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关注到白璧德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所存在着的客观联系的基础之上，对白璧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历史语境中的地位与意义、白璧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态、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阐述，并对国内学术界一直很少直接涉及的白璧德的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对白璧德主要著作的读解，予以了提纲挈领式的揭示说明。不仅如此，本书还对陈寅恪、汤用彤等与白璧德思想学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发阐，而且，对于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白璧德的人文批评之间的关联以及现代中国保守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批评与白璧德思想之间的内在契合，作了历史性的勾勒与理论上的阐明。

本着对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中学西渐”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的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这套丛书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有白碧德、史耐德、庞德、莱布尼茨、卡夫卡等。该书介绍了历史人物白碧德。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西方汉学历史语境中的白璧德

 第二节 白璧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态

 第三节 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第二章 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

 第一节 白璧德及其人文思想概述

 第二节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与白璧德的人文批评

 第三节 更高意志：人文主义与宗教

 第四节 内省：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第五节 道德想象：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

 第六节 古典经典与人文标准：人文主义对现代教育的批判

第三章 白璧德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

 第一节 白璧德与东方经验的意义

 第二节 白璧德与儒家思想传统

 第三节 白璧德与早期道家思想

第四章 白璧德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第一节 白璧德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概述

 第二节 《学衡》与“学衡”派知识分子联盟

 第三节 白璧德与梅光迪

 第四节 白璧德与吴宓 

 第五节 白璧德与梁实秋

附录

 附录一 译名对照表

 附录二 英文著作中英文对照表

 附录三 白璧德的著作

 附录四 有关白璧德的研究论文与著作选录

 附录五 本书参阅过的部分与白璧德的中国知识相关的1860～1940年间

英美中国学著作中文献目录及相关要点摘引(含期刊、报纸)

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一、生  平

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也被认为是20世纪前三十年美国最有特色的知识分子运动一一新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出生于俄亥俄州。1885年进入哈佛大学(当时还是哈佛学院)，而在此之前，白璧德曾经在纽约的大街上做过报童，在辛辛那提附近农场干过杂活儿，在怀俄明当过牛仔，甚至还一度在辛辛那提做过专门报道有关法院新闻的记者。他的这些早期经历，在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并不发达而且也未普及的美国其实并不鲜见，不过也曾一度让那些批评他为美国绅士传统(genteel tradition)冥顽不化的坚守者的人颇为不解。或许因为不满于哈佛当时不少专业设置上所存在着的“卖弄学问”和“褊狭”的思想倾向，白璧德读书期间并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事实是，他经常缺课——而这些经历，又成为他后来对美国大学“选课制”、博士学位制度和人文教育予以全面批判的现实引发一一或者说，白璧德自己的求学、思想与学术经历本身，似乎成为了他后来批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一面镜子。他大学三年级时曾经到欧洲游学，并于1889年从哈佛古典学专业(classics)毕业。从这一点上说，白璧德的古典文化思想“情结”，不能说与他的专业教育背景一点关系也没有。毕业后他曾经短期执教于蒙大那(Mon—tana)学院。白璧德希望自己能够深入钻研东方学(The 0riental StLldies)，这无疑为他后来人文思想中颇为醒目的东方历史语言背景和思想要素提供了一个机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他此时所关注的东方学，就其个人而言，更多的是指古代印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而还没有呈现出后来对于中国古代儒家人文思想传统的浓厚兴趣。1891～1892年，白璧德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跟着梵文教授烈雄(Sylvain Levi)学习工作了一年。后返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与他一生的知识思想同伴穆尔(P.E.More)一道，师从拉曼(Charles Lanman)教授继续学习东方语言并开始从事东方研究。189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先是在威廉姆斯学院教授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语言，旋即回母校哈佛大学执教，在法语系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古典学系担任教职并在此度过余生(1894～1933)。当时白璧德在古典学术方面已经显示出坚实基础，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对古典经典语文学式的、学究式的机械、零碎的阐释，他期待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文学术研究与人文批评能够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和境界。

尽管在希腊和罗马经典方面同样知识渊博，个人兴趣也浓厚，但白璧德并没能够在古典学系获得教职，而只是在法语系的比较文学方向授课。他对西方古典经典“微言大义”的个人主观思想色彩浓厚的激活式的现代诠释，遭到了他的不少同事的怀疑、反对甚至敌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自己同事关系紧张，更不能够作为依据来说明他在性格上甚至人格上存在着缺陷。他对当时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E1iot)所倡导的“选课制”和“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大学教育中所带来的“实际后果”的公开批评，不仅让他承受了在教职晋升上的压力，甚至还让他的教职几乎岌岌可危。而他对以“进步主义”、“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美国现代主流思想正本清源式的清理批评，又让他一直身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围剿”之中直至去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他的声誉却在不断上升(尽管他一直都没有成为一个众人皆知的公众人物)，并带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有人甚至因此认为，或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一切，才最终使得他于1912年升任正教授。1922～1923年，白璧德曾作为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给法国听众讲授法国文学。1926年，白璧德成为法兰西学院(Inst，itute of FraFlce)的通信院士。1930年，他当选为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Letters)。白璧德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and Sciences)。1932年，白璧德被美国波多茵学院(Bowdoin College)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也是一所曾经培育过多名美国总统的学校。1933年7月15日，白璧德病逝于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家中。1960年，白璧德当年的学生蒲锡(Nathan Puse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他的大力促成下，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设立白璧德教授席位至今。

二、著  述

白璧德是一个习惯于在与论辩者不断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文化批评家，或者可以说，一个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就像他称呼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批评家约瑟夫·尤伯(Joseph Joubert，1754～1824)那样。他的大部分作品最初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然后再结集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民主与领袖》(1924)、《论创造》(1932)、《西班牙人的性格及其他》(1940)。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多次再版。

白璧德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大学》，被认为是他首次诠释并捍卫人文的经典传统(实际上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就是“为人文辩护”)，特别是对西方人文传统进行了学理上追根溯源式的清理，以此来集中回应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人道主义”和“泛情人道主义”这些现代思想的源头或者主要形式给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道德伦理和思想文化标准所带来的“腐蚀”影响。在白璧德看来，当时美国教育中的流行趋势，就是倾向于将个人与社会的伦理生活，与对外的泛情同情和对自己的不加约束的冲动联系在一起，他将此理解为现代“德性”的核心。白璧德的上述批评，正值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而他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洞察力的预见，诸多方面为后来美国教育和文化思想的发展所证实。

在《新拉奥孔》中，白璧德集中考察了艺术中的现代观念的脆弱和即将呈现出混乱的危险。对于艺术中，特别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上述混乱，白璧德的批评几乎同样是追根溯源式的，而他的这一努力，在他的《卢梭与浪漫主义》中得到了更为全面彻底的实现。这也是白璧德比较集中考察论述艺术、古典艺术观念及其现代命运的批评著作。

在《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中，白璧德发展了自己的批评标准，并将其应用于对法国文学中的批评大家和19世纪的美学家们的批评之中。这部著作也被认为是白璧德的文学和批评标准在法国文学批评领域的一次集中的具体运用。当然，这与他的法国文学教授的教职身份似乎是同样分不开的，实际上，这部著作就是白璧德在其哈佛大学的《16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批评》的教学讲义基础之上修改扩充而成的。

而在白璧德最富有普遍意义上的学术特征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中，他描述并深刻批判了西方历史上浪漫主义的不同特征和诸多方面。对于以卢梭为源头的泛情浪漫主义的清理批判，不仅完成了白璧德对西方现代两大主流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流”的清算，也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可能的文学、文化、社会、哲学、伦理、道德后果进行的“先知式”的揭露与批判。这样的揭露和批判，大多是他在西方现代性之外、站在超越现代性的更为超然的思想位置和方法位置，借助于西方古典传统思想和东方古典传统思想的力量，通过对人类文明的伦理经验的实践总结，对东西方历史和思想经验的重新阐释中完成的。

《民主与领袖》将白璧德的伦理和文化哲学与他的政治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该书也被认为是白璧德作为一个古典人文学者的现代传人的最为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人文抱负”的一部著作。不过，作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将其批评对象延伸到政治与文化社会现实，本来就是正常而且必然的——一个人文学者，不可能将其考察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同样也不会仅仅局限于理论，哪怕他的专业和职业要求如此。

而他的《论创造》(这是白璧德唯一一部在他去世之后才公开结集出版的著作)，收录了他的一些文学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充分反映出一个人文学者对于“人”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可以扩大到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特性的研究之上——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所有人文学者共同的偏好，只是在研究的方法、材料、对象以及得出的结论上，白璧德表现出既不同于那些语文学派、也不同于那些浪漫派的独特个性。

P22-25

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一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 “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03年仲夏，我到北京开会，特地去北大看望乐黛云先生。时正京中伏天，酷热难耐，但朗润园的红莲池旁，竟然还能感觉到一丝凉意，不知是心境，抑或天意。就在此次向乐先生问学中间，先生告知正在筹划一套有关“外国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著作丛书，希望我能够接受并完成关于美国文化批评家白璧德与中国文化这一课题。先生的信任已让我感动，而先生的“你为此书最合适作者”的鼓励，则又让我汗颜。

在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学衡”派知识分子群研究等方面，先生予我之关照提携多且厚矣。我的有关艾略特对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诠释与批判、白璧德对于西方主义的批判等文稿，均为应先生之邀而作，并承先生雅意抬爱，未作任何删削地照登于由先生主持的《跨文化对话》第八、十二期上。此外，还有我翻译的梅光迪回忆白璧德的一篇文稿，也经先生恩准，刊登于该刊。尤为让我感铭于心者，是我应浙江大学社科部之邀，编辑了《梅光迪文集》，当我在将文集提交商务印书馆之前请先生为此文集赐序时，正值先生即将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先生竞不辞行前事繁，慨然允诺，并很快发来一篇关于梅光迪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专门论文，其中有关梅光迪之于胡适白话文学改良主张之特殊贡献的论述，发前论之未发，既精且当，对我读解梅光迪启发至多。这些启发，部分已落实在已经完成并呈现于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著作中了。

我初知白璧德之名，时在1995年。当时我在武汉一所大学教书。一美籍外教临归国前，送给我一批西方文学理论书籍，其中就有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大学》。我至今仍记得这位无意中对我后来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研究提供了因缘契机的美籍外教的名字：John VeItema，学生们都叫他“老杜”。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内知识界、思想界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深入扩展，特别是对于激进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外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与保守知识分子研究的深入，白璧德与“学衡”派知识分子群逐渐进入到研究批评之中，并先后出版了一批与“学衡”派知识分子群相关的文集、选集、日记、年谱等文献资料，这无疑为现代中国这一不应该被遗忘忽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而此时，我已经离开武汉，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陈思和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选定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白璧德与“学衡”派知识分子群研究。复旦师门四载，获益之多，至今思之，心动怦然。思和师的宽容与奖掖，于我读书做事，俱为珍贵。然愚生驽钝，于学业精进迟缓，此为学之惰矣。

但我对于白璧德与“学衡”派知识分子群的研究并未终止。其间，美国人文协会(National Humanities’Institute)主席、美国《人文》(Humanitas)主编、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国际知名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研究专家Claes G.Ryn教授，对于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先后给我寄来了他的研究白璧德思想的专著《意志、想象与理性》以及他为美国Transaction版《卢梭与浪漫主义》、《性格与文化》等书撰写的长篇绪论，并在他来华参加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期间，专门与我就白璧德及相关话题进行了富有启发和令人难忘的探讨。而他的朋友、美国人文协会会长、美国《人文》主编Joseph Baldacchino先生，更是古道热肠，给我寄来了如今即便在美国也非常难以弄到的《白璧德：人与师》一书(这部我一直期待能够一读的文献，竟然如此轻易地到了我的手中，当我翻阅这部书时，都还有一种恍然若梦之感)。而这部文献对于我的研究写作的帮助，读者诸君完全可以从我的这部著作中看出。不仅如此，Joseph Baldacchino先生还给我复印并寄来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白璧德研究专家John W.Aldridge教授撰写的一篇《白璧德在中国和白璧德与中国》的论文，还有最新数期《人文》刊物。这种跨国“人文情谊”，或许就是白璧德所乐道的“人文道德”之当代呼应。

本书集中撰写，其实只有不到半年时间。其间我还穿插翻译了英国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传记《理雅各：传教士与汉学家》，并准备撰写《<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一书(已完成，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出)。所以中间未免有仓促之处，还望读者诸君谅解。而此书收尾之时，正是杭城大暑，因为电力紧张，偶尔还会遇上拉闸限电。挥汗赶字，其中甘苦，扪心自知。而我的妻子周俐玲女士和女儿段孟姝每于此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是这本书终于按期完成的一个保证。

书稿初稿完成后，得到责任编辑王红梅女士及书稿评审者的悉心阅读，就初稿内容、观点、语句乃至标点符号等，一一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对该选题本身的学术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接到审读修改意见后，我对初稿内容文字又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修改后的书稿。

白璧德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学院派意义上的“文献学”式的思想研究者，甚至也不是19世纪末期西方那种流行的比较宗教、文学研究者。白璧德对于西方思想学术的读解批评，与他对于东方和中国思想学术的读解批评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个人思想风格。如何在处理白璧德这一思想个案的同时，兼顾西方19世纪以降的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学传统，并在一个更宽泛的西方中国学的历史语境中，来回应白璧德在20世纪初期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浪潮之时所发出的批评声音，一直是本书必须面对并试图解决的主要课题。鉴于本书并非专门的白璧德思想研究评论著作，所以在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一章，分几个专题，就其主要思想观点作了介绍说明。

而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资源的读解和借镜上；二是他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中国知识阶级的现状的关注以及与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具体师承关系上。对于上述两种关系，书稿分两章予以了阐述说明。

白璧德是一个思想视野开阔、历史意识浓厚、社会责任意识强烈的文化批评家。他自己的那些著作即已显示出，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狭隘的专业范围之内，而是延伸到与文学、宗教、政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并超越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界域，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长廊之中纵横捭阖。对于他的批评所涉及的诸多学科，特别是宗教，本书作者限于学力，只能作些现象式的解读说明，而难以深入剖析，在此谨向读者诸君说明。

段怀清2004年6月24日杭州华家池初稿

11月8日杭州华家池二稿

2005年6月4日杭州华家池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