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邀请各行各业、各个学科知名的学者，如程千帆、周汝昌、庞朴和孙玉石等60余位名家，撰写自己“语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对语文课、语文老师的回忆，谈他们当年学些什么、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等等。程千帆《有恒斋求学记》、冯其庸《我的读书》、谢云《茅檐旧雨，回梦春风》、林冠夫《学园往事》等等，轻松活泼的笔调在凝重的历史里面，溢出一种蓦然回首的清香回忆。阅读本书，教师可以学为名师；学生可以学为名家；教育改革者可以扩大教育管理和变革的视野，体悟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真谛和意义。

收进本书的七十多篇文章，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至八十年代止，横跨了二十世纪最风云激荡的六十年。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1911年出生；年龄最小的是在读的博士生。作者中有作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美术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表演艺术家等。从受教育的时间来说，六十年代以前的居多，占了三分之二左右。三分之一是六十年代以后的，即“文革”时期及更晚一些的。他们都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语文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既为上个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尤其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提供了一份鲜活而宝贵的历史见证，也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演变的历史轨迹，并由此而折射出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的学者来说，这些个案的意义有其特殊的意义。由于写的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作者一生记忆最深刻、感受最真切的东西，因此几乎篇篇都是精心之作，有的可作美文来读，如陈志华先生、谢冕先生、王充闾先生、谢云先生、朱铁志先生、曾恬先生……他们的文章虽然风格各异，但十分一致的是，几乎都凝聚了对那些在他们少年岁月里曾经给予他们文学和精神的营养的师长们的无限感念。

序：一个终于了却的心愿

写在再版之际的话

语文第一课

 语文第一课周汝昌

 有恒斋求学记程千帆

 我的奶师们黄宗江

 我是吃过亏的李普

 我的读书冯其庸

 香 谷老师的教诲何兹全

 师恩似海冯英子

 楼上群书楼下一指舒芜

 读书的回忆陈从周

 我所受过的语文教育徐朔方

 私塾教育与我敏泽

 语文教学琐议张良皋

 我学语文的渠道方成

 在我起步的时候徐开垒

 学习语文的体会王运熙

 我与国文课牧惠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李国文

 笔与我钟沛璋

我的语文老师们

 我的语文老师们庞朴

 我在二中学语文杨乃济

 茅檐旧雨回梦春风谢云

 润物细无声曾昭奋

 微笑中的回忆钱中文

 中学《国文》琐忆邵燕祥

 读书·作文·老师程树榛

 青灯有味忆儿时王充闾

 课堂上的老师和课堂外的老师朱正

 我有过这样的老师陈志华

 无尽的感激谢冕

 我的两位语文老师蓝英年

 我们当年学语文王元骧

 我怎样学的语文陶世龙

 常忆常新于漪

 少年起步正当时柳萌

 语文课外的书洪子诚

 难忘启蒙师王春瑜

 回首当年学语文刘锡庆

 我怀念……蔡钟翔

 往日的镜子潘旭澜

 语文学习看戏始阎纲

 从认字块开始吴中杰

 乱七八糟学语文黄一龙

 小耗子上灯台梁从诫

 学园往事林冠夫

 语文老师的影响杨永善

 课内与课外童庆炳

 杨振声先生与中小学国文教科书文洁若

一缕温馨与痛楚的回忆

 一缕温馨与痛楚的回忆孙玉石

 文外求文徐城北

 课堂教学以外徐葆耕

 语文课赵园

 长明的烛光卢晓蓉

 我的三位语文良师赵仁

 听故事乱翻书陈四益

 快乐时光申力雯

 一生之幸与痛曾恬

 难忘语文课韩兆琦

 五十年代中学文学课本的记忆碎片王学泰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母国政

 培养兴趣周先慎

 稀里糊涂学语文朱铁志

 所谓语文孙郁

 小学语文课和青年时代读的书孟繁华

 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教育傅书华

 荒唐年代的语文课王彬彬

 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毕飞宇

 信任的力量杭间

跋：一个终于了却的心愿

语文水平是衡量一个人的“第一标准”。语文教材、教学的重要不待烦言而自明。今日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感想。

我从1954年才离开学校生活，这包括从小当学生和后来做教师而言。若自1918年我降生人世算起，已有36年之久，这么多年没有离开对语文的学习、研究和讲授。在各级学校中所读、所学的课程，可谓五花八门，种种名色；但若问我最喜爱哪一门功课，我将毫不迟疑地敬答两个字：语文。

一提“语文”，思绪就纷纷然，不易一下子理清，而讲明了——这是何意？是因为由“语文”而引生的“问题”就太多了。

我刚上小学时，没有“语文”这名目，这是现今的词语，那时叫做“国文”——好像一度又改称“国语”。

为什么弃“国”字而不用？大约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为应当“国际化”吧？但我因从小对它发生了感情的缘故，至今喜欢这么说，意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文章。这有什么不好？今日的体育界不是还有“国脚”、“国手”吗？“国”岂能置而不论？

且说我一人小学，就读的是“国文”。那时还没有统一规定的课本，上海的著名的大书局，都自编自印“教材”，学校有采用选择权。记得我受益最多的是世界书局的课本。我出生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年代了——所以不能把我看成是“古旧派”时代的人物。“白话”逐步占上风了，可是要被“打倒”的“文言”还残存一部分地位。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注定了要带着这种奇特的“文化矛盾”而生存，而成长——而为这种“矛盾”、“麻烦”播弄得十分烦恼苦闷，这话年轻一代人就不大容易理解体会了，也非三言五语所能向他们“说明白”的小事一段。

我父亲是清朝光绪年间末科(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熟悉的是四书五经，不懂新鲜的“白话文”，但对我们的新式教育不加干涉，很“民主”。等我长到9岁(虚岁)，他就让我上学了(此前是学认“字号”，即方块纸印好的“看图识字”)。一入学，第一课“课文”是：“人、刀、尺”三个大字。这“教材”有“意义”吗？你可以“破译”，说：从小开始自知为“人”，人为万物之灵嘛！人能使刀，会制工具呀——切菜剁肉，自卫杀敌……又会用尺，能计量了，就一步步走近科学了……这只能是玩笑。不管怎么“研究”，那“人、刀、尺”除了是“笔画最少”，实在太没意思了。小孩子的感受是：人、刀、尺、马、牛、羊……这还不如在家里认“字号”有趣呢！——有“批评”的声音潜在于幼小的心中。

大约第二阶段的课文是“大公鸡，喔喔啼”一类了。这进步倒有“文理”、“句意”可寻了，有的还多少带点儿“文学性”了，学起来较为高兴些，但心里也有疑问：从小听母亲、妈妈(保姆)讲故事，大公鸡也时常出场，无一例外地是“咕咕根儿——大天亮！”那声音离“喔喔”很远，我也没听见公鸡这么叫过。老师(那时概称先生)还教给读音：喔念“握”，不念“屋”(其实这只是人声字在北方语音的“分化”)。反正我们家乡的鸡不会“握握”式的“打鸣儿”(从来也不说“鸡啼”！)——心中许多想不通。

要我回忆初级小学的语文教学情况，只限于此——这并非只因年远记忆消失之故，真正的原因是这种课本教材，不大懂得学童的智能特点和语文本能的发展要求都是怎么样的，只从成人的“想当然”而把这一最重要的奠基教育看得那么简单乏味——所以那段课堂教学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得说起的印象。不客气地说：那是一种失败的做法。比如，就拿“计算笔画”这一简单思想来说，专家们似乎不曾意识到：小孩子对待汉字学习兴趣与掌握才能，一点儿也不是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笔画多少的“分际”，实际上，他们对‘人、刀、尺’的兴趣远远不如另外那些笔画“多”的字，而且学写的速度与优劣也与笔画之数目成“正比例”。事实上，笔画越少的汉字越难写好，时常很“难看”。“高”“喜”……总比“刀”“尺”写来又有趣又爱学爱看。

记得一人高小，换用了世界书局的国文课本，效果立显不同了。这儿所选的历代短篇名作精品，都是“文言”了，从《苛政猛于虎》到《岳阳楼记》，从《秋声赋》到《病梅馆记》……还有《祭妹文》……体制风格，文采情操，极为丰富美好，没有单一感(千篇一律的文风气味，语式口吻……)，没有说教性，篇篇打动心弦，引人人胜。学童们一拿起这种新课本，面有惊奇色，也有喜色。他们并没有喊“这可太难了”，也绝没有“奈何”之叹，更不见愁眉苦脸之态。这是令人作深长思的。

很奇怪：从小学读的“白话文”，到今一字“背”不出；而那些“文言”名篇杰作，总难忘却——至少还能背出其中的若干警句。这或许是我自己的“天性”和“偏好”吧？我不敢妄断。此疑留待专家解说。

以上是幼小时做学童的感受和思绪，略述如此。以下不妨从当教师的立足境再来讲说几句。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当时名称)做研究生时就充当过西语系翻译课“特邀教员”；本科西语系毕业论文是英译晋代陆机的《文赋》，研究院毕业论文是宋词曲中的特用词语之研究解释；到华西、四川两大学教翻译课，也没离开“语文”二字。我是一个语文迷——汉字迷。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很受同学欢迎。揆其缘由，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须对语文有较好的根底(本字作“柢”)和较广、较富的各体语文知识，尤其是对汉字的深透的理解、运用(音、义、词字组联的通例规律与特例、奇例……)，要揭示给学生选词铸句的识解(辨别力)与功夫。学生们特别欢迎我可以就一个字一个词举列出不同的古今人的例句，比较品评，分析鉴赏……这样既有趣味，又使同学大开眼界与“脑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教学法，十分兴奋，积极性高涨，进步大大提速。

第二我的“口号”是：教学不是一门职业职务，也不是办事办公。教学是一门“艺术”。

教学是“艺术”吗？是的。要“会”教——不是什么“表演”。是会了解学生，是尊重他们；不是“教训”“灌输”什么教条和现成的死知识——是用各种适宜有效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学习主动性，提高接受力。这样，语文课就不再“没意思”了。

在我心中，总以为我们的教学要把语文放在首位，切勿误把此事视为“非当务之急”。因为这是素质教育的大本。一个语文不通或拙劣的人，他能在工作和事业中做得优秀良好，有所成就——我很难相信。

我自从1954年离开教育岗位，对目下有关情况早不了解，只听到有些人士说及问题不小，常见报道称言不断提高改进……但毕竟弄不清事情的症结何在以及是否改进了。师资是个大关键，教学方法要研究改善。教学制度、容量不宜束缚名师的特长。教育部应特别高度重视语文教学的现状与前景。语文的“单细胞”是汉字。汉字要规范化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现行简化字方案试行已达四五十年之久，它基本正当良好，但历史条件所限而存在的缺点也并非无有，故宜进行一次征求文化教育界人士民主性调查，听取他们的意见，加以个别性的修正改善。到高小阶段，应逐步让学生接触若干传统的汉字，即所谓“繁体”。至晚到初中，应让学生培养成阅读浅易“文言”的能力。这一条，从“百年大计”而观照之，不是不重要的。中华文化之弘扬与复兴光大，离开这一条就会趑趄。

我脱离现实过久，所说的一些拙见，未必切合今日之需要，只是仅供参考之意。不当之处，敬祈指正。P3-6

写在再版之际的话

应该说，这本书的再版是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会隔了5年之久。

在这5年中，不断地有读者跟我提到这本书(初版书名叫“我们怎样学语文”)。记得一次受邀去参加一个与教育有关的新书发布会。会议结束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上前跟我打招呼。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到我的这本书，读完之后解决了困扰她已久的一个问题，即语文课究竟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她说见到我这位编者特别高兴，并再三表示感谢。

还有读者通过我身边熟识的朋友告诉我，说很想买这本书，可书店里买不到。后来我只好把家里留着的几本悉数给了她们。

今年4月份，这本书的初版合同到期，我终于有可能另换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

可是，令我伤感的是，这本书中的5位作者已经看不到它的重出了——他们是浙江大学的徐朔方先生、中国社科院的敏泽先生、复旦大学的潘旭澜先生，还有作家牧惠先生和洪禹平先生。其中除了敏泽先生和洪禹平先生之外，另外三位我都没有见过面。我想，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向他们面谢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当初跟他们约了稿子，使得他们宝贵的个人经验能够以文字的形式留予后人。

也因此，在此书重出之际，我的思绪不能不闪回到6年前——回到2001年的那段日子。今天看来，那些日子，那段经历，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份财富。我在第一版的《跋》(附于书后)中详细记叙了这段经历。

还必须提到的是，2002年10月初版出来后，作者之一的华中理工大学(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张良皋先生很快给我来了一封7页手写长信。信中就本书在校对上以及一些知识性方面的问题——予以指出，并希望在此书再版时能加以订正。他在信末说：

读罢掩卷，不禁沉思。这本书附带地让耍笔杆子的朋友开了一次规模不算太小的笔会，在“背靠背”的情况下互相出示底牌。几乎不约而同，大家对中国文化传统都曾做过反思，而且也几乎无一例外，表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尊重。都是真心话，没人定调子。你的约稿信也没打算约束谁，也约束不住。我曾担心我是不是太保守，但我竟发现大多数朋友比我更“保守”，很多人赞赏背诵，而且主张从幼儿园做起。这是值得研究的中国文化现象，不必跟外国“接轨”。

张良皋先生的话其实是对这书所作的很恰切的评价。在这里，我很高兴我终于有机会以这种形式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本书的真诚付出。

最后，让我欣慰的是，此书的重出之际，也是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正深入开展之际，同时也是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开始作认真回顾和反思之际。当年敏泽先生在他的《私塾教育与我》一文中这样写道：

生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老一代人同样痛切地感到了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情况下，顺应历史的要求对我们的传统进行改造，推进它生生不已的发展的必要性。任何事物都不可以停滞不前的，停滞就意味着衰颓，意味着消亡，传统文化亦复如此。但在面向世界，大力学习西方的思潮中，在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却很难找到任何对外来文化的媚态和对自己民族传统的亵渎的。这一切不仅体现在我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著作中，也体现在我的言行申。因为传统通过早年的启蒙教育已经早早地埋藏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灵和血液之中。

斯人已逝，其言犹在耳！在此，我再次感谢当年赐稿于我的所有师长和同辈学人作家们。

是为序。

2007年8月

一个终于了却的心愿

如果说，在已经逝去的2001年里，有什么事情值得我欣慰的话，那便是我编的这本书。

事实上，早在3年前——1999年9月，我便已经开始本书的约稿工作。南京大学教授、时年86岁的程千帆先生与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上海的于漪先生已应约为我写了稿子。程千帆先生当时已因病住院，接到我托钱谷融先生捎去的约稿信后，竟扶病为我誊写了自己以前发表过的一篇千字短文——《有恒斋求学记》，还附上一封亲笔信寄给我。当我收到那用颇有书法功底的钢笔小楷一笔一画誊写出来的文稿与信后，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此后没过多久，程先生便去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人家的绝笔。他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每一看到，便觉有一种无言的督责，叫我坐立不安。于漪先生当时也身体欠佳，在家养病。我去上海看望她时，她一听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待我回到北京后，她的稿子随后便寄到了，而且写得情深意挚，真切感人。

可后来，由于一些我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约稿工作被迫中止了。

时光飞逝，一晃3年过去，新的世纪转眼来到。2001年8月，经过一番准备，我重新又打印了约稿信，开始了本书的约稿工作。我觉得，如果再延宕下去，有些稿子也许就再也约不到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毕竟是以个人的名义——一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来做这件事的，而不是通常所见的由一家出版社出面来组稿。凭我这一纸约稿信，能取得这些作者的信任吗？更何况我要约的都是当今文化界、教育界及别的领域的名家，而且至少要约上几十多位作者，才能编成一本书。

我收到的第一篇来稿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先生的。我是读了他的《乡土中国——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三联版)一书后向他约稿的。他的文笔集科学的简洁明晰和文学的清新优美于一体，令我倾心不已，于是冒昧地给他寄了一封约稿信。出乎意料，他很快便给我寄来了稿子，是用书信体写的。刚读完第一页，我的眼睛便开始湿润；而当我一口气读罢全文时，已是热泪盈眶了。我没想到，在一个少年人的求学岁月里，竟然会有如此艰难困苦的经历！我更没想到，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以怎样的勇气和精神担负起教育的重任！在延续着中华民族不绝的薪火！整整八年抗战，就是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老师，带领着几百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浙江东部的群山中，一边与日寇周旋，一边弦歌不辍！

陈志华先生是这样评价他的国文老师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我的小学和中学时期，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选的教材人体上都是这一类洋溢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什么《正气歌》、《史可法答多尔衮书》、《阎典史传》、《张睢阳传》等等……它们所蕴涵的充塞天地间的浩然之气，给我们同学们的教育远远超出了“语文”这两个字所能包含的，它们所蕴涵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长存于世界并发达兴旺的根本所寄。

他说得多么好啊！他的话道出了语文教育之于国民教育的特殊价值。正如我在约稿信中所说的：“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根。”

当我按着陈先生信中留给我的电话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再三地说：“不，应该谢谢你。是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了却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把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

陈先生的来稿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使我更深切地体认到编这本书的意义。随着约稿工作的进展，后来我发现，怀着陈先生这样的心愿的作者又何止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孙玉石先生告诉我，我约的这个题目，也是他早已想写的；这回写的时候，写到最后，他自己都掉泪了。还有谢冕先生也同样，他文章的题目便叫“无尽的感激”。

在约稿过程中，我拟的约稿信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有些作者告诉我，他们就是看了我的约稿信之后，产生共鸣，才愿意给我写的。我在信中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开蒙伊始，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人、手、足、刀、尺，永远是老一辈人记忆中温暖而鲜明的一页。我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我们成年后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无不受着早年语文教育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育影响一个人心灵中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文学评论家敏泽先生告诉我，是我的约稿信打动了他。敏泽先生的文章不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对自己当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做了认真的回顾，而且对这种教育的得失——包括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都做了颇为深刻的分析，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既生动又有说服力，显出一个学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谨严的学术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教授张良皋先生的文章结合自己一生学语文的心得经验，对文言文学习的价值以及语文教材的编写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思路开阔，颇给人启迪。

每当我收到这样一篇好文章时，我的信心就增添了一分，觉得离目标便近了一步。那些日子，每当下班回家，打开信箱，看见里头躺着一封或两封厚厚的信件时，心里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从2001年8月到2002年2月，半年间发出了一百五十余封约稿信，加上手写的附信足有两百多封了。打过的约稿电话更是难以计数。幸而作者们都对我表示很信任，他们热情地说：“王丽老师，你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们大家应该支持。”有的说：“你出了一个好题目。”柳萌先生接到约稿信后，放下手头别的稿子，先给我写。庞朴先生不但为我推荐舒芜先生，还特地打电话帮我联系，陪我上舒芜先生家约稿。牧惠先生特意为我开列了一份他所熟悉的作者名单及地址寄给我，嘱我向他们约稿。浙江大学的徐朔方先生第一次给我寄的稿子不知为什么没收到，他又没留底稿。可他在电话里一听，马上说，我再给你写一遍。还有童庆炳先生、刘锡庆先生、徐葆耕先生、王春瑜先生、陈志华先生等，他们尽其所能地为我提供帮助，使得这本书能够顺利编成。

我想，我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与这些作者素不相识，且他们多是各个领域中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有的忙于著述教学，有的稿约如山，有的还兼着各种社会职务，社会活动很多……但他们都慨然应允。我何德何能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为孩子们做事，应该的。”他们是怀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怀着对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切冀望，怀着对未来一代的责任感。事实上，不少作者都在文章中提到了当今的语文教育，并情不自禁地与自己当年作对比，而因此流露出由衷的忧虑。我想，这也是促使他们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之一。

收进本书的文章，从作者年龄及所受语文教育的时期来说，横跨了上世纪初至60年代，年纪最大的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他1911年出生。作者中有作家、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美术家、文学评论家、表演艺术家等。他们都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语文教育的特色，既为上个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尤其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提供了一份鲜活而宝贵的历史见证，也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演变的历史轨迹，并由此而折射出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的丰富内涵。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教育的学者来说，这些个案有其特殊的意义。

由于写的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在作者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东西，所以几乎篇篇都是精心之作，有的可作美文来读，如陈志华先生、谢冕先生、王充闾先生、谢云先生、曾恬先生……他们的文章凝聚了对那些在少年岁月里曾经给予他们文学和精神的营养的师长们的无限感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杨永善先生告诉我说，等这本书出来之后，他要多买两本，放在他已故的高中语文老师杨少桐先生(杨少桐先生于2001年春节去世)的坟头，以感谢先生生前对他的哺育之恩。他再三说：“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们；老师不但教我们语文还教我们做人。他是一生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

如果有人问，编完这本书，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可以这样回答：传统中国语文教育最成功的一点，是培养了学生对母语——汉语言的热爱，并因此而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立身处世，即在他们心中扎下了一个文化的根，精神的根。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协会会长、历史学家、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后裔梁从诫先生说得好：

如果说我今天尚能写出像样的中文，首先是因为我爱这个语言和文字，爱它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我想，我国的每一位小学语文老师都应当认识到，培养孩子们的对母语的这种感情，应是自己的首要天职！

而这一点，难道不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应该引以深思的吗？

一个人一生能做的事是有限的，我也一样。我很高兴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唯愿我的这本书能给已经进入新世纪的人们一些缅怀，一些沉思，一些启悟……

写于2002年3月惊蛰之日

修改于2007年8月28日

我从五岁进入私塾，一学就是五年。……进入私塾之初，首先要学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待这两种蒙童读物读烂、背熟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四书》、《五经》的学习。依次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和《尚书》。对于古书的学习都是要求做到从头至尾背得烂熟之后，才可以丢掉不读，才可以开始一种新古书的诵读的。

一敏泽(著名美学家、文学理论家)

放学之后，或寒暑两假，搬个小凳，依于奶奶膝下，听她一边做针线、一边讲故事，是我童年的一大乐趣。什么《再生缘》、《文武香球》、《笔生花》、《点秋香》，都是那时听的。尽管都是些才子佳人，但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要比枯燥的语文课本美妙多了。

——陈四益(著名杂文家)

周末眼看同学全都回了家，偌大一间宿舍只剩我一人时，泪汪汪地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给妈妈写信成了我唯一的安慰。于是我想尽办法要通过文字让妈妈知道我“多么可怜”、“多么孤独”，把我一个人“扔”在重庆是多么残忍！然后又泪汪汪地盼着、读着妈妈充满爱意的回信。这种“写作训练”可比记录“刷牙，吃饭”的“日记”有效多了。

——粱从诫(全国政协常委、“自然之友”创办人)

我们每一个人自开蒙伊始，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人、手、足、刀、尺，永远是老一辈人记忆中温暖而鲜明的——页。我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我们成年后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无不受着早年语文教育的影响。

——王丽(本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