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夜，庞大的未知，庞大的忧虑，从少年走向中年，再自中年步入老年，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了，所有的后果，无论是劫数难逃或劫后余生，都自心中有数，并且趋向沉潜与宁静……

书中所述的“儿女私情”其实是作者的家国倾诉，同时也是中西两极的矛盾与融洽。本书共分4辑，第一辑作者写与女儿之间的事件；后3辑写家国孺恋之情，以春夏秋三季作为文学主旨，春深写台北，夏至述童年，秋魂怀汉章；其中不乏忆怀或悼亡之作。

应该知道所谓儿女私情，其实也是家国大事，正如简幀编散文选时对那篇《十八弦》的评注：“就文化归属而言，美国是张错的‘异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女儿来说，中国却是她的异国。”

由于这种文化换位，产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感情，长居在外的我，对祖国家乡不断酝酿出边缘性的渴切情怀，而生长在海外的两个女儿，却以父亲的异国作为她们的家乡依归。

前言

第1辑

写给女儿的祷文

论难舍

论成长

十八弦

寻梦

第2辑

春深的城市

夏的原乡

悲怆奏鸣曲

失乐园

怀旧

剑问

第3辑

流浪者的夜歌

怨藕

伤汉章

有感三帖

秋魂

保罗·安格尔与火狐狸之声

第4辑

春望古意

梦遣情

    流浪者的夜歌

且让我尝试告诉你一切有关流浪的故事以及夜晚，或月亮之类的故事。

歌德写了两首《流浪者之夜歌》，据谓第一首作于1776年2月12日之夕，成于一场家庭口角之后。诗成，歌德立刻寄给他一生中倚重的女友夏绿蒂·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夫人，其中有着这般的喟叹——

唉！我已倦于扰攘和奔波！

何苦这无端的哀乐？

甘美的和平啊！

来，唉！请来临照我心窝！

这些都是1936年梁宗岱先生的翻译和附注，后来由其发妻沉樱女士在《译诗集》等译著中将其更名为“一切的峰顶”出版，这已是1971年的事情了。那年高信疆把这本初版以沉樱为编纂者的译诗集寄给我，还特别加注为我说明“本诗集译者为当年将陶潜介绍到法国的梁宗岱先生，为我国译诗界前辈”。其实，梁先生为广东新会人，20世纪50年代时便已在广州中山大学西语系任教，他早年曾翻译瓦莱里的《水仙辞》，后在台湾的《星座》诗刊重刊，到晚年因长期研究医药又大有所成，更有“绿素酊”、“宁神”、“草精油”三种成药行世。他的首本诗集《晚祷》我还是在东京神田买到的。

然而，梁、沉两位的种种姻缘，一直到几年前沉樱女士在美逝世后我们才从一些追忆的文章中稍见端倪。在此以前，林海音女士令人感动的怀旧笔触《剪影话文坛》，就曾感叹过一些“没有散文的日子”。这些，一眨眼，已成多年前的事情了。

多年前的人物恩怨，多年前的流浪夜歌，而月光，好像只有一种。

据说歌德第二首《流浪者之夜歌》写于1783年9月3日夜里，那就是著名的《一切的峰顶》，是用铅笔写在“伊尔默瑙”林巅一间猎屋的板壁上的。1831年8月26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的离世之日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尔默瑙”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该诗的最后两句：

等着吧：俄顷

你也要安静。

这两首同题的诗，虽然意旨并不连贯，却足以代表生命里的三种境界。二十七岁时的歌德因家庭勃谿写下第一首夜歌，激越的感情掩盖不住英雄式的疲惫。但到三十四岁写下第二首夜歌时，俨然已有着中年的感触了。他要陈述的是一切峰顶的沉静，一切树尖全无一丝风影，林间的小鸟寂然无声，蓦然间一切静止下来，波涛涌动而海心无声，明月相照默然无言，小鸟沉寂，千树无风。进入老年时，这种感觉便更成为哲理性的境界了。

自从今年4月写完连雅堂与王香禅后，5月无诗，6月无一言，7月无诗亦无言。临近中秋，提笔要给你写一封这样的月下书，充满无奈与内疚。心中一片混乱与迷茫，好像蓦然间你成为了一座非常遥远的岛。而在人生的海洋里不断泅泳的我，总靠不近岸，总觉得在一股逆流里，越漂越远。这真是巨大的反讽，因为多年所依恋、贪图的亦不过是中秋月般的团圆。然而海底不断有水族冒出，伸爪以暴力把你隔成一座非常非常孤独的岛。我奋力向前，一波波的暗流却把我往后推，我以最纯正的闽南语呼喊你的名字，四周回响着如风声般的方言的回音，令人噤声寒栗，顿觉身临高峰的绝顶，寒冷彻骨。流浪者拥有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可怜的身份，一点也不浪漫。因为他的流浪，他必须永远接受别人的收容，在这样的一个月圆之夜，他的哽咽已经再无法告诉你多一点的流浪故事了。90年代开始，他已感受到这种命运的嘲弄与戏剧般的曲折，甚至为如此荒谬的戏剧性而失笑狂歌。狂歌虽然可以当哭，尴尬的身份、褴褛的语言却令人欲哭无泪。

         P087-P089

读完这本书，应该知道所谓儿女私情，其实也是家国大事，正如简幀编散文选时对那篇《十八弦》的评注：“就文化归属而言，美国是张错的‘异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女儿来说，中国却是她的异国。”由于这种文化换位，产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感情，长居在外的我，对祖国家乡不断酝酿出边缘性的渴切情怀，而生长在海外的两个女儿，却以父亲的异国作为她们的家乡依归。

于是我开始发觉，儿女私情其实是我的家国倾诉，同时也是中西两极的矛盾与融洽。我是学比较文学的，也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讲授中西文学比较及中国文学，上述的矛盾与融洽，其实也是一种学术性的历史话语；其中殊相是女儿与我之间的事件，但共相却是天下父母心，我借她们来倾诉，一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到了第二辑，这种家国孺恋之情更为明显。本来我有意以春夏秋冬四季作为文学主旨，作循环复始的叙述，春深写台北，夏至述童年，秋魂怀汉章。另有一篇“冬旅”，本来准备写在华盛顿首府的国会图书馆，找寻梁宗岱遗作的，结果却不知为何，像其他许多散文一样，一直未写出来，但也不打紧，心中一直就怀有一种道家残缺之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种种事件难以成全，皆是正常。另一方面，我常觉中华民族从历史发展而言，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不只因为它能兼容并蓄，更伟大的是这种理念胸襟，就像美国建国理想的熔炉，以及近年强调的“文化多元主义”，至于成败得失，自有青史留迹。尤其是语言，因为它是文化产物，不能独一而存，而文化更是日积月累的成果，无法更改，也无法代替，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过往，就是他的身份名分。

后面的两辑，虽是忆怀或悼亡之作，但对我的重要性一点不逊于前面两辑。梁宗岱是广东才子，但我对他与沉樱两人的兴趣不止于乡情。英人艾克敦(Harold Acton)(他是陈世骧先生的老师)的留华回忆录里，有对梁氏一口流利法语与倜傥神采的描述，令人钦慕不已。但汉章是我的好友，我也是他出道后筹拍种种电影时的“智囊”之一，一直到《怨女》为止，我都为他进露的才华不断欣喜赞叹，可惜他是一颗流星，一闪即逝，只能令人永远怀念。1988年我在台湾地区客座于政治大学与中山大学两校，适巧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夫妇来台，与我故地相逢，倍添欢愉。那年刚巧是他俩结婚十八周年纪念，我写这篇忆怀之作与翻译保罗·安格尔的诗歌《火狐狸之声》时，心里充满欢欣喜悦。他们夫妻俩的恩爱鹣鲽之情，人间少见，自保罗逝世后，华苓的孤独悲苦亦令我神伤。保罗有如一面镜子，给她映照与支持，一旦镜子消失(这种比喻其实非常后弗洛伊德)，她就显露出柔弱的一面。我常捧读她的传真书简黯然良久，甚至垂泪。我希望借上面这篇散文能收入集子的机会，可以让她重温一次旧日欢愉。她现在正努力整理保罗的回忆录以出版，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回忆中，我愿意奉上另一份回忆。

最后，师情浩荡，施友忠老师已九十多岁了，我和他在洛杉矶相处竟也近二十年了。虽说不是朝夕聚首，但我一直珍惜相聚的缘分，他闲云野鹤的性格，多少影响了我处世的心情。老师上课喜欢引用好友郑骞先生编选的《词选》和《曲选》，我特别喜欢元人沈和的一首《仙吕赏花时》，也许可以用来做这篇前言的结语——

休说功名皆是浪语，得失荣枯总是虚，便做到三公位待何如？如今这等时务，尽荆棘是迷途。

便握雾□云志已疏，咏月嘲风心愿足，我则待离尘世访江湖，寻几个知音伴侣，我则待林泉下作樵夫。

“我则待”三字可圈可点，大概亦是人世间一种希冀，一种期待罢了。是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