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遭受屈辱和痛苦的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19世纪30年代起,英、法、美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并赋予奴隶同等的公民权,为什么直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还在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而呼号?对世界上一切有色人种的歧视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至今影响着全球格局的这种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从何而来?传统的教科书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关于奴隶的情况是完整而真实的吗?

奴隶制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既能影响劳动的表达：一切体力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劳动；也能影响社会和政治的表达：白人天生是自由的，黑人天生是奴隶。这是一种腐败制度，因为主人和奴隶都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关系：主人的侮辱、依附主人和顺从主人构成了奴隶存在的理由。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千方百计调动知识界和哲学界的舆论来揭露奴隶制度。而启蒙运动的哲学则从道德角度谴责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甚至触动了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默契、和谐之上的社会联系。

前言

第一章 黑奴贩卖之旅

 长途贩运的组织

 搜捕黑人

第二章 关于种植园里的生活

 工作和死亡

 工头的作用

第三章 废奴主义的起源

 天主教教会和奴隶制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

 新教徒的觉醒

 改善奴隶的命运

第四章 政治辩论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

 奴隶贸易的禁止

第五章 十九世纪的废奴主义

 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辩论

 共和理想和废奴主义

 对殖民政府的谴责

 奴隶制废除之前的殖民地

第六章 1848年：奴隶制的废除

 法国奴隶制的废除

 在各殖民地的废奴运动

 移民与劳动

第七章 公民学习

 第一次普选

 1946年对平等的要求

 大事年表

 译名对照

奥劳达·埃基亚诺，奴隶

奥劳达·埃基亚诺于1745年出生在比亚法拉的一个姓依波的富裕家庭，十七岁时被奴隶贩子劫持，运到了贝宁，后被运到了巴巴多斯，随后被带到弗吉尼亚州，最后又被带到了英国。从1783年到1797年他死的时候，他是反对奴隶贸易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一天，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活儿，只留下我和亲爱的姐姐看守家门，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翻进我们家的围墙，不等我们叫出声或者自卫，他们就用刺刀顶住我们，很快地把我们带进最近的树林子里。他们把我们的双手绑住，又把我们运到非常远的地方，直到天黑，我们走进一所茅屋，强盗们停下来休息并在那里过夜。他们这才为我们松绑，但我们已经不能动弹了，什么也不能吃。由于极度的疲倦和悲伤，我们只有在梦中才获得平静，只有睡梦才使我们稍稍忘记了自己的不幸。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了茅屋，又整整走了一天。我们长时间地步行，穿越树林子，来到了一条我以为认识的大路。当时我有一丝被放走的希望，因为我们走了不多的路，我在不远处看到了几个人，我开始大叫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喊叫的结果是他们把我绑得更紧，还用刺刀捅我，又把我塞进一个大口袋。他们也用刺刀捅我姐姐，绑住她的双手。就这样我们一直走到这些人消失为止[……]。

一群神情绝望的、不同肤色的人

当我到达海边的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大海和一艘抛了锚、正等着装货的帆船。这一幕令我无比吃惊，旋即又令我无比害怕——人们把我送上了船。有几个船上的人让我转身，又让我左转右转，看我的身体是否结实，当时我确信自己进入了一个魔鬼世界，确信他们要杀我。他们的相貌跟我们的大不相同：长着长头发，他们的语言(跟我以前所听到的毫无共同之处)更加强了我的想法。说真的，在这一刻我所看到的和害怕的真是令人恐惧。即使我拥有一万个王国，我也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用我的命运与我家最悲惨的奴隶的命运互相交换。我环顾船上四周，看到一个好似一盆熔化了的铜水的大火炉，和一群不同肤色的、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人，满脸是绝望和沮丧的神情。我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命运。我受到了恐惧和焦虑的双重打击，倒在甲板上不省人事。当我稍稍恢复神志的时候，看到边上有几个黑人，我想就是他们把我带上船的，人家因此而付给他们钱。他们朝我说了几句鼓气的话，但是毫无用处。我问他们这些红面孔、长头发、满目凶光的白人是不是会吃了我们。他们说不会。一个船员递给我一小杯白酒。但是因为他让我害怕，所以我怎么都不肯接受。有个黑人从他手中接过杯子递给我；我喝了一小口，本来他们等着我振奋精神，可是我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感觉，惊骇异常，因为在这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尝过这类酒精。不久那些把我带上船的黑人走掉了，让我掉进了绝望的深渊。

于是我看到自己被剥夺了重归故里的一切机会，甚至连返回海岸的最小希望也没有了。现在海岸对我来说显得友善。我甚至还觉得从前的奴隶生活条件远胜于目前的处境，它充满了各种恐怖的事，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让我长时间地表达悲伤的心情；很快我被推进了统舱，我的鼻孔被怪气味刺得直呛，这可是它们生平头一次遭遇到这种气味，这种令人恶心的臭味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使我病倒而且衰弱得既不能吃饭也没有任何胃口去尝任何东西。我失去了所有希望，唯有请我最好的朋友——死亡——来解脱我；但是很快有两个白人给我送来了食物，这只能增加我的痛苦，遭到我的拒绝后，其中一个使劲抓住我的双手，把我按在大概是袋状敷网上面并把我的双脚绑在上面，而另一个则用鞭子死命地抽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受如此对待。尽管我根本就不熟悉水性，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还非常害怕，但要是能够跨越渔网，我准会跳进大海，可是根本就不可能；再说，整个船队都密切地监视着统舱里像我们这样没有拴上铁链的人，怕的就是我们跳海；我看见几个可怜的非洲囚犯因为企图跳海而被严加惩罚，因为拒绝进食而挨那雨点般的鞭子。此外这也是我的遭遇。过了不久我在被链条锁起来的囚徒中发现了几个同乡人。这稍微让我感到宽慰。我打听这些白人准备怎么处置我们，同乡告诉我，人们要把我们运到这些白人的国家，让我们为他们干活。这让我振奋起来，我心里想，干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的命运并不是如此可怖。不过我还是继续担心他们杀我，这些白人的相貌和举止是一个野蛮的标志；因为我在我们的人中从来就没见到野兽一样残暴的人。他们不仅如此对待我们黑人，也这样对待某些白人。特别是有一次我们被允许待在甲板上，一个白人在靠近前桅杆的地方被人用绳子凶残地抽打，直到被打死；随后他们把他扔进海里，好像扔一头牲口。这件事让我更加害十白这些人。我不停地向我的同胞表达自己的担心和惧怕。我问他们，这些人是否只有这件凹陷的东西(帆船)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告诉我不是的，他们的国家在非常远的地方。

(奥劳达·埃基亚诺，《关于奥劳达·埃基亚诺生活的有趣故事，奥劳达·埃基亚诺本人著》，伦敦，1789年，巴黎，1983年，第19—33页)

P24-28

众所周知,在欧洲历史上,1848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在许多国家,革命风暴动摇了旧秩序的基础。对社会正义、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与民族的憧憬相融会。这是“人民的春天”。“再没有国王了,明白吗?整个大地都是自由的!整个大地都是自由的!”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在《情感教育》中呼喊。在法国,第二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想把这种对自由和对民主的希望写进法律。在欧洲的边境线以外,在法国殖民地,有几十万个妇女、男子和儿童是奴隶。共和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受这种对法律对理性的粗暴践踏。1848年4月27日政府颁发了在所有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同年3月5日,政府已经赋予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权。

废除奴隶制和全民选举权的两项法令在殖民地奠定了现代政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公民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全都是有理性的呢?在殖民地,这个问题带出了其他的问题。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指出的那样,选举权就像自然法那样被理解,但是,奴隶主义已经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让人认为黑人是天生的奴隶,因而是没有理智的人,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样的问题:解放的奴隶是否是完整的公民、还停留在儿童期的黑人能否行使他们的自然权利?在殖民地,完全公民权和社会平等是非常缓慢地被获得的。在最初的几个月,已获人身自由的奴隶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令人泄气的。有权势的人依靠暴力,依靠选举舞弊,还依靠恐吓来维系他们对社会的控制。获得解放的奴隶们因为一条特别法律而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然而在劳动问题上他们还是被排斥在法国本土的法律之外。一个世纪后,即1946年,殖民地法才被最终废除。所有的老殖民地也就成了法国的海外省。原则上社会平等被宣布了,但是否可以说社会平等已经真正实现了?

在法国介入奴隶贸易的时候,法国已经是一个强盛的殖民地宗主国了。1716年1月,法兰西王国的所有商人都被允许从事“黑奴、金粉以及他们能够在非洲海岸获得的一切其他商品的贸易”。王朝制定了一条三角贸易的真正法典。法国凭借其殖民地的种植业,很快就成了蔗糖的第一出口大国和排列在英国和葡萄牙之后的奴隶进口第三大国。“乌木”(那些被整船装运的人被称做“乌木”)代表了一种利益丰厚的投资,许多从事这一投资的商人绞尽脑汁发财致富。但是,如果说圣马洛、鲁昂、马赛、莫尔莱、布雷斯特、巴约讷是参与了奴隶贩卖的话,唯有南特、拉罗谢勒、波尔多与勒阿弗尔这些城市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黑奴贩卖港口。财富积累起来了。

胡克·托马斯估计,经法国贩卖的非洲奴隶的数目大约在一百二十五万。如果说历史学家并不同意这个数目,那么他们重新描绘了奴隶贩卖的所有路线、奴隶在种植园里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反抗方法。一经交易,奴隶的身上就被烫上了烙印。在船上,黑人们被层层叠叠地堆起来并锁上铁链。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五左右,传染病吞食着囚犯、甚至船队的生命。奴隶们一旦到达种植园,就必须服从路易十四于1685年签署的黑人法典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在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奴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奴隶们奋起反抗并且逃跑,换句话说,他们逃离种植园,去单独生活或者群居,有时候甚至建立了真正的公社。

1788年在巴黎成立的黑人之友会要求立即废除奴隶贩卖,并且逐步地废除奴隶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反对奴隶贩卖,但是他们并不对殖民主义制度本身提出质疑。1794年2月4日,第一次废奴遭到了殖民者和贩奴船主的反对。但是一些奴隶已经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起义。瓜德罗普岛从1794到1802年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自由期。1802年岛上的武装力量重新恢复了奴隶制。波拿巴·拿破仑于1802年恢复了奴隶制,但是因为1791年在海地爆发了奴隶起义,海地共和国于1804年1月1日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起义者的胜利证明,黑人是自由人,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在英国的影响下,奴隶贸易于1815年被禁止。不过,奴隶贩子却因其利润丰厚而乐此不疲。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千方百计调动知识界和哲学界的舆论来揭露奴隶制度。奴隶是一个人,可他整个儿是其主人的财产。“反公民”的地位将奴隶排斥在一切社会生活之外。司法程序(黑人法典)和政治机构(殖民地位)把奴隶变成了完全被剥夺权利的人类。他的所有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全都由其主人来安排,而奴隶的主人是受到国家支持的。在殖民地,例外的司法结构就是规则。奴隶是一件商品,一件财产,他能够跟其他财产一样获得价值评估(于是某个奴隶就等值于若干条枪)。奴隶制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既能影响劳动的表达:一切体力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劳动;也能影响社会和政治的表达:白人天生是自由的,黑人天生是奴隶。这是一种腐败制度,因为主人和奴隶都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关系:主人的侮辱、依附主人和顺从主人构成了奴隶存在的理由。启蒙运动的哲学从道德角度谴责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甚至触动了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默契、和谐之上的社会联系。

废奴主义思想抨击一种否定群体人道的论调。然而,废奴主义理论本身只注重从道德层面上对奴隶贩卖和奴隶制的揭露,因而低估了后者创建新形式奴役制度的能力。法兰西民族把一体化原则视为社会平等的条件,正值第二共和国想宣布平等社会要降临法兰西民族之际,殊不知第二共和国又把自己永久性固定在后奴隶主义社会之中了。

在共和国宣布的平等原则和在后奴隶制社会中维系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之间似乎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没有人相信白人和黑人之间会有平等,没有人相信黑人能融入法国社会。因此说,社会平等跟不上反奴隶主义思想的步伐。

白人优等说的种族主义偏见依然盛行,废奴主义思想不知道该怎样去终止这种偏见。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意识形态越来越根深蒂固,还披上了一层伪科学的合法性外衣。在历史上1848年法令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它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建筑在对一个群体奴役之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为这种奴役直到那时仍然因为这个群体是黑人而合法化。在两个世纪中,奴隶制铸就了人们的观念和想象。在这种人种偏见的基础上社会被分成若干等级。在殖民地,社会想象依然受这种人种等级的统治。废奴主义者对共和国的爱戴可以调和社会阶级和社会等级,可他们却受到了充满各种冲突的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反对。

对于这些社会的居民来说,通往事实上的公民权不仅仅是与法的精神相一致的公民权,而是意味着对他们融入社会的承认。这些女人和男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就因为他们是奴隶、黑人、殖民地人。尽管他们被排除在平等者的社会之外,但是一遭被承认是公民,他们就通过自己代表的声音要求更进一步地融入法国民主社会内部。为了使从奴隶制通往公民权和平等的道路既有利于奴隶的解放又有利于殖民化,也为了使这个过程不停留在纯粹的可能性上,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地位的改变,而是一次真正的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白人社会。甘蔗种植园曾经是白人化的模子。宗教信仰迥异、操不同语言和有不同文化的女人男人由于在小片土地上被历史降级,他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语言和几种新的信仰。非洲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以及欧洲人,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发生了碰撞,由此诞生了一种白人化的混合文化。今天,回忆历史的责任落到了奴隶的后代身上。他们要求把自己为自由的拓展和对政治民主的拓展的贡献写进历史。

在多文化和少数民族在国家中地位等问题被提出来之际,那些在1848年成为公民并选择在1946年融入法兰西共和国政治社会的成员的历史,特别能让关于法国民主的辩论清晰。这些公民的历史和奴隶制以及他们种族的、文化的、政治的、象征的遗产继承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这段从奴隶制到公民权的历史,从反公民地位到公民地位的历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民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