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是元代早期最负盛名、自成一派的散曲大家。他所创作的散曲有一百三十一首(其中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数十六首),另有残套七首,数量超过了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郑光祖所作散曲的总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意境高远,风格豪放,形象鲜明,语言凝练,音韵和谐,被称为“曲状元”。他的小令[越调·天净沙]和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是其作品风格的典型代表,被誉为“秋思之祖”,是万中无一的曲中佳品。其在元散曲中的地位,有如李白、杜甫之于唐诗,苏轼、辛弃疾之于宋词。他一生创作杂剧十五种,现存七种,最负盛名的是历史悲剧《汉宫秋》。本书的编著者李德身教授,是研究元曲方面的资深专家。该书除收入马致远全部散曲外,又收入其杂剧《汉宫秋》四折,《岳阳楼》、《黄粱梦》、《青衫泪》、《荐福碑》、《陈抟高卧》、《任风子》各一折。加上他精心进行的注释与点评,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搜集最全、评注最详的马致远作品专集。
马致远(约1250年-约1323年),以字行,名未详,晚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青年时热衷功名,曾献诗“龙楼”,奔驰“燕赵”,然未得一官半职。在此期间,开始与大都艺人交往,从事杂剧、散曲创作。中年时期南下杭州,曾任江浙行省务官,后又到豫章(今南昌)、洞庭湖一带行役,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元贞、大德年间,加入“元贞书会”,作品纷出。晚年归隐林泉,一面宣称“闲身跳出红尘外”,淡薄名利,诗酒自娱;同时又慨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而到道教中求解脱。他的作品反映了蒙古时代后期及元朝统治前期汉族士人的共同境遇和心态。其杂剧声名很大,有“曲状元”之称,与关汉卿、白朴、王实甫(或作郑光祖)并称为元剧“四大家”;其散曲语言本色,既“典雅清丽”,又豪宕雄劲,意境宏丽,为豪放曲派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元人第一”。
[南吕]四块玉
凤凰坡①
百尺台②,堆黄壤,弄玉吹箫送萧郎③。送萧郎共上青霄④上。到如今国已亡⑤,想当初事可伤,再几时有凤凰⑥?
[注释]
①凤凰坡:即凤女台,亦称凤台。《清一统志》:“凤女台,在宝鸡县(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此台很高,乃黄土堆筑而成。
②百尺台:百尺高的凤女台。
③弄玉:传说为春秋时代秦穆公之女。萧郎:指萧史,传说为春秋时人,善吹箫,作凤鸣。《水经注·渭水》:“秦穆公时有萧史者,善吹箫,能致白鹄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为做凤台以居之。积数十年,一旦随凤去。”此说本之于汉列向《列仙传》。
④青霄:青天。
⑤国已亡:指秦国已灭亡,含有故国美好岁月已经逝去的意思。一说“国”指后唐。卢润祥《元人小令选》,赵景深先生为之序,以为此曲以弄玉、萧史的故事作喻,写后唐时越娘和杨舜俞的恋爱,后越娘升天,眼望下界的杨舜俞,寄托了故国之思,反映了越娘对国家沦亡之悲痛,故曲中有“到如今国已亡”的句子,因为这句话与弄玉、萧史的故事没有关系,而与《凤凰坡越娘背灯》(赵景深《元人杂剧辑逸》)中越娘说“妾乃后唐少主时人也”有关。录以备考。
⑥“再几时”句:什么时候再有凤凰来听吹箫呢?
[点评]
弄玉、萧史吹箫引凤,乘凤而去的爱情故事,古代有多少文人为之咏叹。此曲头四句,亦写此传说,但看他先用两句点题,接以两句渲染这对夫妇心心相印,形影不离的爱情生活。其中连用“箫”、“萧”和“霄”多个同音字,形成缠绵悱恻、音韵回环的艺术效果,又用一个“送”字,一个“共上”,表现他们之间难以割舍、深沉真挚的爱情,充满神话般的浪漫色彩。着墨虽然不多,却已超逸脱俗。
后三句突作转笔,由欢爱跌入伤怀:从“如今”之“国已亡”,想“当初”之“事可伤”,再想到未来之“几时有凤凰”。今昔对比,天上人间,层层深入,结以反问,写尽了这对夫妻睹今伤昔、好景难再的无穷愁绪。透过字面,更令人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故国之思、沧桑之感。这在咏赞弄玉、萧史爱情题材的诗词曲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曲折地寄托了马致远感叹兴亡的幽情。
P4-5
马致远是元代领袖群英的散曲大家。明人朱权(号涵虚子)《太和正音谱》云:“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呜、万马齐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元人周德清《作词十法》中评其[夜行船]《秋思》套曲,称其词“谚日百中无一,余日万中无一”。近人王国维《元剧之文章》赞其“[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其散曲数量之多,为元代前期散曲家作品之最,超过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郑光祖所作散曲的总和;其散曲地位之高,有点近似于李白之于唐诗,苏轼之于宋词。他特别崇敬陶渊明,还有李白和苏轼,他的散曲带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的气息。他以抒情诗人的笔触,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出元蒙时代汉族文人备受压抑的境遇和心态,表现出不满现实、愤世嫉俗的消极反抗情绪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并以亦俗亦雅、亦庄亦谐的本色语言,或豪放雄劲或疏宕俊逸的艺术风格,扩大曲的内容、适应各种题材的杰出才华,开拓和提高了散曲的意境,确立了豪放一派在散曲中的崇高地位。他在元代散曲的发展过程中,可谓豪放曲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元人第一”。
马致远不仅是元代散曲大家,同时还是杂剧大家。元人钟嗣成《录鬼簿》附有明人贾仲明所补挽词《凌波仙》云:“百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将马致远列于元人之首。明人臧懋循将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置于《元曲选》之首。清人焦循《剧说》更说:“元明以来,作昭君杂剧者有四家,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臧晋叔《元曲选》取为第一,良非虚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则将马致远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列为元剧“四大家”(明人王骥德《曲律》谓“王、关、马、白”为元剧“四大家”,反正马致远与关汉卿、白朴并列为元代杂剧大家是没有争议的)。从马致远的所有杂剧来看,《汉宫秋》在描写爱国精神与美好爱情的悲剧冲突和揭示朝政腐败、奸臣误国导致悲剧发生的思想内容上,在极富创造性地改动了一些历史情节以增强戏剧效果和表达民族意识的艺术想象力上,在运用抒情笔调借景写情、并以悲剧诗情作结的表达能力上,无疑是他最为成功、最有光彩的一部戏。《荐福碑》、《青衫泪》,则都借写文人曲折不幸的遭遇,发泄自己仕途失意的愤慨,虽然都以圆满的结局表现了作者自我安慰的幻想,但是就反映元蒙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和情绪而言,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三部“神仙道化”剧《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和一部“隐居乐道”剧《陈抟高卧》,为他赢得了“万花丛里马神仙”之美誉。尽管这些杂剧中宣扬了全真教浮生若梦、寻仙学道的教义,人物形象塑造和戏剧冲突描写也并不高明,然而其中大量的抒情诗式借景写情的讽世之辞,却表露出他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与愤慨,这既投合了当时文人的心理,也对后来剧坛上出现的许多诗剧式作品有一定影响。总之,他作为一名元代散曲、杂剧大家,能够独树一帜,成就很高,声望很大,博得了世人公认的“曲状元”称号。
如此卓越的元曲大家,也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类似,有关生平经历的文献记载异常缺乏。这除了由于元曲作为新兴的俗文学代表,不像唐诗、宋词作为传统的雅文学受到文人学士乃至整个社会极大关注以外,更是因为元蒙统治集团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汉族士子社会地位低下、不受世人重视所致,故我们只能从元末钟嗣成《录鬼簿》卷上所云“马致远,大都人,号东篱老,江浙省务提举(按:亦作“江浙行省务官”)”得其大概而已。即使如此,后人对此尚有异说。
首先,清人张大复《寒山堂曲谱》提出了“马致远,字千里”之说。但是,元代杂剧作家多以字行,而且古人常以“致远”作字而不作名,因此张说值得怀疑。鉴于此,我们只能说“马致远,以字行,名未详”。其次,关于马致远的籍贯,各种通史、文学史、戏曲史乃至《辞海》,均以《录鬼簿》为据,定为“大都”(今北京),但近年来又出现了(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韭园村”之说,(河北沧州市)“东光县”之说、“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之说,以至各自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考证研讨,至今都未能确证。而从马致远有关作品可以推定他在大都住过多年,因此我们只能说“马致远,大都人”。至于说他“号东篱老”,只是表明他“晚号东篱”,这可从他晚年散曲中多次以“东篱”自称得到证明。再次,关于马致远任“江浙行省务官”,《录鬼簿》未提其任官时间。根据1985年版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三)的考证,时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淮行省辖区调整改称江浙行省之后,大致无误。现代曲学家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证马致远“至大、至治问(1308年一1323年)官江浙,至治末始改官江西”,则与马之卒年考定相忤,不取。最后,关于马致远生卒年,由于资料奇缺,所有关于马致远的论著均仅作大致的推测而无法确定。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以马致远[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残套为元英宗至治改元(1321年)作,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作于泰定元年(1324年),而序中说马致远已死,于是推定马当卒于1321年-1324年问。我们如果揆情度理,当可推定其卒于1324年或稍前。至于其生年,则更难确定,目前所见各家著作都推测约在1250年左右。这是因为马致远在散曲[双调·拨不断]中有“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之句,写其早年在大都追求功名的经历,若从他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后任江浙行省务官上推,则可知他至少在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二十年”曾在大都生活过。至元元年(1264年)以前的十五年左右是对其幼年、少年时期的设想,如此而已。
根据以上所述,结合他的曲作,我们大致可将马致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约1250年一约1285年)“布衣”彷徨期;中年(约1285年一约1305年)任职“漂?白”期;晚年(约1305年一约1324年)“林泉隐居”期。
青年时期的马致远,积极人世,追求功名,尽管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然而对“龙楼凤阁”犹抱幻想,所写曲作豪情外溢,多为慨叹激越之音。他既说“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又说“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表明他已接近势要,终究没能爬上去。他在残套[黄钟·女冠子]中写道:“枉了闲愁,细寻思自古名流,都曾志未酬……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著领巾袍虽故旧,仍存两枚宽袖,且遮藏着钓鳌攀桂手。”这便是他当时热衷仕进、失意待时的心境写照。那首[中吕’粉蝶儿]“寰海清夷”的套曲,说什么“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之类极尽歌功颂德的话,便是他献诗“龙楼”的产物。他为了获取功名,曾奔走北疆,自云“昔驰铁骑经燕赵,往复奔腾稳似船”。但在元蒙贵族统治集团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对汉人士子的排斥打击政策下,他的“佐国心,拿云手”都化作了一场“风波梦”。万般无奈之下,他不禁发出“困煞中原一布衣”如此撕心裂肺的呼号,只好一面以“古人尚自把天时待,只不如且酩子里胡捱”自宽自慰,聊解激愤;一面开始与大都艺人接触,从事散曲、杂剧创作,写出了震动剧坛的借古讽今历史悲剧《汉宫秋》,以及使他赢得“马神仙”之誉的两部“神仙道化”剧《岳阳楼》和《黄粱梦》(据载《汉宫秋》和《岳阳楼》在至元年间已有文人作诗咏赞,《黄粱梦》则系与大都艺人李时中、折花李郎、折红字李二合作),从而奠定了作为“曲状元”的崇高地位。
中年时期的马致远,由大都南下杭州,任江浙行省务官,从“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荐福碑》第一折)的不断碰壁中,好歹得一微职,从此过着“每日画着卯历”、“看州例,议公事”的从政生活;同时还要听从差遣,行役异地,曾经去过金山寺,到过豫章城,直至“结末了洞庭秋月”。小令[越调·天净沙]《秋思》极其精警地写其羁旅愁怀,成为被元人周德清誉为“秋思之祖”的绝唱。就在元贞、大德时期,他加入了“元贞书会”,成为中坚人物,创作了反映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历史剧《青衫泪》、《荐福碑》和“隐居乐道”剧《陈抟高卧》,其中的主人公都闪现着他自己的影子。至于小令、套曲,则更逐情而发,层出不穷。但是,他这个“气盖自来诗酒客,风流平昔富豪家”的汉族文人,经过宦海浮沉,看透官场黑暗,参破人间宠辱,深感“世事饱谙多,二十年漂泊生涯”,终于决心辞职归隐,“乔公事心头再不呈”,从此告别了官场“漂泊生涯”。
晚年时期的马致远,变成了一个陶醉园林、诗酒自娱、啸傲风月的高人隐士,淡泊名利,神往老庄,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间友”的散诞生活。他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做一个“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的大自然主人;认为“半世逢场作戏”,他要“自减风云气”,“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但是,在他不问世事、及时行乐、追求闲逸、远离红尘的外衣下,仍然掩不住那颗难耐寂寞、不时躁动的内心。他无可摆脱地说他“无也闲愁,有也闲愁,有无间愁得白头。”,甚至说什么“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穷,男儿未济中。”。这种思想的矛盾,驱使他到全真教义中寻求精神避难所,以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所以直到至大二年(1309)以后,他还写了最后一部“神仙道化”剧《任风子》(详见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三)。尽管此剧并不见佳,但可看出这位“曲状元”老当益壮的艺术创造力。他晚年最佳的作品,当然就是被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誉为“万中无一”、明人王世贞《曲藻》誉为“元人称为第一”的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其开头两句“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便足以概括其晚年既慨叹人生如梦、应该饮酒享乐,又抹杀帝王将相功名富贵而愤世嫉俗难忘往事的矛盾心态。曲中将诗酒湖山作为人生的归宿,表明其彻悟之后对现实的彻底否定。全曲艺术技巧极其纯熟、老练,造语遣韵均称卓绝,特别是创造了“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王世贞《曲藻》)的独特意境,成为马致远散曲中堪可压卷的代表作。
马致远一生创作了杂剧十五种,现存七种,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历史悲剧《汉宫秋》。他的散曲作品,以今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搜罗最全,计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数十六篇,残套七篇,共计一百三十八篇(辽宁图书馆从明钞残本《阳春白雪》中新发现的马致远套数三篇及补全的三个残套,尚未纳入)。本书则将其《汉宫秋》四折及《岳阳楼》、《黄粱梦》、《青衫泪》、《荐福碑》、《陈抟高卧》、《任风子》各一折,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和套数十七篇(包括一个残套)进行注释和点评,已经足可窥见马致远作品的全貌了。
笔者在为这些作品按题材分类编写的过程中,除了发现马致远终其一生都被“困煞中原一布衣”这一意念所困扰之外,还发现他的某些作品简直无法纳入传统的目类中。例如,他的名作《[般涉调]耍孩儿·借马》,诙谐俚俗,风趣调侃,似可与今日之“讽刺小品”相类,但细加玩味,作者对于马主人爱马如命的劳动者勤劳而又沾染一些习俗世故的喜剧特征,并非意在讽刺挖苦,而是于善意同情之中予以调侃,故笔者只能勉为其难地将其列入“人生百态”之中。这种题材元代散曲罕见其类。作者撰写此篇,其意当在借以抒发怀才不遇之孤愤,但是并不明显,故笔者亦只勉乎其难地将其列入“艺友酬赠”之中。如此等等,不复赘述。读者从中亦可看出,马致远极富创造性地扩大了散曲题材的领域,显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到的艺术匠心。
本书的编写,参阅了许多前辈学者和当代专家的有关论著,吸收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笔者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和教益,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诚挚的敬意。由于国内此前尚无马致远全集评注之类的著作问世,笔者尽管努力作了一些探索,但是至今还有诸多问题困惑难解,加以时间紧促,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学人和广大读者予以教正。
李德身 2004年仲秋
于连云港师专海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