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夏皮罗曾说过：“威尔逊的评论成就在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结合为一，从抽象分析家手中盗取文学之火。他可能是现代评论家里唯一可以无私、博学而又勤恳地把我们这一代的科学、社会、美学与创作灵感带回大众的注视之中的人。”这番话用于他的第一本论文集《阿克瑟尔的城堡》亦十分贴切。

本书为“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中的一本，是威尔逊出版的第五部作品，主要讨论了法国的象征主义。本书使威尔逊摇身一变，由20年代不大得志的文学家，转变成文学评论界的明日之星，日后大师的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本书是威尔逊陆续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组研究现代主义作家的论文的结集，也是他的第一本但却影响深远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本书中，威尔逊研究了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发展，分析了该运动对20世纪六位著名作家——叶芝·瓦莱里、T.S.艾路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斯泰因的影响。本书被认为是研究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里程碑式的文学理论著作。

象征主义

W.B.叶芝

保罗.瓦莱里

T.S.艾略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

詹姆斯·乔伊斯

格特鲁德·斯泰因

阿克瑟尔与兰波

附录一 Three Versions of a Passage from James Joyce's New Novel

附录二 关于达达主义的回忆录 (特里斯坦·查拉)

索引

尽管我对瓦莱里的智慧、坦率和独立十分尊敬，但我也得承认一个万世圣者的名声对他来说实在是过誉了——也许连他自己也是自视过高。他曾经这样说，“愚昧不是我的强项”——就算我们同意，我们也情愿他不要说出来吧。我们也不想看到一个伟大的诗人反复解释自己是以怎样超人的努力来创作诗歌，并且暗示在他的作品面前，其他诗人的作品只能是相形见绌，肤浅不堪。尤其是我们想到有一次当一位记者批评《年轻的命运女神》的倒装句十分突兀时，瓦莱里回复说读者刚巧说中了诗中某些“在仓促中草草即兴写成的”段落。

瓦莱里炫耀与势利的一面，在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事件中表露无遗。他成功地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那里接过位置，并要对上一任院士致辞。这件事值得细述，因为很有历史意义。瓦莱里在那个场合表现得极为不成体统。首先，学院的院士袍是世代相传的，而一个新的成员必须尽可能穿着旧的袍子以示尊重，就如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也会借旧袍子出席典礼一般。可是瓦莱里当日却叫院士们大吃一惊，因为他穿上一位当红裁缝为他特制的醒目而簇新的袍子。他对法朗士的致辞同样令人大为惊愕。传统上继任者都会为前任院士撰写一篇“颂词”，但瓦莱里却发表了一篇明车明马地加以攻击的批评。诚然，法朗士曾经对早期的象征主义不很友善，他曾说过：“我永不相信一个以隐晦文辞表达艰涩思想的文学流派会有成功的一天。”他曾取笑过马拉美，又对兰波表示过轻蔑。法朗士个人的文风则属于那种传统法国古典文学的透彻简洁，与象征主义的反叛色彩背道而驰。瓦莱里是直至今日为止第二位加入法兰西学院的象征主义诗人，他的当选代表着法国文坛终于正式承认一个曾经被视为地下的文学团体。他这篇悼文是以一个毫无气度的胜利者的心态写成的，既愤愤不平又趾高气扬。瓦莱里采取了一种屈尊就卑的语调，好像有意为法朗士说几句好话，但结果听起来却都是贬抑之词。他逐一罗列出法朗士死后受到的种种指控——无聊的流言，如若不是因为卡拉维夫人(Mme．de Caillavet)，法朗士就会一无所成——装作为之解说，实际上却是越描越黑。他又强调法朗士的“婉转”与审慎，结果却把它们说成是怯懦与不诚恳。这些攻击完全只因为法朗士不能欣赏与肯定象征主义，但却无视他曾因为德雷福斯(Dreyfus)辩护而放弃学院的名位，与朋友们卷入纠纷，并且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瓦莱里最后以法朗士卑微的出身(他是码头书商之子)作结，说他有这样的成绩已经难能可贵。瓦莱里由始至终刻意但又轻侮地回避提到法朗士这个名字——这名字本来绝对无伤大雅，只是由阿纳托尔·弗朗索瓦(Anatole-Francois)在家中的小名演变出来的笔名——并且借题发挥作出了如下的批评：“除了在法国(France)这个他将其用以自称的地方，他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有存在的可能，甚至难以想象。这个名字是那么难以承担，实在需要无比的自信。借着这个名字，他得到全世界的欢心。事实上，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带着所有那些似是而非的特质的法国，而如果说法国对此感到满意，这些特质对世界却肯定是有所损害的。不过他对这一切感到称心如意，毫无异议。”瓦莱里继续侃侃而谈法国民族(其实他自身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以意大利语思考的倾向肯定是他奇异风格的来源)，最后他以高调的爱国主义结束了这次演讲。

当然，大家不会单单因为瓦莱里凑巧取代了一个他所反对的作家的位置，而认为他会违反自己的信念，或者客气地加以回避。此外，瓦莱里对法朗士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不难理解为何法朗士在法国人心目中成为上一个时代的文质彬彬的二流作家。法朗士是旧传统中的最后一个伟大作家，也因此他的作品格外明显地暴露出这个传统的独特缺憾。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法朗士的确出版了好些令人失望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充满着空洞的油腔滑调和故作优雅，以及机械化般工整的形式，我们还是对勒南式的讽刺与同情，以及古典的对称与明朗感到纳闷。是时候抛弃这些方程式了，这些取向已经走到末路。瓦莱里就是摈弃古典戒律者之一。然而，即使对象征主义的方法怀着无限的自信，对它的成就也充满热情，当我们读到这篇屈尊就卑的文章时，我们也不禁要挑战瓦莱里的假设，质问到底诗歌为何不能写得既深刻又清晰明快，一如法朗士的作品。瓦莱里在这里好像要刻意地避免写得有吸引力或清晰；尽管他的题材称不上是形而上的，他要说的也并非什么艰深的内容，这篇演讲词真是瓦莱里拙劣写作的典范。瓦莱里一贯的黏滞文风，抽象意念的堆砌，瞻前顾后的思想表达，从没显得如此的差劲过。如果说《伊壁鸠鲁的乐园》(Le Jardin d'Epicure)的作者看到瓦莱里的文章也会死不瞑目，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对法朗士最不共戴天的教会敌人来说，他们所可能祈愿的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要法朗士在地狱里听受这篇行文拙劣的演讲词。

          P63-P67

    消逝中的批评工作：

  作为“文学记者”的埃德蒙．威尔逊‘代译序，

        黄念欣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这个名字在现今理论风起云涌的世纪，或未可算是响当当。然而，当我着手翻译《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时，得悉者的反应也颇为极端：一、谁是威尔逊？什么城堡？没听说过；二、终于要出版中译本了吗？什么时候完成？记得告诉我。事实上，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经受过严格外文系训练的人而言，威尔逊的名字无人不识，他是与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史丹纳(George Steiner)和韦勒克(Ren6 Wellek)等人齐名的名家，文史知识丰富、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那一点点几近散失的人文批评精神，既非泛论思潮大势、将术语推陈出新，亦非执一经典细读分析，而是把一位位作家、一部部作品与时代畅论相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深刻的观点与主题。威尔逊的评论被公认为有益、有趣、博学、权威，他的名字在一群炙手可热的文化／文学理论家中渐渐淡出，原因之一是讲求体系、精准、抗争和理论的学术时代的来临，威尔逊的渊博与权威无论在内容还是意识上都会显得过时。不过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阿克瑟尔的城堡》，我仍有种难以言喻的清新感觉，其中所体现出的视野与胸襟——讨论当代在世作家，支持具有争议性的作品，探问文学想象本质等宏大问题；行文流丽而不拘小节，好用破折号与分号插句引述，将作家生平逸事与文学分析混而为一；以至作者自身喜好与性情的投入，随心安排章节的篇幅与重点，都呈现出此间文学批评里难得之痛快。那时有一种职业叫“文学记者”，他们以艺术世界的盗火者自居，走在最新最快的文学前线，为读者提供各种阅读的启悟，真正地推广了文学。他们不以“记者”身份为忤，不认为复述(paraphrase)和描述作者生平事迹与神圣的批评任务有任何冲突，不急于要自成体系，因为体系即在其中。

  生平与作品

威尔逊1895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红岸，父亲是律师和地方检察官，遗传给威尔逊这个家中独子流利的语文能力，亦使他的整个成长阶段都在中上流家庭里度过。然而父亲曾患抑郁症，这亦是威尔逊任情与不羁的性格形成之原因，声言只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对学究式或故作高深的作品不屑一顾，包括当时大行其道的新批评与现代主义作品。所以许多人因《阿克瑟尔的城堡》兴起于30年代而把威尔逊归类为现代主义人物，其实是个不小的误会。实际上威尔逊对沉迷于语言技巧的新批评与现代主义不无轻视，他个人的行文风格，不论评论文章还是小说创作，皆尽量简明流丽。威尔逊广阔的交游亦令他的评论具有同代人罕有的人情与识见。年轻的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是同学以及多年的朋友，另外与其他当代作家如帕索斯(Dos Passos)、海明威、康明思(Cummings)、博根(Bogan)、米蕾(Millay)、法瑞尔(Farrell)和纳博科夫(Nabokov)也有深厚的交情，因此威尔逊的批评具有穿透作家生活与时代的生命力，非单单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可比。年轻的威尔逊洁净、体面，大可成为炙手可热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但他毕竟没有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成功，因为他从不染指电影剧本等名利双收的文体，早期只以小说创作为志业，写过《我想起黛丝》(I Thought of Daisy)、《赫可特回忆录》(Memoirs of Hecate County)等小说，但都不算成功。美国参战期间他曾参军到欧洲，负责包扎士兵伤口。后来他在回忆里认为这是粉碎他一切成为纨绔子弟之念头的一段经历。1920年后，威尔逊开始他的记者生涯，先后在《名利场》(Vanity Fair，1920—1921)、《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1926—1931)、《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44—1948)和《纽约书评》(The Neu，York Review of Books)任编辑。《阿克瑟尔的城堡》中的文章就是在他任职于《新共和》时首次发表的。威尔逊憎恨被人称为评论家，常常强调自己是文学记者。这一方面与他在非学术或非纯文学的大众杂志上发表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做作和炫学的批评风尚不以为然。说到底，威尔逊认为文学是不可能脱离社会人生的。他的第一本作品《阿克瑟尔的城堡》虽然介绍了许多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兼且晦涩难懂的作家，但他始终希望文学批评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一种历史”(《阿克瑟尔的城堡》致恩师高斯教授的前言)，并认为尽管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的才华一时无两，但一味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内省总是死胡同。他期待的作品既要有艺术的深度与精巧，同时亦须面向社会。他曾经对这种文学的来临充满希望，并寄望于当时新兴的美国文学。事实上，他写作《阿克瑟尔的城堡》就是要通过引介欧洲文学来打开相对肤浅与狭隘的美国文学的视野。威尔逊心目中的美国文学英雄，就是挚友菲茨杰拉德，可是后者渐渐在好莱坞的声色中自我吞噬和消亡，于1940年逝世，可以想象这对威尔逊而言是多么大的打击。

在完成《阿克瑟尔的城堡》以后，威尔逊通过书信向编辑帕金斯(Maxwell Perkins)说出了他对书中作家复杂的情感与体会：“我相信，任何以麻醉意志为目的的文学运动终究会阻止文学变成行动，会成为文学最严重的弱点，而现在是时候向这个运动反击了。”部分的反击成为他下一部作品《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写作的缘起。这部作品为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等人的思想提供了全景式的介绍，并将俄国革命与知识分子和历史的关系清晰地勾勒出来。威尔逊毕竟是文学记者出身，他将以上三位革命思想家看成是“具有政治视野的诗人”，而他们的天才则在于想象的力度，以及所言所写可以改变当时大众对历史与人生的看法。论者对于《到芬兰车站》一书意见纷纭，不像对《阿克瑟尔的城堡》那样一致肯定。因为前者作为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似乎太过“有趣”。身为美国人的威尔逊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转变所产生的力量显然十分着迷，在书中叙述了大量动人和戏剧化的故事，以个别作家的生平、心理、经济状况、政治取向与历史观为焦点，而较少整体地分析理论文本。结果这本书没有违背他自己的初衷，论者仍不觉得威尔逊是批评家，而他亦得以在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新批评文论家如日中天之时，别树一帜。新批评讲求文学内部价值，并主张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批评法则可以应用于任何作品之上。威尔逊拒绝窄化他的批评方法，并强烈推祟19世纪法国作家勒南(Ernest Renan)与丹纳(Hippolyte Taine)的贡献，把文学批评看成分析广泛的人类生活目的与命运的载体。换言之，在威尔逊眼中，针对不同的时代、作家与作品，就有不同的方法与评价准则，没有一套适用于任何作品的所谓科学方法。

威尔逊的作品所涉范围广泛，包括小说创作如《我想起黛丝》(1929)、短篇文评选集《伤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1941)、游记《死海手卷》(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1955)，以至于长达八百多页的美国内战时期文学研究《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1962)，以及争议性十足的《MLA的成果》(The Fruits of the MLA)，批评学术界炫学卖弄的风尚对美国作家的成就毫无帮助。此外，威尔逊亦自行将散文与评论结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灯火的彼岸：20至30年代的文学纪事》(The Shores of Light：A Literary Chronicle of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1952)。

  关于《阿克瑟尔的城堡》

诗人夏皮罗(Karl Shapiro)曾说过：“威尔逊的评论成就在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结合为一，从抽象分析家手中盗取文学之火。他可能是现代评论家里唯一可以无私、博学而又勤恳地把我们这一代的科学、社会、美学与创作灵感带回大众的注视之中的人。”这番话用于他的第一本论文集《阿克瑟尔的城堡》亦十分贴切。

《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已是威尔逊出版的第五部作品，只是之前的作品都是文学创作，而《阿克瑟尔的城堡》使威尔逊摇身一变，由20年代不大得志的文学家，转变成文学评论界的明日之星，日后大师的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像威尔逊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先在《新共和》上连载然后再结集成书的《阿克瑟尔的城堡》的结构无疑是颇为薄弱的，以现时具有高度操作性的学术标准律之则可谓太过松散。全书第一章是颇为扼要的、有见地的“象征主义”概论，“旨在以一系列杂锦式的意象联系起各种复杂的意念，以求仔细研读并传递个人的感受”，换言之，象征主义就是强调个性：

每种感受或感官和每一刻的意识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买际经历的感受是无法通过一般文学的传统和普遍语言来重现的。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时刻都有自己的语调和元素的组合。诗人的任务是去找寻和发明一种特别的语言．以表现其个性与感受。这种语言必须以象征符号来完成：因为这样独特、一瞬即逝而又朦胧的感受，是不能直接用语言陈述或描写的，只能用一连串的字句和意象，才能对读者作出适当的提示。

接着是分章论述全书重点讨论的六位作家：叶芝、瓦莱里、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与斯泰因。不过将斯泰因置于此处在时间序列上不合顺序，其成就与其他并列的大师亦有一段距离。结果威尔逊对她的批评较为严厉，同时篇幅只占原文三百多页中的十一页。这种情形一般不会在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出现。

在作家选择方面，威尔逊亦甚为个人喜好与识见所影响。六位作家分别来自爱尔兰、法国与美国，有论者就认为威尔逊在讨论象征主义时对英格兰、德国或俄国作家的忽略造成不少缺失。但若我们明白威尔逊的眼光和个性，以及他稍后在德国文学与俄语方面日渐精进的事实，就可以知道这种批评可能太过急躁了。事实上他的选择容或不算全面，但单就引介此六位作家的文学贡献而言，已是瑕不掩瑜。

威尔逊推崇19世纪的人文主义批评，但这种人文主义不是当时30年代美国流行的“新人文主义”，以自高自大的标准强调“只读经典”。相反，威尔逊把最棘手的乔伊斯(当时《尤利西斯》之遭禁势不可当)、在评价方面载浮载沉的《荒原》一诗的作者艾略特、看似走火人魔的叶芝，以及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斯泰因等作家透彻地梳理和分析了一遍，在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之前”，写出自己对经典的看法，点出他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阿克瑟尔的城堡》出版于1931年2月，书中所列六位作家除普鲁斯特(1871—1922)外全部在世，并正值多产的高峰，他们中有的连代表作都还未完成，如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和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皆未出版。所以威尔逊当时所见的作品既受客观限制，材料方面亦无传记可供参考，只有零散的回忆录、信件和非常少的评论可凭借。根据时人回忆，192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甚至对普鲁斯特、叶芝与艾略特闻所未闻。威尔逊只是以文学记者独特的触角，第一时间发掘出这些朦胧的象征主义作品，并发现其中的文学意义。他要将这些作家和作品放到公众的视野和讨论之中，提供公开的评价，指出他们的重要性，增加文学读者，其目的非常务实。但同时他对大众读者决不迁就，书中也没有把马拉美、瓦莱里和拉弗格的诗作译成英文，引文与典故的运用亦极随心所欲。不过高斯始终称他为整个时代最聪明与最具穿透力的评论人，有能力把文学带到公众里去。

《阿克瑟尔的城堡》的书名像威尔逊其他作品一样，喜用较迂回的象征手法说明题旨，如《到芬兰车站》、《伤口与弓》、《灯火的彼岸》等。阿克瑟尔是法国作家维里耶(Villiers de L'Isle-Adam)叙事诗《阿克瑟尔》(Axel)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与《我想起黛丝》的主人公大异其趣，后者急于与女主角飞往康尼岛(Coney Island)极尽缠绵；阿克瑟尔却是一个活在纯幻想世界里的王子，逃避现实，退隐于幽深的城堡，并在发现绝色真爱与百年宝藏之夜决定与爱人马上自杀，把“生活”留给平庸的世人。威尔逊认为阿克瑟尔的道德高标在于弃绝生命，在精巧与强烈的想象中获得极致之满足；而他书中所论的六位作家，大部分也走上了阿克瑟尔之路。至于象征主义者另一条可行的路，他留在最后一章讨论，就是兰波(Rimbaud)的在世追寻。

在首章“象征主义”中，威尔逊引述怀特海(A.N.Whitehead)的《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1925)，以说明浪漫主义之反对牛顿式的物理学世界，正如象征主义对19世纪生物学的反悖。至于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时间与西方人》(Time and Western Man，1927)中却反对怀特海的说法，指责乔伊斯、普鲁斯特与斯泰因等作家都对时间哲学过分着迷，与浪漫主义致命的自我中心论如出一辙，过分地为印象主义、相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所控制。《阿克瑟尔的城堡》就是要反驳刘易斯对现代主义文学过分自我化缺点的攻击。

从第二章起，《阿克瑟尔的城堡》开始对叶芝、瓦莱里和艾略特作出分析。如前所述，威尔逊所写的这些章节之间并无严格的体例可循，对前述三位以诗歌创作为主的诗人的分析，都自然而然地由诗转向散文。叶芝一章更有大量篇幅从文风、思想以至个性诸面向将叶芝与萧伯纳相对照起来。瓦莱里一章则加入威尔逊个人的指责，认为瓦莱里在法兰西院士就职典礼上对一代文学英雄法朗士(France)的不敬极为不当。至于他在艾略特一章对《荒原》的批评，则展示出对现代世界的绝望与个人的不安，奠定了往后数十年中无数有关艾略特的评论的基调。

普鲁斯特与乔伊斯两章则一直大受好评。首先威尔逊可算是首个以象征主义视角探讨小说文体的评论人之一，将小说中惯常出现的人物、视角与主题融人象征主义的暗示之中，例如他在乔伊斯一章里说：“乔伊斯处理《尤利西斯》的手法不只是要以最准确与最美的方法交代或转述实际的人物、景物与声音，更重要的是展示他的人物所感知的世界，找寻独特的词汇与声调以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感。”此外，他对《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也有深刻的同情与精彩的分析，并认为乔伊斯一举在小说中开发了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之路。至于普鲁斯特一章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的爬梳、对个别人物的同情与心细如尘的观察，最后并就作者普鲁斯特的生命与个性所写的深刻体会，亦使它成为当时最早论及普鲁斯特的文章。其中结语一段的深情，更成为友侪间经常传诵的名句：

普鲁斯特可能是最后一位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学家，其作品申的爱情、社会、知性、外交、文学和艺术皆令人心碎。而这位有着忧愁而动人的声线、哲学家的头脑、萨拉森人的钩鼻、不合身的礼服和仿似苍蝇复眼一样看透一切的大眼睛的细小男子，主导着场景，扮演着大宅里最后的主人的角色。

威尔逊的特点往往在于他能精确地点出一个时代最优秀的精神，同时他在书中亦指出，作品真正的精髓就在于作家的个性。所以威尔逊一向不急于设下命题、不计算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新意念的重要性。他只问生活的真确性，以及整个作品存在的方式与逻辑。他不分析文学行为或心理，而喜欢“文学的历史解释”，包括其态度、原因以及当中热烈情感的模式。所以斯泰因一章就以作家个人聪慧过人的独特个性为始展开，以其作为美国女作家的坚韧的身影作结。而瓦莱里一章，则以作家与马拉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为情感与论述的主干。威尔逊的评论技巧是多样化的，以精妙的描述为底子，结合生平、情节、个别论点的反复论证、解释意象、心理描写、文体分类、结构比较，等等，不一而足。《阿克瑟尔的城堡》出版之时正值美国的大萧条时代，文学与美学上都倾向于社会现实主义，人们急于解释经济的突然崩颓以及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照理，一本讨论象征主义的书此时会非常不合时宜，但最终《阿克瑟尔的城堡》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威尔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不过，“文学记者”威尔逊始终需要面向更大范围的群众与社会，在《阿克瑟尔的城堡》完成后不久，他经历了丧妻之痛，也开始由个人问题转向大萧条时期最坏的社会处境里去。他以政治信仰稳定自己的情绪，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

  文风与翻译

威尔逊的成就与贡献，与其说是技艺与知识上的，不如说是文学与道德上的。在现时“作家”这个身份已有点难于解说的时代，“文学记者”这个身份恐怕就更是让人费解。能够拥有“文学记者”的时代，是文学热情炽烈非凡的时代，并且让人前仆后继地走到前线去报道最新的文学光芒与希望，将力量集合起来，再进行散播与沟通。《阿克瑟尔的城堡》中所论作家今天已是大师，而在甚至连亨利．詹姆斯在《法国文学史》中也是没有被写入的当时，威尔逊是最早定义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人之一。他对当代作家以至未成名作家的关注，更是而今制式化学术潮流中少有人敢冒险尝试的。威尔逊曾在《不存在的评论家》(1928)一文中提到当时作者与文学社团之间没有创意与生命力，所以他要为文学界带来好消息，成为一个好的记者，鼓动文学的积极生产。总而言之，威尔逊有极敏感的艺术良心与个性，但这并不代表他会以极强的主观月旦作品，反而能够在多产又完全无须考虑市场的情况下写下大量记录了时代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有记者职业性的冷静和客观，对所谓“评介批评”(review critic)有颇高的要求，既要熟知作品，又尽量要有亲身认识作者的机会，或搜获鲜为人知的材料(普鲁斯特的书信或乔伊斯未出版的笔记)，然后在独家信息、历史故事、名人逸事以至文学大势与传统之间取得多方面的平衡。

以上种种，均让我在翻译本书时基本上采取尽量保持原文“评介批评”状貌的方式。一、全书并无注脚解释之处，译者在翻译时亦尽量避免加入额外的注解。遇有个别人名、篇名、书名或重要的术语和地名，一律在首次出现时附以原文，以供读者进一步追查。二、书中有关叶芝与瓦莱里的章节有法文原文引录，所引译文一律经原文、英译与可见的中译对照，曾参考的中译版本亦于脚注中加以说明。三、书中大量征引的人名，均在首次出现时附上原文全名，另有“索引”记录真实存在的人名，以供查照。至于作品中的人名，则视乎重要性而酌情附加。四、原书中本有“乔伊斯”《为芬尼根守灵》节录之三个版本的对照，因为当时该书仍未出版，所以对照比较有文献上的价值。现鉴于该书早已出版，而当中用语的差异又未必可以在翻译中清晰表达，该附录于译本中原文照录。

翻译此书的挑战很大，原因之一自是威尔逊被公认的漂亮的文笔与生动的描述。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保留原文里准确的思路与用字，若干可以用更清通的中文表达的句子，最后亦改回更保留英语原文句式和用语的版本，希望读者可以更贴近威尔逊的思想。最后，感谢促成此译本的季进教授与席云舒先生，还有熊璐小姐非常细心的编辑。此外，杜博妮教授(Bonnic S．mcDougdl)在解说西方文学传统上的指导、梁珊珊女士在法文中译上的资料搜集与翻译、董启章先生在全书文句梳理以及若干西方文学背景上的指正，以及邝可怡博士在最后关头为其中不能解决的法诗中译提供诗意的译文，谨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书中浅陋欠周之处自是本人的责任，还望各方读者不吝指正。

             2006年7月10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冯景禧楼

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阿克瑟尔的城堡》，我仍有种难以言喻的清新感觉，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视野与胸襟——讨论当代在世作家，支持具有争，议性的作品，探问文学想象本质等宏大问题，行文流丽而不拘小节，好用破折号与分号插句引述，将作家生平逸事与文学分析混而为一，以至作者自身喜好与性情的投入，随心安排章节的篇幅与重点，都呈现出此间文学批评里难得之痛快。

     ——黄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