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语世界关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一本新著，伯克以年鉴学派几代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的演变为线索，试图通过对1929-89年这60年间年鉴学派的发展、演变的考察来分析和评价年鉴学派的史学成就。系统地梳理了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并且对年鉴学派的成就和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和年鉴学派有密切交往的英国历史学家，其著作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年鉴学派。

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史，考察了这一史学研究群体自《年鉴》杂志1929年创建之日起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毫无疑问，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在所谓“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年鉴群体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了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开创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如问题导向的历史、比较史，历史心理学、地理史、长时段史、系列史、历史人类学等等。

彼得·伯克区分了年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的三代学人。第一代包括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他们与传统史学体系开战，创建了《年鉴》杂志，鼓励跨学科合作。第二代由布罗代尔主导，他已经被誉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第三代包括杜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当代著名史学家。伯克的分析丝丝入扣，简明扼要，年鉴运动的关键经典与支脉源流均一览无遗。

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 刘永华／1

鸣谢／1

导论／1

第一章 历史编撰学旧体制及其批评者／1

第二章 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6

一 早期岁月／6

二 斯特拉斯堡／10

三 《年鉴》的创办／15

四 年鉴派的制度化／20

第三章 布罗代尔的时代／27

一 《地中海》／27

二 后期布罗代尔／37

三 计量史学的兴起／48

第四章 第三代／60

一 从地窖到顶楼／62

二 系列史的“第三层面”／68

三 反动：人类学、政治、叙事／73

第五章 全球视野下的年鉴派／88

一 接纳年鉴派／88

二 结清账目／99

术语表 年鉴派的语言／105

参考文献／110

索引／135

费弗尔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像布洛赫一样，在完成其历史地理学的旧计划后，费弗尔将其兴趣转向集体态度，或是他有时(像他的朋友亨利·贝尔)称之为“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在他的剩下的生涯里，他将其严肃研究集中于文艺复兴史与宗教改革史，尤其是在法国的情况。

他研究生涯的这一阶段，开始于四场讨论法国早期文艺复兴的讲座，一本路德的传记，以及一篇讨论法国大革命起源——他认为这是个“提得不好的问题”——的商榷文章。所有这些文字的焦点都是社会史与集体心理学。

比方说，那些讨论文艺复兴的讲座驳斥了文学与艺术史学家(包括其老导师爱弥尔·梅尔)对这一运动作出的传统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内部的演变。费弗尔反倒对这一“革命”提出社会的解释，强调也许可说是对新思想的“需求”，与弗朗什—孔泰的论文一样，强调了市民阶级的兴起。

同样，费弗尔讨论宗教改革的文章，批评教会史学家在处理这场运动时，在本质上关注的只是制度的“滥用”及其改革，而不是“宗教感的深刻革命”。根据费弗尔的意见，这一革命的原因还是市民阶级的兴起，他们“需要……一个清晰的、理性的、人性化的、温情脉脉的兄弟般的宗教”。诉诸于市民阶级的做法，现在看来有点取巧，但力图将宗教与社会史联系起来仍然是激动人心的。

读者可能很吃惊地发现，在其生涯的这一关节点上，费弗尔居然会撰写历史传记。然而，作者在路德研究的序言中指出，它并不是本传记，而是试图解答一个难题。在这里也就是“存在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的倡导与社会的限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注意到1517年存在着路德的潜在追随者，仍旧是市民阶级，这一群体正得到“新的社会重要感”，对教士在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位置感到不适。不过，费弗尔拒绝将路德的思想化约为市民阶级利益的表现。相反，他争辩说，这些创造性的想法并不总是与其社会处境相吻合，它们必须由路德的追随者，尤其是梅兰奇霍恩，根据市民阶级的需要与心态进行调整。

现在应已显而易见的是，某些中心主题在费弗尔的著作中不断重复。在其对个人的迷恋与其对集体的关注之间有着创造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同样表现于，他一方面对编撰宗教社会史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却强烈拒绝将精神态度与价值仅仅化约为经济或社会变迁的表达。

P14-15

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rie)——有时人们这么称呼它——至少像新烹饪(la nouvellecuisine)那么名闻遐迩，那么有法国味，那么聚讼纷纭。不少新史学著作的作者，都属于与一份杂志有渊源的一个独特群体。这份杂志创办于1929年，最便利的称呼是《年鉴》。圈外人为强调他们的共同之处，一般称这一群体为“年鉴派”，而圈内人则强调这一群体内部个人的路数，常常矢口否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

居于这一群体核心位置的，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比较靠近边缘位置的，是恩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维拉、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尔·伏维尔。这四位杰出史学家之所以被置于核心圈之外，是因为他们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在维拉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罗兰·莫斯涅和米歇尔·福柯处于边缘甚或边缘之外的位置。他们之所以在本研究中稍稍露脸，是因为他们的史学兴趣与年鉴派成员有着共通之处。

当初创办这份迄今已超过六十年的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新式史学，至今它仍在鼓吹革新。《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可扼要总结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等合作。正如费弗尔以其富有特色的祈使语气指出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地理学家，也必须是法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总是告诫要“打破自我封闭的局面”，并与狭隘的专业化作战。同样，布罗代尔《地中海》的写作之所以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其目的在于“证明历史学所能做的，并不仅仅是研究筑有围墙的花园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评价年鉴派的成就。这一学派常被外界视为一体化的群体，拥有统一的史学实践：在方法上采用计量，在推论上惯用决定论，对政治与事件抱有敌意，或充其量是毫无兴趣。这种对年鉴派的刻板印象，不但忽视了这一群体不同个体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一直以来的发展。也许不应该称之为“学派”，而是称之为年鉴运动。

这一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学、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二战以后，这些造反者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在这个运动的第二阶段，它更为名副其实地像是个“学派”，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这是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的一个时期。

这一运动史上的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其特，正是零碎化(emiettement)。至此，这一运动的影响声势如此浩大，以致它一度拥有的许多独特性已不复仔在，在法国尤为如此。只是在同外的仰慕者和国内的批评者看来，它还是个统一的“学派”。这些批评者一直责怪这一运动低估了政治史和事件史的重要性。近二十年来，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

因此，年鉴派的历史，可以诠释为三代学人继替的过程。它也显示出统一的周期过程：今日的造反者转变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的对象。尽管如此，若干基本关注点延续至今。的确，这份杂志及相关之人，提供了我们这个世纪所能看见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问富有成果的互动的最为持久的一个例证。我之所以选择讨论它们，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这个对年鉴运动的简短考察，力图跨越若干文化边界。它试图给英语世界解释法国的东西，给后辈解释20世纪20年代，给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解释历史学家的实践。我的叙述本身使用历史的方式来组织，并试图结合编年的体例与主题的体例。

这种结合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历史写作的其他场合——在于所谓的“非同时性中的同时性”(contemporaneity 0f the non—con—temporarv)。比方说，布罗代尔即使到了他漫长一生的晚年，依然对新思想出奇地开放；尽管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筹划《地中海》，到20世纪80年代他编撰讨论法国的论著，他从未根本改变他看待历史的方式，也确实从未根本改变撰写历史的方式。基于这一原因，拘泥于年代顺序是毫无必要的。

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它并不奢望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的学术论著，我希望21世纪会有人来做这份工作。这样一种研究工作必须挖掘我没能看到的资料(像是马克·布洛赫的手稿，或是费弗尔与布罗代尔的未刊信件)。它的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历史编撰史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具备20世纪法国史的专业知识。

我想写的东西颇为不同。它是更富个人色彩的论著。我有时将自己说成年鉴派的“同路人”，也就是说，一个(像许多其他外国历史学家一样)受这一运动启发的局外人。近三十年来，我相当紧密地追随着它的命运。尽管如此，剑桥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还是远到了足以(由我来)撰写一本评价年鉴派成就的史书。

尽管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基本上不会谈到运动的这一侧面——比方说，索邦与高等研究院之间的竞争，或是为控制职位和课程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制了撰写布勒瓦·拉斯派尔街54号(译注：人文科学中心与史学研究中心所在地)居民——他们的祖先、联姻、派别、庇护与被庇护的网络、生活方式、心态等等——的民族志研究的诱惑。

相反，我将集中关注这一群体的成员们编撰的主要专著，并试图评估它们在历史编撰史上的重要性。听来悖谬的是，我们是通过专著而不是论文，来展开对这一运动的讨论的，而这一运动是以杂志为中心开展的。然而，正是这么一组专著，从长远看来(对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

在讨论这一运动时，人们常常像是在将它等同于三四个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的成就固然是洋洋大观，但如同许多学术运动那样，这也是个集体的事业，许许多多人都曾为这一事业做过有意义的贡献。这一点在第三代最为明显，但在布罗代尔时代和创建者时代已然如此。早在1936年，团队作业便已是吕西安·费弗尔的梦想了。战后，它变成了现实。法国史合作研究计划，包括了社会结构史、农业生产史、18世纪书籍史、教育史、住宅史和以电脑为基础的19世纪征兵的研究。

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对年鉴派的回应——包括热烈的或是批评的回应，讲述它被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学科接纳的过程，并试图将它放置于历史编撰史上进行定位。我的目标(尽管本书相当简单)是让读者将这一运动视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