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无辜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专横残暴。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赞颂。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的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无辜的美丽姑娘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专横残暴。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紧张生动、变幻莫测，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噢，可怜的格兰古瓦!在这人心沸腾的庄严时刻，就算圣约翰教堂所有特大鞭炮一齐爆炸，纵使二十张连弓弩一齐开火，纵使以前巴黎被围攻时，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一炮炸死了七个勃艮第人的比利炮台那门大名鼎鼎的蛇形炮再度出山，纵使贮存在圣殿门的全部弹药一齐爆炸，也比不上从这个监门的嘴里掉出的“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这寥寥数字，更强烈有力地把格兰古瓦的耳朵震聋了。

这倒不是皮埃尔·格兰古瓦畏惧或低看红衣主教大人。

他沉着冷静，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真正的折中主义者”，为人崇高坚强，温和恬静，一贯严守中庸之道，富于理智而又信奉开明的哲学内容，并十分重视七德。他属于高贵的、渊远流长的哲学世家，智慧好比又一个阿里阿德涅，给一个线球让他们牵着，他们便从混沌世界起，穿过沧海桑田的迷宫，这线球任凭他们怎么缠也缠不尽。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人随处可见，而且一如往昔，也就是说，始终能适应环境，看风使舵。若是我们绞尽脑汁能恢复皮埃尔·格兰古瓦应得的名誉，他也许是十五世纪这类哲人的楷模。我们的皮埃尔·格兰古瓦暂作旁论，那肯定是这类哲人的精神在激励着德·普勒尔，他所以在十六世纪写出这样无以超越的词句，值得世世代代诵读：“从祖籍来说，我是巴黎人；从言论来说，我是自由派，因为希腊文巴黎这个字的意思是言论自由。

“我甚至对孔蒂亲王殿下的叔叔和弟弟两位红衣主教大人也适用言论自由，每回对他们的尊严敬重有加，而且从不冒犯他们的侍从，尽管侍从多得不得了。”

所以，皮埃尔·格兰古瓦对红衣主教大人出现的不愉快印象，既无仇视，也不轻看。与之相反，我们这位诗人对人情世故太重视了，破褂儿的补丁也太多了，当然会格外重视他所写的序诗里的那许多暗喻，尤其是对法兰西雄狮之子——王储——的颂扬，能让万分尊贵的大人亲耳垂闻。然而，在一切诗人的高尚心灵中，占支配地位的并非自私自利。假设诗人的实质以十这个数来表示，那么就可以说，一个化学家若对其进行分析和测量测定，如同拉伯雷所言，便会发现其中私利只占一分，而九分倒是虚荣心。然而，在那道门为红衣主教大人打开的空隙，格兰古瓦的九分虚荣心，被民众的赞誉之风一吹，一下子膨胀起来，飘浮起来，其迅速扩大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刚才我们从诗人气质中区分出来的那难以觉出的私利微量分子，仿佛受到挤压，逐渐消失了。话说回来，私利是无价之宝，是由现实和人性融合的压舱物。假如没有这压舱物，诗人是无法脚踏实地的。且说每当格兰古瓦的婚庆赞歌各部分一出现无以伦比的宏论，全场观众——固然都是平民又有何妨——无不为之瞠目结舌，如醉如痴。格兰古瓦感觉到、目睹到，甚至可以说触摸到观众的这种热烈的情绪，完全迷醉了。我敢说，他自己也在享受全场这种无上的欢乐；如果说，拉封丹在看见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上演时，问道：“这部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哪个笨家伙写的呀?”那么恰恰相反，格兰古瓦倒乐意问一问他身旁的人：“这部佳作是谁写的呀?”因此，红衣主教突然大杀风景地驾到给格兰古瓦造成的感想如何，我们现在便可以预想了。

他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主教大人一进场，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人把脑袋转向看台，异口同声地重复道：“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别的再也听不见了。可怜的序诗再次被拦腰斩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稍作停留，目光相当冷漠，慢慢巡视着观众。全场的喧闹声愈发猛烈了，个个争先恐后，争着伸长脖子，好超出别人的肩膀，把他看个清楚。这确实是个伟大的人物，看他比看其他任何戏剧都有价值。他，查理，波旁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人的首席主教。他的兄弟皮埃尔是博热的领主，娶了国王的长公主，因而红衣主教大人与路易十一是姻亲，他的母亲是勃艮第的阿妮丝郡主，因而与勇敢的汉查理也是姻亲。然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独具一格的明显特征，还在于他那种朝臣气质的德行和对权势的顶礼膜拜。可以想见，这种双重的裙带关系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而且他那灵魂的小舟不得不顶风迎浪，迂回曲折行驶于多种世俗暗礁之间，才能避免撞到路易和查理这两座有如夏里德和西拉的险礁，重蹈内穆公爵和圣波尔统帅的覆辙而粉身碎骨。感谢上帝，他总算在这种惊涛骇浪的横渡中安然无恙地得以脱身，平安抵达了罗马。不过，尽管他已归航，并且正因为他已停泊在岸，回顾自己在如此长期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的政治生涯中能幸免于难，不免有些后怕。因此，他常说一四七六年是他既幸运又倒霉的一年，意思是说这一年里他失去了母亲波旁公爵夫人和表兄弟勃艮第公爵，而且在这两件丧事中，无论哪件丧事都可以给他因另一个丧事而带来慰藉。再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过着红衣主教那种轻松快乐的日子，乐于享受夏伊奥的王家美酒佳酿，逍遥自在；对丽莎德·卡穆瓦兹和托玛斯·萨伊阿德这类风流女子并不敌视；宁可救济妖艳的少女，不愿看一眼老太婆。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巴黎平民百姓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他走起路来，身边总是围着一小群主教和住持，个个出身高贵，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经常吃喝玩乐；有许多次，奥塞尔圣日耳曼教堂的忠贞虔诚的信女们，晚上经过波旁府邸灯火辉煌的窗下，听见白天给她们念晚祷经文的那些嗓音，此时正在觥筹交错的喧闹声中朗诵教皇伯努瓦十二那句酒神格言，不由感到愤慨。正是这位教皇在双重冠冕上又加了第三重冠：让我们像教皇那样开怀痛饮吧!

P23-25

巴黎圣母院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以伦比的杰作，它坐落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始建于一一六三年，整座教堂在一三四五年才全部建成，历时一百八十多年。

尽管巴黎圣母院以其壮丽宏伟而赢得了不衰的声誉，但真正为这座建筑物赋予生命力的还当首推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人知道巴黎圣母院，都是因为读了雨果的小说或是看过改编的同名电影。可以说，是雨果给这座冰冷的石头建筑物注人了血液和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巴黎圣母院生命。

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一八0二——一八八五)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也是诗歌的革新者、浪漫派戏剧的创建者。雨果一生著作甚多，遍及文学的各种体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其作品中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

据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原序》记载：雨果在一次造访巴黎圣母院时，偶然发现圣母院两座塔楼之一的一个暗角上，有人在墙上刻了两个大写的希腊字母“命运”。雨果对这两个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是谁会在这样的地方刻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里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悲哀和不幸?

于是，始终处于激动之中的雨果将《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一气呵成。小说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通过作者大胆的想象，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美丽热情、纯洁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丝梅拉达，面容丑陋但心灵高洁、敢跟邪恶与阴谋作斗争的圣母院敲钟人卡齐莫多，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充满淫欲、贪欲的无耻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以及外貌英武的花花公子弗比斯队长等。

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四百多年前路易十一统治时期法国的状况，人们可以在副主教弗罗洛和贵族军人弗比斯身上看到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而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卡齐莫多则是作者心中真正的美的化身，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明显的对比的写作手法，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下强烈的对比使这部小说成为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