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以写实风格把王充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全面而准确地展示于其人生过程之中，使王充的人生阅历与治学深化的过程相吻合，显示王充学说逐步成熟的脉络。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

第二章 开蒙的世界(14)

第三章 少孤乡里称孝(25)

第四章 从书馆到经馆(36)

第五章 受业太学(50)

第六章 感受光武中兴(68)

第七章 告别求学生涯(80)

第八章 初涉宦海(98)

第九章 “屏居教授”著《讥俗》(115)

第十章 探求宇宙奥秘(139)

第十一章 思索人生遭际(158)

第十二章 颍川归来撰《政务》(177)

第十三章 闭门潜思成《论衡》(201)

第十四章 回首一生诉衷肠(218)

第十五章 悲欣交集的晚年(231)

第十六章 奇书绝境逢生(248)

第十七章 毁誉自古成冰炭(261)

第十八章 玉石于今见伪真(277)

王充大事年表(293)

参考文献(297)

后记(304)

家世与童年

浙江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自古以美丽富饶著称：稻田纵横，河湖交织，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平原的中部，有条江自南而北欢腾穿过，将平原切分为东西两片。这条江上游名剡溪，广聚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山涧清流逶迤北淌；下游古称舜江(今称曹娥江)，长200多里，出峡谷，过盆地，经平原汇人杭州湾。舜江两岸自然环境多姿多彩：群山郁郁葱葱，盆地起伏连绵，平原绿野无垠。相传，舜就诞生于这块充满灵秀的土地上。江流因舜而得名，就是县名也来自舜的掌故：“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日上虞。”①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首次在这里设县时，定名“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隶属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县治所在就叫百官镇。

由百官镇沿舜江南行，便进入长达七八十里的中游河谷地带。河谷东枕四明山支脉，西倚会稽山余峰，两岸青山携手环抱着三四十平方公里的一块沃土——章镇盆地。

东汉建武三年(27)的一天，章镇一户王姓的普通农民家里，生了个男孩。长子的出生，燃起了男主人王诵振兴家业、恢复往昔辉煌的热望，为婴儿起了一个颇有些分量的名字，大名充，字仲任。“充”字主要有两义，一日满、实；二日充任、担当，从所配字“仲任”来看，是取了第二种意思。父母为孩子取名无非寄托着一份讨吉和祝愿的心意，至于日后能否兑现，多半不去认真思量。然而，王诵取名的寄寓，其结果远远超出他所能想像的范围，此子长成后，裁夺文章的本领独步当世。王充，作为一位大思想家名垂古今中外。

王家恢复往昔辉煌的情结是有家世和血缘依据的。王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越地人，《后汉书·王充传》说：“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魏郡元城(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古属赵地，是一块盛行“任侠”之风的土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即活跃在这一带。西汉司马迁考察赵地，此间男人们逞勇好斗，敢恨敢爱，临危赴难，不惜死命的习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著《史记》时专门记了一笔：赵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①。以后，“慷慨悲歌”就成了燕赵之风的代称。赵地侠风之盛，延至后世，历久不衰。唐代有位叫高适的诗人，慕名到邯郸游历，发现古风犹存，传言中的景象一一人目，不由得感慨万千，诗兴大发，作《邯郸少年行》吟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王家的祖辈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尚武慕侠的风俗之中。

燕赵男子强悍好勇的习性，在战事频繁的年头，使这里自然成为征召兵勇的肥沃土壤，尤其是拱卫北方边境的兵力中，燕赵之士多焉。西汉中叶，约于汉武帝至汉宣帝年间(前140-前49)，汉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匈奴南下扰边，汉军防御反攻，多次深入漠北，经过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终使匈奴势力衰微。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次年来朝，汉帝国的北方边境才暂时安定下来。这期间，汉廷倾一国之人力物力应付边事，在燕赵地区大量征兵。王氏先祖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应召“从军”，成为汉王朝抗击匈奴军队中的一员。王氏服役期间戮力疆场，奋死争先，为上下左右另眼相看，未久即晋升为五夫长之类的小官。汉兵制，军人家庭有着世袭的传统，先人从军后，或阵亡或告老退役，其后辈有义务顶其名额继续服役。缘此制度，王家数代接力，前赴后继，奋战于北部边陲。也许是王家性格遗传的关系吧，于军中服役的几代子弟，均表现出“一介勇夫”的素质特征，虽作战英勇，敢于舍命，却欠缺谋略及结交人际的能力，立功的档次有限，官也当不上去，大抵到带兵小头目的位置便止步不前了。  到王充的曾祖父王勇戍边的时候，战事平息下来。王勇因家族“几世尝从军有功”而受到赏赐，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封会稽阳亭”①。

汉代有“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的传统与制度。汉高祖刘邦于五年(前202)十二月，结束垓下之战取得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后，旋即将国家从战争状态转入恢复生产的轨道，“论功行赏”发布了著名的“高帝五年诏”，对功劳不等、职位不同的将士分别给予物质优待。……P1-3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瑾、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斌

2003年春于杭州

人生会遇到许多巧合，至于说这些巧合有没有意思，是否值得说道，全在个人如何看待了。结稿的日子又逢4月。四年前的这个时光，我为《魏晋玄学新论》写下后记，而今却反溯到玄学的上游，为之先驱——王充作传后絮语了。

2002年秋，我离开工作了十七年的浙江省社科院，转调杭州商学院(现名浙江工商大学)。临别前，共事了多年的朋友们叮嘱，有机会还要多合作喽!果然，时隔数月卢敦基兄便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承担“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王充传》的写作。

想着自己探讨玄学时曾涉猎王充学说，王充之研究又系近现代显学，成果汗牛充栋，可参阅资料多多。在此基础上，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一部反映传主学术观点及当代研究成果的传记，应该问题不大。于是，大胆应承了下来。

孰料一经上手，方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论衡》不是一部能够轻易读懂读通的著作，其内容博大、头绪繁多毋论，不少问题的阐述于不同篇章中反复涉及，且有说法不一处。不彻底弄懂，岂敢草率下笔。王充学成果堪称宏富，此有其益处亦不无繁难。这些成果前后经历百余年，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地区的学者持论各有千秋。漏看哪一块，都会心里不踏实。最难者还属作传的资料与体例。《后汉书·王充传》不足三百字，加上《论衡·自纪》中自述经历的千余言，这些几乎就是王充生平材料的全部了。以往的成果，多为思想研究性文字，有数的几部传记无不简略为之。周桂钿先生的《王充评传》属于最厚重的一本。但它采取了前小部分考辨生平，后大部分论述思想的体例，总体上仍算一部论著。有鉴于此，“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组织者认为情况特殊，曾允我便宜行事，可写成一部论述体的传记。我最初也是如此设计的。

然而，在准备材料过程中，我还是心有不甘。一则，“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有着“以时间为序，使传记首尾条贯……形成丰富的写实的文字”之统一体例，冒出个“例外”，总不谐调；二则，越是前人未做过的事情，越具有挑战性，也就会有所创新。选择“统一体例”一路，即意味着必须面对两个难点并加以解决。

动手动脚找东西。生平资料有限，发现新材料须另辟蹊径，办法是效王充“以子证经”之法，还治王充其身，换个视角从《论衡》中搜寻素材。如书中关于花鸟鱼虫、山川日月、象耕胥涛、雷火天龙的记载，反映了他自幼善观察、勤积累的天性；其评论班固、贾逵、杨终等人的文字，讲述射策考试的内容等等，可视为在太学就读经历的写照；至于大量批评官场习气、佞人可恶的篇章，正是他数次宦海沉浮过程的缩影与诉说……

苦思冥想排布局。尽管翻阅了不少资料，在王充一生中能确认的纪年还是只有五个：“光武三年”、“永平二年”、“建初元年”、“元和三年”和“章和二年”，算是粗粗搭建了他人生履历的框架。此外，王充本传与《论衡·自纪》中所载的县、府、州人仕顺序，以及《讥俗》、《政务》、《论衡》、《养性》几部著作的成书先后，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根据这些要素，可大体确定王充生平活动的时空坐标。然怎样将《论衡》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全面而准确地展示于人生过程之中，还有一个根据写作需要谋篇布局的问题。这正是铺展章节内容的匠心所在——如何使王充的人生阅历与治学深化的过程相吻合，合乎逻辑地显示王充学说逐步成熟的脉络。书中设专章讲述了王充自幼深受吴越文化熏染的情形；将治学观的成熟安置于太学毕业之际；撰著《政务》一书考证在颍川归来之后等等。如此结构，诚若王充“大事年表”的说明所言：可看作大致上的履历时段，未敢以事事对“年”入座的严格眼光视之。然如此编排不无依据，亦有必要，它与传主丰富而曲折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应节合拍。

“以时间为序”、具有写实风格的《王充传》，总算可以交稿了。尽管，比之其他生平资料浩瀚的“文化名人传”来，仍显得思想展现较多，不过，何不视此为王充的风格使然和价值所在呢!

没有亲朋好友的无私襄助，我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应命完成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先生于我亦师亦兄，几年前治玄学时，就得到他的鼓励与指点。这次，他更以王充研究专家的优势，不仅出借大量资料，更畅论王学始末，令人眼界大开。他对《论衡》诸多文句随口背诵的功力，让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学然后知不足”的触动。

有意思的是，改稿进入尾声时，我于杭州召开的“当代儒学国际研讨会”上，巧遇海峡两岸两位王充学大家。自开笔之日，周桂钿先生的《王充评传》等几部著作便始终置于案头，时常翻阅，可谓熟读。然周先生并不认识我这个后学。那天见面，先生问起做哪方面研究，我故作神秘地说，周学。先生大异，什么周学?周桂钿之周学呀!两人相视大笑。随后即向先生请益。时间虽短，先生却给我留下如是印象：治王充之学而习染王充之风也。

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先生于巨著《汉代思潮》中，对王充非议颇多。此次会面，我专门请教：何以对王充意见不少?龚说，也不是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王充的思想及其水平并不若近年中许多学者所拔高的那样。王充不失为了不起的思想家，但要实实在在地认识、评价他。这个回答，使我对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看法，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如同《魏晋玄学新论》的写作过程，夫人夏小梅“敲声依旧”，承担了全书的誊清工作，兼作书稿的“随行”读者及“评论员”。她虽非学者，但爱好传统文化。我治玄学，她本好之；我写王充，她又成王充迷，不仅收集了许多资料、信息，更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不断给我充电。本书于兴味盎然中完成，得此之益多焉。

一个不经意的机缘，我加入了浙江图书馆的“重点读者服务处”。服务处的陈天伦老师在为我借书阅书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还不时寄来有关王充研究的最新动态。图书馆能对读者如此惠助，就不仅仅让人生出望外之喜且心存感激了。

在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的岗位上，我告别了过去主编《观察与思考》刊物时“采、编、审”全程操作的繁忙角色。社内编辑们各负其责，承担了具体的编务事宜，使我在把握公务节奏之余，抽出一定时问安心于写作。这真是一段工作与治学水乳交融的愉快时光。书稿虽然脱手，诸位同仁的支持与理解之情却是长存心间。当又要离开杂志社转赴人文学院工作时，我是一步一回头的。

徐斌

2004年4月30日草毕于杭州

本以为书稿通过专家评审，交予出版社后便万事大吉，只等着品闻墨香了。未想遇到了一位认真而严谨的资深编辑——陈巧丽女士。她逐字逐句地校勘之后，笑盈盈地对我提了个要求：将所有的引文再核对一遍；凡属近现代出版物，最好根据权威版本全部补注页码。就这么一句话，让我不知跑了多少趟杭州的各大图书馆，2005年的春节时光也悉数搭进。此番查补真是不虚此行，避免了不少纰漏自不待言，更可宝贵的收获在于，对有关文献的情况愈加熟悉了。一位好的编辑，不仅能让一部书稿的水平提升，还能激励作者的治学境界上一个台阶。信哉，此言!

2005年春节补记

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

——章太炎

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