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办学史的门槛上回首来程，有80余位学校的“领路人”，带领师生员工沿着教学和科研的山道不息行进，留下了并非笔直、深浅不一的足迹，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就是林启、陆懋勋、吴雷川、邵裴子、许炳堃、蒋梦麟、郑晓沧……他们身上充满了求是精神，他们为浙大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从求是书院到现在的浙江大学，整整渡过了110个春秋。这是浙大办学史上艰苦创业、逶迤前进的110年，也是超乎平凡、巨大发展的110年，作为浙大人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在浙江大学办学史的门槛上回首来程，有80余位学校的“领路人”，带领师生员工沿着教学和科研的山道不息行进，留下了并非笔直、深浅不一的足迹，令人难以忘怀。

序 言

林 启

——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人之一，求是书院总办

林启与救国祚民思想

林启与浙江近代教育

林启与浙大求是精神

陆懋勋

——渐大初创时期的监院、总理、监督

投身于“教育救国”

在重重困难中稳步发展

实践中探索创建高等学府

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的陆懋勋

吴雷川

——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校长)

青少年时期

曾有志于民政，但未果

林启兴办新式学堂，求是书院在曲折中前进

制定自治自觉的教育方针，继承和发扬了求是精神

高风亮节

邵裴子

——国立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

入“求是”企盼救育救国

任校长继承求是学风

度晚年发扬求是精神

陈大齐

——我国现代心理学先驱、浙江高等学校校长

教育情缘

清廉从政

志于学问

许炳堃

——浙大前身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清末民初的辛勤创业

“崇台九层基于繠土”之贡献

珍贵的教育遗产

蒋梦麟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校长

漫长求学之路

勇任浙大校长

弘扬求是精神

蒋梦麟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竺可桢

——倡导“求是”校训，处世为人师表，使浙江大学崛起的好校长

危难受命双肩挑

四次播迁弦歌奏

躬身办学校誉升

倡导校训扬求是

竺可桢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郑晓沧

——当代教育宗师、浙大代理校长

求知之路

教书育人

教育研究

郑晓沧主任、代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马寅初

——著名经济学家、解放后浙大首任校长

治校风范身体力行

民主办校号召献计献策

倡导改革重视创新

保卫祖国为世界和平奔波

马寅初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刘 丹

——任期最长的浙大第一副校长、名誉校长

生平略历

尽心办学

刘丹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钱三强

——“中国的奥本海默”、科学春天后浙大首任校长

前期事略

初长浙大

钱三强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陈 立

——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原杭州大学校长

知识殿堂叩门人

心理学科传承人

高等教育指路人

科普大业拓荒人

原杭大校长陈立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朱祖祥

——著名土壤学家、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买烘山薯充饥

培养土壤学人才辛勤笔耕

“一切从事业出发，无可畏惧

国际学术交流

不倦地探索

热爱祖国

朱祖祥校长任内其他要事选志

王季午

——“国难”时期创建浙大医学院“首任院长”、原浙江医科大学

校长

呕心沥血创建医学院

创新求是锲而不舍

师生情谊拳拳之心

中国传染病学教材的奠基者

附 录

浙江大学概况

浙江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浙江大学校歌

浙大校歌今译

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后记

林启(1839年9月29日—1900年5月22日)享寿62岁。字迪臣，福建侯官县人。其父林庆墀(讯吾)，廪贡生，候选训导，以教书为生，用今日的话说，也可称为知识分子家庭。林启于1864年中举人，1876年中进士。因学业优良，授翰林庶吉士，留翰林院庶常馆继续研习，三年散馆(即学习期满)后，经甄别考试(殿试)后，授编修，派往陕西任提督学政(督学使者)。历任乡试同考官，翻译内监使和(京)御史，于1889年曾南下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不久旋回京继任御史。又因上书建言触忤，惹怒慈禧太后，于1894年贬放浙江衢州知府，于1896年2月调任杭州知府。先后在浙江任职六七年，殁于任上，令人惋惜不已。回首历史，我们为林启的远见卓识、闪光的业绩所折服。

林启与救国祚民思想

林启的一生是爱国祚民、改革维新的一生，也是追求真理、与顽固守旧势力抗争的一生。

林启生活的年代，正是清廷腐败、国祚日衰、外患内困、民不聊生的年代。他出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像一道道“紧箍咒”套在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变内困外辱的局面，中国的有识之士，热血儿女纷纷起来抗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启以乡贤林则徐焚烧鸦片，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屈抗争的英雄业绩为榜样，发奋学习，自励明志，在取士过程中，注重国文和外文的学习。在刻苦学习后，他通晓英文，又会日文。他深感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远比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优越，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循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曾对友人说，我学习外文的目的，不是为学习外国文学，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去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文化。后来，他对自己的儿孙、对求是书院的师生也要求有通晓中西文的能力。

林启任翻译内监试时，接触外文资料更多。他主动翻译西文报刊和文章，送给有识之士和开明官吏阅读，以启发当局与国民救国利民的良知，林启是清廷的一个官吏，其政治主张做到改革维新，实是难能可贵。他在人前自诩“保皇党人”，同情与支持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反对慈禧太后横征暴敛。有一次，他笑问门生：“你不属于保皇党吗?我们都是的。”(其时有他的幕僚高凤歧在座)这足可见林启鲜明的政治态度、不满清廷的率直个性。

林启在京为官近20年，逐步确立只有变革维新才可图强的思想。他目睹清廷时弊，以及某些官员的胡作非为，多次奏本清廷要求改革。如任监察御史时，他对政府机构改革提出“简文法、行实政，汰冗员、停捐保，崇风尚、挽士风，开利源、培民命”等四条建议；对清廷选拔人才、改革科举提出“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乡试考五经，会试考诸史，廷试考时务”。在科举未废、时文(八股文)一统的当年，要求考生重实学、不尚虚文确属不易。还特别提出，考生初步录取揭晓后，仍须查其平日品行，倘劣迹昭著，仍须除名。这一系列改革建言，早在戊戍变法前10年提出，足见林启改革维新观点之一斑。由于清廷官员与林启改革思想格格不入，对他的建言一概斥为标新立异而被扣压了。多次受挫后，林启省悟，单靠上书奏本是难以施行改革举措，而只有在自己任内，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如在陕西提督学政任内，注重提倡学风，并曾悬为厉禁两事：(一)勿染烟癖(鸦片)；(二)勿包揽词讼。这对改变社会风尚、树立良好世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林启不仅为官清廉自律，痛恨贪官污吏，而且体察民情，爱民如子。有一次，得知故乡提督孙开华在福州纵兵欺压百姓，十分愤慨。他不顾同僚情谊，毅然上书朝廷要求弹劾。在任南城监察御史时，西太后为修清漪园(后改名为颐和园)，无休止地给老百姓派差、捐款，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卖儿鬻女，林启心情十分沉重。当他得知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内幕时，更是气愤至极，于是冒死秉烛驰书上奏，“请太后罢颐和园之役，以疏民困”。当时有人劝他：“这是冒死上疏，千万不可。”林启凛然回答：“我为民请命，虽死不辞。”果然，奏本上去后，慈禧太后大怒，并革去林启御史之职，连降三级，外放浙江衢州。此事传开，有亲友悄悄前来劝慰，并开导他去找当朝崇绮将军在西太后面前说情，他却婉言谢绝说：“我在京为官廿余载，只能纸上谈兵，于国于民何益?不如去为一个地方的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也不愧我这一生矣。”谁能想到“本为圣朝除弊事”，却是“夕贬潮阳路八干”，他被谪衢州任知府。

来到衢州后，林启决心要尽快改变衢州贫穷落后的面目。他在调研及微服私访的基础上，很快提出六项除弊振兴措施：(一)整顿谷食，年荒时因多全活；(二)劝种桑植棉，自己捐廉一千元助购桑苗，使夫人儿媳养蚕以倡导，前县官欧姓者曾有《蚕桑辑要》一书，他命蔡向荣广为传布；(三)为毛凤英被姑烫死事雪冤；(四)孔某干法，执法治之，或以圣人后为言者，则日：“此吾所以报孔氏也”；(五)整顿正谊书院，内课生必须在院读书，如给伙食，加厚膏火，充实图书；(六)立义塾十处，“即以裨寒士，又以益童子。”衢州人不善桑棉，他就亲自倡导，身体力行。在府署前院植桑，后院种棉。有幕僚不以为然地说：“大人，以知府之尊，何用亲自植桑?”林启正色答道：“此言差矣，我国从古就有天子躬耕，皇后亲桑之说，何况我这区区地方官?官者，民之仆也，我不以身作则，又焉有使百姓效行?”林启夫人刘氏敬佩丈夫，极力支持种桑植棉之举。刘夫人平日持家勤俭，除不惜变卖自己首饰，慷慨私捐千文桑苗款外，又将儿媳们共做女红的房间改为蚕室。林启及其家人为衢州经济振兴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老百姓，于是纷纷效法，不到两年，衢州四乡已是家家有蚕箔，户户植良棉了。

林启深知“民以食为天”。他得知本府石室堰年久失修，时有洪水为患。他亲自带人涉水跋山进行治理勘察，尔后命多筑堰塘，以蓄积雨水，即可消祸弭灾，又可早年灌溉，确保丰收。还有，林启得知粮库管理不善，粮食霉变。他亲自开仓检查确见粮食变质后责问仓官：“如遇荒年战争，拿什么来救济灾民?你这样渎职，何以谢父老?必须即刻整顿粮仓。”林启在京任过粮仓御史，对仓官舞弊了如指掌，对于整仓工作，颇有成功经验。于是在他主持下，仓官们愿意将功赎罪，很快完成粮仓更换等整仓工作。

林启重视民事纠纷，到衢州不久，亲自去仙洞村查杨何氏财产继承事，路闻一男尸不明死因。他即在乡镇小旅馆住下，以扮“顶半仙”看相人查出凶手及作案工具，至今为当地人传为佳话。凡例种种，不一而足。林启在衢二年，勤政兴学，发展农事，振兴经济，为民造福，两次被拥戴为“两浙循吏第一”之美誉。当他调任杭州市知府离开柯城时，百姓扶老携幼，空巷挥泪送行。百姓对这一名清官的真情可见一斑。

林启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深知官情民情。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首选“除近弊，解民困，以安民心。”什么红包、闲水、杂税一律取消，严禁保长、甲长扣押百姓，“准许百姓拦轿告状”等，将禁令刻在石碑上公布于众。从此，衙役们个个谨慎奉公，不敢阳奉阴违，营私舞弊了。正如著名文学家林纾(琴南)说：“先生(指林启)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萧然恒若无与……”凡例种种，林启的救国祚民、改革维新举动流传千古，为后人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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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校欣迎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盛典之际，《浙大的校长们》一书来到大家面前。这是献给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40余万校友同庆节日的贺礼!

从求是书院到现在的浙江大学，整整渡过了110个春秋。这是浙大办学史上艰苦创业、逶迤前进的110年，也是超乎平凡、巨大发展的110年，作为浙大人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她是由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四所近代高等学校之一，被国人视为国家的瑰宝，也成为浙大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的骄傲，更令一代又一代浙大人引以自豪!

让我们站在浙江大学办学史的门槛上回首来程，有80余位学校的“领路人”，带领师生员工沿着教学和科研的山道不息行进，留下了并非笔直、深浅不一的足迹，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懂得，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这个“领路人”的胆识、才智和人气。这个问题，在求是书院初创和解放前“老浙大”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刚满周岁的求是书院经受着狂风骤雨的洗礼。林启以过人的胆略顶住慈禧太后“禁止用祠庙改设学堂”的禁令，并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的大无畏精神，驳回恶讼、淫僧等反对派的诬告，使求是书院免遭生死的劫难，因怕事而自动退学的学生陆续回校。事实表明，林启不仅彰显了求是精神，而且成了开创浙江近现代教育的第一人。

1933年4月，郭任远来浙大担任校长。他积极配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推行有关政策，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分学生，引起师生的公愤，导致浙大办学史上空前的驱赶校长的斗争，有50多位名教授和68位农学院教职工愤而离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1936年4月25日，气象学家竺可桢来浙大任校长，才拨正了浙江大学的航向，并在国难当头的艰难岁月里，率领近千名师生员工，颠沛流离5200余里，在前后长达10年的西迁办学中，弦歌不辍，使浙江大学有长足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长校13年，是百年浙大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在西迁办学中，他忍受着丧妻失子的巨大悲痛，不顾小家为大家；他提议并决定“求是”为校训，尔后身体力行，进一步升华与弘扬为求是精神；他顶住来自当局的压力，使浙大免遭“解体”的厄运。从上可见，浙江大学的办学史是一部螺旋式提升、曲折发展的历史。而在不同时期的“领路人”，除极个别外，都对浙大的改革与发展有过大小不一的贡献，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达寿研究员在多年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基础上，选了业绩比较丰硕的、有代表性的15位已逝的校长，用生花妙笔记述他们办学的成功经验、学术成果和高尚品格，既为浙大存史，叉可启迪后学。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对饮水思源、怀念哲人，展望前锦、启迪师生，为促进浙大跨越式的发展，为早日把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颇多补益。为此，我对杨达寿等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谨以数语，以作书序。

                           张浚生

                         2006年6月18日

无论走到老和山下或秦望山麓，无论来到西溪河、华家池旁或紫金港畔，你都会感受到喜迎母校浙江大学110岁华诞的浓浓氛围：看到的是一张张如花的笑脸，听到的是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忽近忽远、忽隐忽现的键盘“嗒嗒”声……就在这样一个喜气渐添的日子里，我们向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真诚地献上《浙大的校长们》一书，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并有中年得子似的激动与兴奋。

记得2005年初秋，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友人来电，说中国经济出版社向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名校约稿，并向社方推荐由我编撰《浙大的校长们》和《浙大的大师们》等书。我因备尝8年主持编撰和统稿《浙江大学简史(一二卷)》的艰辛，加上精力日衰，不敢贸然应命。不久，出版编辑家谢善骁学友又来电鼓动，还说明年是浙大110周年校庆，可以以此书作礼物献给母校。

我被感动了，也真心动了。作为浙大的学子，应该为母校的华诞献上一份厚礼。于是，我决心迎难而上，并先后向学校领导作了报告。在去年12月19日召开的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暨各地校友会负责人餐会上，我借向潘云鹤校长敬酒之机又作了面陈。潘云鹤校长还鼓励说：“你编写了多部校史性书著，相信这几种书也能如愿，祝你圆满成功，干杯!”就这样，我采取自撰和约入撰写相结合的办法组稿，以便赶在今年年底前先交出两部各20万字的书稿。

为了写好这几种书，我拜访了多位原浙大、杭大、浙农大、浙医大四校老领导和资深教授，又四下寻觅和动员撰稿者，万想不到直至2006年春节时才全部定下被写对象和撰稿人。为了少走弯路，我将出版社对书稿的要求书面告知撰稿人，还与几位作者作了具体策划。尽管工作到人，但多数作者仍一是延约交稿，二是稿件未达要求，三是虽经多方努力，仍交不出被写入的照片。有几篇稿件，我退稿三四次，每次提出意见，并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补充，最后才基本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备尝比“十月怀胎”更多的艰辛。

在成书中，除了撰搞入的积极配合、不厌其烦地修改外，还得到被写人物亲属、友人以及四校老领导、知情人的帮助，浙大党委原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特邀顾问、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主席张浚生教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对此，我代表作者一并予以致谢!只因原“四校”历史人物年代跨度大，虽然得到被写人物亲友的帮助，仍未能搜集到更多的资料及照片，无法将人物更丰美的形象展现于读者的眼前；有的作品，虽凭资料作了精心谋篇，但一时找不到人物的亲友作些审阅，恐更会有些缺憾，如蒙读者不吝赐教匡正，我和有关作者都向你致以诚挚的谢意!

                        杨达寿 谨识

                  2006年6月20日于求是村容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