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游学者边走边看边想边说的书籍。本书收录了“被玷污的祭坛”“都是拍卖惹的祸”“追悔莫及错在当初”“谁动了明星的奶酪”等随笔，描述了作者在上海的的所见所闻所想。这种无拘无束的风格和发自内心的对周围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值得每一个读者深思。

这是一本游学者边走边看边想边说的书籍，这种无拘无束的风格和发自内心的对周围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值得每一个读者深思。全书收录了“被玷污的祭坛”“都是拍卖惹的祸”“追悔莫及错在当初”“谁动了明星的奶酪”等作品。

初到野马浜(代前言)

关于我

我和小刚是亲戚

基地、会战与军事共产主义的滥觞

在轮回中被错位的弱者与强者

被玷污的祭坛

何必四必与何必不四必

关于上海

假如足球是方的

都是拍卖惹的祸

兑水时节

尴尬的城乡结合部

调查的困惑与困惑的调查

媒体应当学会平视

追悔莫及错在当初

又到清明细雨时

莫把公园当公司

被冷落和曲解的中介

谁动了明星的奶酪

用社会干预降低自杀率

莫把民工当贱民

“超女现象”的另一面

被冷落的乡村医疗卫生

青菜谋杀了兔子

智障残疾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容侵犯

医生走穴——医疗改革中的误区

关于游学

与君寻梦到徽州

——徽州民间私约及民事习惯第一次调查侧记

乡规民约代有承传——海南发现古代民约禁碑

中国文物拍卖中长期制度建设

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结合操作中的若干问题

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

止水微澜

国学在法学中的应用——“刑”、“法”、“律”的另类视角

田涛个人总结(代后记)(2002年5月—2005年5月)

在轮回中被错位的弱者与强者

在西北的时候，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内容很简单，说的是有一天，一个人问一个放羊娃："你为啥放羊?"放羊娃答道："挣钱!"又问："挣钱干啥?"放羊娃回答："娶个婆姨!!"那人接着问："娶个婆姨干啥?""生个娃!!!"放羊娃又回答。于是那人又问了一句："娃长大了让他干啥?"放羊娃挺直了腰板回答："放羊!!!!"在放羊娃的眼里，这样的回答是应该理直气壮的，这是他的理想，他的志向。

在北京的时候，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内容有点玄，说得是当年拉车的骆驼祥子和虎妞生的孩子其实没有死，只是难产而已。有人问祥子："这孩子长大你想让他干啥?"祥子想了想，挺直腰板说："说什么也不让他拉车了。我要让他开车，开四个轱辘的汽车。"祥子说的时候，当时心里有点犯虚，其实这也是他的理想，他的志向。

放羊娃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十有八九是接着放羊，因为只要有可怜的草原、可怜的羊群和乐于吃羊肉的人们。不曾想祥子的孩子们长大了以后，还真的开上了四个轱辘的汽车，因为只要有路，只要有不得不外出的人们，只是祥子的孩子们被大家取了个新名--"的哥"。

不久前出台了一个与交通有关的法律，按照立法者的意图将开车的人视为强者，因此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尽管可能是由于行人违规，但仍然先行推定由驾驶汽车的一方承担责任。理由很简单，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机动车是危险源，因为无论如何都是车撞了人而无论如何不能是人撞了车。当然，当机动车撞了人的时候，丝毫不顾及生命的价值，而主张撞了白撞的说法是不值得考虑的，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尊重人权，极尊重生命权，极尊重人的价值的时代。但是细想回来，开车的原来也是人，我们也应当给予尊重，当然如果不是人在驾驶车辆，而是车辆在驾驶人，那就好办了，那就简单了，那样就都得到了平衡的尊重和尊重的平衡。我不知道我们的立法者在出门的时候是步行，还是乘车，但是显然他们对"的哥"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

我诸多"的哥"朋友中的一个，不久前去加油站加油，汽油加满以后，汽车再没有被开动起来。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辛劳，使我的"的哥"朋友将他的生命中的最后一滴油燃烧殆尽。前不久还有一个"的哥"朋友，在十字路口碰到了红灯，于是把车停了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方向盘里，停止了呼吸。路口的红灯灭了，绿灯亮了，而这位"的哥"朋友没有能够再发动汽车，在他的生命里永远没有了绿灯。还有一位"的姐"，我不知道是不是祥子的女儿，在一天开了十二三个小时的车以后，筋疲力尽的她回到家中，为家人炒菜做饭，劳累和困倦让她把炒菜油直接倒到了火上，却不知道她还没有来得及在火上放一个炒菜锅，于是她的上半身被重度烧伤，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她还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够交清出租公司的高额车份，怎样才能凑齐她的女儿因为《义务教育法》而必须交纳的"义务"。我无论如何不解的是，从何时起，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祥子和虎妞的后人们，那些每日奔波于城市里纷乱的街道上的"的哥"们突然变成了强者。"忽如一夜春风至，强者如今做的哥"。

我听说如果在铁道上火车撞了违章穿行的汽车时，那责任应该是汽车的，尽管火车看上去像一个强者，但是危险是源于汽车的，何况火车要沿着轨道行驶，无法躲避，无法让道。但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如果撞上了违章穿行的行人时，那责任应该还是汽车的，因为汽车尽管无法躲避，无法让道，但是你可以翻下公路，驶入逆行，因为你是强者。其实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或者行人，真正的安全应当是各行其道。据说，在外国有的地方发生了机动车与违规的行人相撞，还是要根据责任进行赔偿的划分，而且这样的划分还需要相对成熟的保险制度的建设。

假设在家庭中，按照一般的情况，男性应当是强者，起码根据骨骼和肌肉的发育，这样的划分就有一点科学的成分。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在今后的法律建设中明确规定，只要在家庭中发生责任划分，根据骨骼和肌肉的发育，可以先行判断男性为强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然在医疗纠纷中，医生是强者，更何况有的医生手里还拿着包括刀、剪在内的金属器械，今后应当考虑在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仅将举证责任交给医院一方尚不完整，应当推定由医院一方必然承担强者应付的全部责任。在商场购物的时候，售出的一方是强者，买受的一方是弱者。在发生行政纠纷的时候，谁是强者呢，谁是弱者呢……很多情况下，强者和弱者是属于社会多元判定的范畴，如果我们将这些全部交给法律加以框定，那么我们的尚不健全的法律便显得更加脆弱。法律应当向弱者倾斜，但是法律保护的首先是社会的秩序，法律维护的首先应当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小的时候，我学过一首童谣，说的是错位和颠倒，至今我还能记得其中的几句："我碰见一个人在咬狗，我拿起狗来砍石头，反被石头咬了手……"

P12-14

初到野马浜

第一次到野马浜是在春天，从火车站出来，按预先打听好的路线，向青浦方向进发，我完全没有想到，在“现代化”的公路上乘坐公共汽车，居然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于是这真的让我体会了一把大上海的感觉。

沿途七零八落的旧工厂和农舍之间，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别墅和公寓，让人看到一个变化和发展中的上海，对于来自北京的我，似乎感到陌生，又似乎有些亲近。走过了一段灰土飞扬的柏油路，过了几座设计得十分蹩脚但却实用的水泥桥，闪过二三丘土堆般的小山，又绕过几湾灰暗色的水塘和沟汉，司机指着紧靠路边的一片丛林，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哦!野马浜到了。”

大门口挂了许多牌子，上海大学法学院的牌子居于其中。按一般人的说法，牌子的大小和挂牌子单位的来头成正比。我想正是这块牌子吸引我前来应聘，像一只飞错了方向的候鸟，为了稻粱谋，乘着春风展翅南下。

走进校门，我的眼前突然亮了起来，路两旁是只有南方才能见到的白玉兰，厚厚的绿油油的叶子，几只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在绿荫中窜来窜去，唱着轻快的歌。刚刚玉殒香消的莘荑，枝头还留着几片白色的萼片；像一团团火一样的燃烧着的红梅，仿佛略带愤怒地对大地诉说着爱恋；倒是柳树来得轻巧，躲在几束粉面桃花的背后，轻轻地伴着春风摇动着枝条，好像迎接我的到来。好个野马浜，端的是花团锦绣。

我被临时安顿到一幢旧式的小楼房中。只身前来又别无长物的我，加上房间里简陋的陈设，衬托起窗外的绿色，让我感到一种超然的和谐。

野马浜其实没有马，只是光绪朝《青浦县志》上说：“县城东十余里，有清水成溪，古时野马出没其间，故称野马浜。”于是便留下了这样一个动静相得的美好的名字。浜者，小河也，如今，“野马不知何处去，此地空遗臭水沟”。而且这浜中的水，竟然是一种灰绿色，散发着一股恼人的气味。又让我想起初进校园时，曾经看见有好事者用石灰水泥铸就了几匹三分像驴、七分像马的东西，昂首低头地堆在一起，我的心绪竟然一下子变坏了许多。

野马浜的黄昏透着恬静，甚至看不见夕阳。淡的灰色笼罩着校园的小路，远处的情侣们躲在树丛中，只有教室的灯火出奇的亮，有学生在上晚自习，我沿着几盏半明半暗的路灯，走回临时的家，心里感到一阵孤独。当夜幕真的降下来的时候，这种孤独又慢慢地化作一阵苦寂。窗外是一片黑色，花儿伴着鸟儿一起睡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偏是春意阑珊，罗衾难耐。于是这宁静却突然让我感到了自我，孑然一身、衣食风火牛一样的我。

宁静的夜色中的野马浜让我感到一种期待，一种盼望，并在这期待和盼望中昏昏睡去——梦里犹知身是客。

清晨，我是被惊醒的，在我住的小楼旁边，有一幢设计得像西洋鸟笼子一样的楼房，据说是新建的女生宿舍，里面住着四百多个豆蔻年华的女生。设想一下，当四百多只美丽的鸟儿在清晨一起醒来，一起鸣唱，一起洗漱，一起奔下楼去用餐，一起抱着书本走向教室的场景，那会是何等地壮观。我分明看见，她们一张张脸上洋溢着青春，她们的脚步是那样的轻灵，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毫无顾忌地欢喜雀跃，让整个校园里一下子充满了快乐。好一个野马浜，一个快乐的青春的野马浜。我想起假如有一天，她们学业有成，那时走出去的将不再是今天的法庭上常见到的一张张呆滞的、毫无生气的面孔，而是一个个光明的、充满青春和朝气的人。

我开始有一点喜欢野马浜了，我愿意分享这份快乐，分享这份青春的张扬，分享这无拘无束的愉悦。而且我也相信，这其实原本是作为人生来具有的，而被我们自己用社会的假面具掩盖住了的真实的本来。

也许不久以后，我又会挥一挥手，又要离开野马浜去经历我新的游学生涯，但我不会忘记野马浜，因为在我的心里，野马浜是充满了人生天性，永远飘洒着青春与欢乐的净土。

2002年5月

2002年春天，我应上海大学教授倪正茂先生的邀请，受聘于上海大学法学院。清明节一过，我便匆匆南下，赶去上海大学订立为期三年的聘用合同。1997年春天我去法国法兰西学院讲学，这以后的三年中，断断续续地生活在巴黎，直至2000年的秋天才回到北京。刚回来的时候我是那么的兴奋，以为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不久我慢慢地体会出，我就像一棵从很远的地方飘然而来的树木，而在我的可爱的祖国却见到一个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早已长满了不同大小粗细的树木，竟然让我一下子陷入了难言其状的茫然。回国后的第一年我完成了《法兰西学院善本书目提要》，当时我是将其看成在法国工作内容的延续。此书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后我便开始无事可做了。在我生存的环境中，起码在那个时期，是不能轻易使用“失业”这个词汇的，我们可以用“下岗”、“待业”等等不易引起误解的词汇。可是我已经人过中年，“待业”二字好像留给青年人更为适合，“下岗”二字更不敢恭维，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我是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上岗的，所以“下岗”二字自是不敢贸然使用。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从法国挣来的“法国郎”，大部分换成了柴米油盐，我一面做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美梦，一面不免为日渐捉襟见肘的日子暗自着急。这一时期我对人的体重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地反省，反省的结果是我开始相信，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由于倪正茂先生的引荐，上海大学勇敢地和我签了一份为期三年的聘用合同，在这个合同里，双方约定我要担负中国法制史、法律文献学和比较法文化三门课程，参加倪正茂教授的导师组，指导六名研究生，每年举办不低于10次的法律文化讲座……学校则给我提供一套临时的住房和相应的工资。记得2000年时，我从法国归来之际，曾经幻想过结束我的游学生涯，因为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已经先去了日本，后去了美国，虽然其间曾经陆续回国探亲，甚至有一年报了“丁忧”，安葬了经历了“运动历历而生计历历维艰”的母亲，却又匆匆漂流异乡，我真的感到十分的疲惫。然而当我反省了人的体重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关系以后，却又不得不再次离京南下，开始了我在我的祖国的新的游学生涯。

我选择了上海，上海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游学，游学是我的生活。每一个日出，便一定会有一个日落。

我决定把游学上海期间的一部分文章结成一个文集，我甚至不知道应当怎样做一个开场白，于是我便将我刚到上海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初到野马浜》当做前言，把我与上海大学签订的三年聘用合同到期时提交的工作总结作为本书的后记。如今的上海大学法学院已经改成了上海政法学院，野马浜里的臭水也已经得到了治理，我指导的研究生都如同一粒粒种子播撒各地，唯有我不知道下一步又会游荡到何处，“君问归期未有期”，我的太阳或者只是刚刚升起。

田涛个人总结(2002年5月－2005年5月)

院领导：

我因各级领导的信任，与我院签署3年教学合同，至今已经届满。3年来一直备受院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在倪正茂教授的领导以及诸位同仁的帮助下，工作、学习、生活都很顺利，值此合同届满之时，特将工作总结奉上：

(一)3年来担负了研究生中国法制史、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文献学等3门课程，平均每学期约为40课时。授课情况正常，学生反映良好。指导研究生10名，参加3届研究生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并且主持01级宪法行政法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指导研究生发表论文多篇，组织研究生参与多次由外校和其他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活动。

(2)3年来共计出版著作有：

1.《第二法门》(法律出版社，25万字，2004年出版)

2.《黄岩诉讼档案及黄岩调查》(法律出版社，55万字，2004年出版，我院4名研究生参加此项目，其中下册调查部分为田涛个人撰写)

3.《拍卖法案例指南》(与王凤海合作，法律出版社25万字，2004年出版)

4.《拍卖法实务》(法律出版社，DVD光盘，2003年出版)

5.《被冷落的真实》(法律出版社25万字，2005年出版)

(三)主编的作品有：

1.与杨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共同主编《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全书共计10册，我主编其中第6至第9册，该书2003年出版，于2004年10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图书二等奖)

2.与马志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共同点校整理《唐明清三律合编》，该书收入《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续编》。

(四)承担的课题研究项目有：

1.国家文物局《中长期文物保护政策研究》，主持其中子课题《文物拍卖政策研究》。该课题已于2004年1月通过验收，于2004年3月正式结题。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立法研究》，主持其中子课题《强制拍卖部分》，该课题已于2004年6月通过验收，2004年7月正式结题。

3.主持《中国契约研究》(该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路兹基金会资助，包括美国北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者共同参与，并将于2005年进行徽州民事契约调查)

(五)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有：

1.《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结合若干问题》(发表于我校院报2004年第5期，该文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强制拍卖参考与指导》第9期全文转载)。

2.《在任意拍卖中承租人先买权的确定及操作》(在《中国商报》、《中国拍卖》2003年5月同时发表)。

3.《除斥期间在拍卖中的效力及应用》(发表于《中国商报》、《中国拍卖》2004年4月第4期)。

4.《虚假的材料和结论的虚假》(发表于倪正茂主编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

5.《枕碧楼印象》(发表于沈家本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此外，在《中国法律人》、《上海东方早报》、《方圆》、《法律与生活》等刊物和报纸上担任专栏作者，发表各种评论文章近40篇。

(六)在科研处和图书馆指导配合下，组织我院学术讲座(27期)，期间因“非典”影响，没有完成预定计划。以我院教授名义赴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进行讲演。讲演内容主要为“本土民法素材”、“中国契约研究”、“当西方遇到东方”、“近代外国法律引进及其影响”、“浙江黄岩调查——新山村调查报告”、“论买卖”、“说文解律——文字中的传统法律遗存”等。

参加2002年、2004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并担任该学会理事；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组织的2003年9月“纪念沈家本诞辰1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多次以我院教授名义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采访，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主持《徽州民间私约及徽州民商事习惯调查》，该项目由田涛任总主编，共有上海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等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目前已经完成约60万字的材料整理工作，将于2005年5月赴皖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该成果计划由法律出版社2006年底出版。

三年来总体评价为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可列人中等或中等偏上。

专此奉上

候示

田涛

作为游学者，我的内心时常感到不安，古语有之日“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的名从来没有一天是“正”的，言自然也因之不曾是“顺”的。这倒成了一种借口，心想反正今生已经如此，莫若干脆如此下去了，倒也落得个与众不同的评语。按常规这本书完成的时候，是应该写一个后记的，索性将在结束上海大学三年游学之时的个人总结，充作本书的后记，反正名已经不正。何必非要言其顺乎?

一片树林对林子外边的一棵独立的树，会如何评价，我不得而知。但是在我周围的人们对游学者的评价实在是见仁见智的，有人说我是“体制外的学者”，这让我一直心存感激，在我无法搞清这体制到底为何物的情况下，终究落了个“学者”的称谓，自然是要感激一番的。我相信“体制内的学者”一定能写出一份比我更好的个人总结，而且其中还会有评为优秀、获得奖金之类的赞许。有人说我是“圈子外边的人”，这也让我为此心存感激，因为我到底搞不清这个“圈子”究竟有多大，我猜想如果是以学术为半径画一个圈子，而我在圈子之外，这学术怕是今生不能企及的了；如果是以门派为半径画一个圈子，而我在门派之外，这是因为我自己原本似乎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门派；如果以师承为半径画一个圈子，而我在这师承之外，则我对这种圈子是无暇顾及的。有人说我是“野路子的”，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自诩为是“正路子的”。这让我愈发的心存感激，因为我无法确知走在正路子上的人是如何前进的，我相信他们应当写出比我更好的个人总结。我在我的路上走下去，永远不会辍止。

这篇总结交上去的时候，我的东家上海大学法学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名为上海政法学院，地点没有变，仍然在远离市中心的余山脚下，学院的掌门没有变，只是楼房变得更高，校园变得更漂亮了。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宽容，我一直以为一所大学，不仅是人多地盘大，而在于有没有相应的“内存”，一所大学首先要有大度和大量。

2005年秋天，我应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枫先生的举荐，前往武昌，受聘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在礼堂里我接过黄进副校长手中的聘书，两位美丽的女生跑上前来，一位献给我一大束鲜花，另一位在我的胸前别上了一枚红灿灿的武汉大学的校徽。武汉大学的旁边有一个很美丽的湖，因为地处武昌之东，当地人称之为东湖，约有十几里方圆，一眼望不见尽头，堤岸垂柳依依，湖面水波涟漪，让人想起古诗中说过的“人入楚地，眼空无物”。若将东湖比西湖，无论是湖光山色，淡妆浓抹，东湖都不在西湖之下，只是缺少许仙和白娘子那样的缠绵悱恻的传奇，缺少败冠破履那些济颠和尚的故事，倘或有好事者在湖岸之上楚城之滨的山上，建一座风格古远的浮屠，网罗一点才子佳人神仙古怪的故事，一股脑地填进去，于是这东湖必在西湖之上也。

那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珞迦宾馆，再一次看着武汉大学红灿灿的校徽，心里是那么的感动。我感激陈晓枫教授的热情，感谢武汉大学对我的信任。回忆起三年多的游学生活，尽管有些奔波流离，但我却从来不曾感到孤寂。我感谢清华大学的宽容，给了我一个宽松和谐的教学和办公环境。感谢倪正茂教授的举荐，感谢上海大学和现在的上海政法学院，是他们在佘山脚下美丽的野马浜，给了我安身之所，让我得以认真地反省和学习。感谢何勤华先生，他给了我多次在华东政法大学讲演的机会，让我在游学中能够和上海学界有更多的交流。感谢蒋晓伟先生和戴建国先生的盛情，他们帮我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专门的讲座，给了我和上海学界互相认知的机会。感谢侯欣一先生、柏桦先生，我能够在一年中两次前往南开大学进行讲演，是他们给予的殊荣。感谢俞荣根先生，他在遥远的重庆特意对我发出邀请，在一场润润的细雨中，让我在西南政法大学和同学们见面。感谢范忠信先生，正是他那种略带侠义的胆识，给了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专题讲座的可能，让那里的学生们对我这种另类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感谢龚汝富先生，他在请我到江西财经大学举办了大型讲演之后，又带我一起参观了赣江桥头蹲在那里的用黑白两色大理石雕刻的硕大的家猫，让我领略了一把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庸俗。感谢人民大学郑定先生、马小红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在人民大学的讲演，居然招来了那么多的听众，几乎将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这让我对一些人提出的“法律史学走入困境”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似乎法律史学并没有走入困境，或许只是一些人的研究方法和他们的研究走入了困境，从所有参加这些讲座的学生们的眼睛中，我感到一种快慰，法律史学面临着一场变革，在接受了洗礼和一场涅槃之后，正期待着一场新的升腾。我要感谢的人非常得多，上海的张妍同学、王安同学、杨彤丹同学都曾经帮助我查证了大量的资料，其中王安同学是我在上海的向导，带领我在一幢幢摩天大楼的后面，寻找那些深深地埋在阴影中破落的小巷，那些属于上海人和上海人创造的文化，留给本不属于我的怀旧一般的记忆；感谢北京的高鑫同学、刘冰雪同学、侯春杰同学、苏亚同学，她们帮助我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正是所有朋友们的帮助，这本书才得以奉献给读者。在学术场、名利场、商场、官场日渐界限不清的今天，游学者的生活难免略带一些苦涩，然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寂和无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所有的关怀或者关注我的人们，始终伴我一路同行。

带着这些感激，听着珞迦山的风声，又不知何时睡去。天亮时，我打点行装离开了武昌。我的新的游学之路又将开始了。

田 涛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