较客观的地位，比较注重提出问题和通过对各种现象两方面的分析研究，让读者自己思考并得出答案。希望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所以，更确切地说，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企业管理理论的著作，比较准确的定位，应当是一部关于中国企业的精神分析学著作，是一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系统认识的改革学著作。如果读者能够认同这一观点的话，作者对中国企业发展希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大视野"(后记)

这本书是一个大题目，书名可谓是大的惊人。也许有人会说，就凭你能行吗?的确，书名虽然是不同寻常，但是，用近20年的时间只为完成这一件事，就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了。詹姆士·加菲尔德是美国历史上第20位总统，他在当选总统之前，曾以26岁的年纪就出任俄亥俄州海拉姆大学的校长。一位父亲向他请教学习的秘诀，如何才能让他的儿子用最快的时间学完各门课程，快速成材时，他回答说：“当上帝要培养一棵橡树时，他用100年的时间；如果上帝要一片灌木丛，他只要花费两个夏天的时间。”这里，我也想借用这句话说，出一本书是容易的，但是，出一本有深度的书却是非常困难的。

选择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书名，我感觉虽然有压力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必须亲自深入到实践中去，必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此外，对企业现象的探讨及规律的研究，还必须真正地沉下去，不能泛泛而论，要有一种敢于尝试吃螃蟹的勇气和坚忍不拔、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同时，还必须要找到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因为一般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是很难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

在世界最优秀的IT企业之一——Google公司的价值观中，即“Google发现的十大真理”，我最欣赏的是第二条：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因为这实际上也是指导我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信念。虽然，其间经过了极其艰难的历程，但我始终没有想过要放弃，甚至拿出个初级的版本都感到不满意，正是因为这样，在付出了长达近20年的漫漫求索之后，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看大家的检验和反馈了。

这是一部建立在长久思考和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著作，时间几乎与中国企业的改革同步。俗话说‘‘内容为王”，本书仅仅是其中所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就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更惶论是对问题的合理解答和理论的清晰阐释，然而，这正是我坚信本书值得存在，并且，不会过时的原因所在。其中，至少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第一，本书是以生命和时间为代价，纯粹出于一种研究兴趣和乐此不疲、不计名利的结晶，绝不是为了某些庸俗的目的而故作惊人之语，因而，不会浪费读者宝贵的时间。

第二，本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立思考完成的产物，可谓是第一部从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深处探讨企业发展的著作，更是借助改革开放对企业这个特殊载体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剖析和诠释，因而，涵盖的问题深度必然是会引起读者强烈思想共鸣的。

第三，本书的内容可谓是系统全面，因为本书在漫长的反复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最新的社会研究成果，并企图最大限度地展示出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有不少观点都是第一次向读者展示，因而对读者是会有帮助的。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解之题的关键在于它是企业个性与共性、人性与文化、管理与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国有企业改革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老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说它新是因为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此外，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高度的不稳定性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研究企业问题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还必须考虑中外历史、文化以及人的生活特性等方面的差异。

当然，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当代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必然要引起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才使本书的研究内容有了可以依托的坚实基础。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解开了中国企业之谜，也就解开了中国的改革之谜，正是站在这样一个认识高度，对中国企业的解剖也就显得十分的必要，自然，其中诸多现象的产生和思考、结论也就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在追求成功，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其实所谓成功就是为大失小、水到渠成。成功的路径大致有四种：运气、投机、耐心和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这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有，不过创新的比重将来会愈来愈重。具体来说，企业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历磨练，自身的系统发育才能健全。懂得输，才会赢，西方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个时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唯有“诚惶诚恐者才能生存”，企业经营者必须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一心一意地经营才有可能找到企业的出路。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因为这样才存活了10年。”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的这段话被认为是“说出了所有干企业的人的感受”。“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历来成就大业者无不是经历了艰苦的磨难，一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才会激起奋发向上的活力，进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同样，企业本身就是生物运行体系的外在物化表现，如果把市场比喻为复杂的人生世界的话，那么，企业就是这世界中一个鲜活生动的有机体。

不断自我更新的管理能力与持续不断地与客户的沟通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独特的个性与共同的文化是企业经营的思想灵魂，而经营上的封闭保守和家长式的作风则是企业失败之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自然成了路”。企业的经营也是如此，企业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历磨练，在市场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自身才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同时，企业也同样有复杂的运行系统和运行规律，违背了市场法则及其运行规律，企业就必然要走向灭亡。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这不是一个虚妄的目标，而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的真切体验。

如果说本书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话，那么，“呼唤中国的管理大师”也许就是我写作《大视野——剖析中国企业》一书得出的终极结论。在现代管理理论的体系建设上，美国著名的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可谓是颇具影响。1943年，他被通用汽车公司聘为高级顾问，专门从事企业管理组织与结构的研究，并因此使他的理论体系和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发言权，也促成了“管理大师”时代的来临。

到今天上至总统竞选，下到家庭管理，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管理办法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促成了现代微观经济管理理论和体验经济学的繁荣。然而，由于历史传承和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管理科学在中国始终没能真正占据社会的主流，甚至背离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宗旨，可以说仅仅进入了现代管理的最初级阶段。在领导管理推进、客户管理推进和信心管理推进三种方式中，依靠领导管理推进的方式还大量地存在着。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大缺席者。”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拉动、市场的紧缺和政策的利好，中国市场环境的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也不稳定，尽管就管理本身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西方管理学家的各种解释，但我们始终找不到中国对管理概念的清晰论述，因为我们常常用“道理”来代替“管理”，用“格物致知”演绎“学以致知”，用“做人”来取代“做事。”所以，尽管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但其实，我们在现代管理方面始终是处于低水平的时代。

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中国文化而著称的杜维明教授曾尖锐地批评说：“假如你对你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一定是肤浅的；假如你粗暴到将传统资源统统弃之不顾，而糟粕又洗刷不掉，那么西方能够进来的也就以糟粕为主了。”尽管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并且汉代就开始了“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但为什么仍然改变不了中国封建王朝周而复始、治乱相循的历史?尽管我们已经很“重视”管理了，但为什么照样存在“权力失衡、管理失职、监督失效、教育失误、自律失败”的管理失控现象?

所以，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中国文化整体清醒的认识基础，没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管理现状的准确了解，没有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管理科学重新认识的概念，对现代企业的认识必然是不完整的，也就必然会出现许许多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企业行为和经济现象，这也是促成本书成立的基础。当代企业家需要认认真真地向彼得·德鲁克求教。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级管理的年代，也是产生管理大师的时代，只有产生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大师，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和新型企业的管理变革。

过去我们搞管理往往偏重于程序的圆满，而不注重程序设计的科学；偏重人的外在追求和体面，而较少注重挖掘人的内在精神和最本质的东西；过于讲求制度管理的级别，而却忽视了管理精神的民主内涵，以至于多数人只知道有秦始皇、成吉思汗，而不知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推动了世界最早的民主政体发展的伯利克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没有建立现代管理规范，并从优秀的文化设计角度理解管理的真正原因，也是午国企业起起伏伏的症结所在。

管理思想不应当建立在急功近利、封建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的基础之上，它所追求的应当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一致的深刻内涵。20世纪出现并迅速繁荣的现代管理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她的创立者、解释者和应用者都能根据各自的需要形成新的适当理论，也就使管理思想变成了一种能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智慧”。2005年11月11日上午，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世界著名管理专家、95岁高龄的彼得·德鲁克与世长辞。这位已经90多岁的世界著名管理专家此前曾一直致力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但是，德鲁克最大的心愿，却是希望看到中国产生自己的管理大师。

德鲁克先生在写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开幕词的贺信中谆谆告诫说：“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更不可能是大批引进。所以，中国最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因为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且，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好中国，必须快速培养中国自己的管理人才，并使那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这不但是中国面临着的最大的需求，同时，也是中国面临着的最大的机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书写作跨越的时间较长，引用的资料也比较多，为了减少大家的阅读障碍，体现创新意识，同时，也因为现在通过网络上查找比较方便，需要的注释尽量放在了文中，而不单独列出。衷心地祝福中国人的生活能更加美满!尤其要感谢华夏出版社唐永平先生等编辑的辛苦努力!并再次感谢姜慧、李沫宏、张清宏、胡柏彦、王汉斌、牛冲槐等所有为对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欢迎大家与我沟通交流，并提出宝贵意见。

谢谢!

李慧2006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