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全面解读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徐悲鸿的新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徐悲鸿生命的丰富与多彩，在中国艺术家中是少有的，这本书解读了卓尔不群的艺术先驱徐悲鸿与艺术、与女人、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等的诸多话题。该书作者不是美术圈里的人，与徐悲鸿家族也毫不沾边，凭着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着，以“大海捞针”般的勇气，遍访海峡两岸、欧亚大陆，拨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了徐悲鸿这个中国名字之所以跨越三个世纪飞扬于海内外的缘由。书中除了收录蒋碧微的回忆录与廖静文的回忆录之外，还有对那位艺术大师新的解读，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

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徐悲鸿就是一个值得追寻的先贤，一个“现代美术教育之父”，其一生浸染儒家思想，博采西方精华，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作者遍访历史亲历者与研究者，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欧洲大陆到南洋印度，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使今人得以重新认识其大师风范和精神遗产。拨开岁月风尘，寻找一个真实的徐悲鸿。

序  悲鸿生命

第一章 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二 千里良驹

三 私奔东瀛

四 京城砺志

五 名校与名师

六 欢乐与痛苦

第二章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八 教授之家

九 美丽的悬念

十 讲台内外

十一 新居悲欢

十二 热血男儿

十三 乱世离情

十四 伤心家国

第三章 坐看春尽落花时

十五 筹赈星洲

十六 大师的痕迹

十七 印度觅踪

十八 在泰戈尔故乡

十九 喜马拉雅山

二十 乱世之恋

二十一 世事无常

第四章 岂有蛟龙愁失水

二十二 嘉陵江畔

二十三 漂泊归舟

二十四 情感的归宿

二十五 磐溪易水

二十六 离婚前后

二十七 一展抱负

二十八 不拘一格

第五章 百载沉疴终自起

二十九 多事之秋

三十 秉性难移

三十一 无悔的抉择

三十二 时代的呼唤

三十三 甘苦自知

三十四 大师远行

三十五 死而复生

第六章 遗世独立，御风而行

三十六 未了的心愿

三十七 大师与大师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一一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槃，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竞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禀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日“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冈Ⅱ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P15-17

你知道徐悲鸿吗?

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向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给我一个自己的答案。

徐悲鸿谁不知道，不就是画马的吗?

哦，就是那个很早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人吧!

似乎不难回答，似乎又说不完全。

于是，寻找徐悲鸿就变得很有点意思了。

翻开最权威的辞典找吧。一代巨匠，静静地躺在《辞海》2247页：“徐悲鸿(1895—1953)，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赴法国留学。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

理性，简约，凝重，冷静的事实陈述。能在《辞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种人生辉煌，尽管无法概括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

它们却如同指示牌，引导人们靠近他。

今天，人们对徐悲鸿的名字，确实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日常用品上，类似搪瓷盆、暖水瓶、饼干筒和各种器皿等，时常绘有徐悲鸿那独具风采的马与鹰。

我记得那时家里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张的日历本，钉于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笔酣畅的“悲鸿马”。

我还记得搪瓷脸盆里的图案。天冷时我把手伸进热水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马的“肌理”：为啥靠近看是几条黑墨块，离远点儿看却是奔跑如风的骏马?

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画家。

一位熟悉中国画坛的加拿大画家说，在中国，徐悲鸿画的马使无数招贴画、明信片、邮票、刺绣工艺品、壁毯等受到启发，并且时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画家的摹仿。与徐悲鸿的马一起出现的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如此经常地看到它们，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徐悲鸿除了画马以外，还同样能画其他的很多题材。

去徐悲鸿纪念馆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听我说的这个目的地，一脸惘然。我成了个引路人，把出租车引到纪念馆门前。司机恍然大悟，说长了见识。

其实，专门珍藏徐悲鸿画作以及藏品的纪念馆，并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条主干道上，闹中取静。

初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会惊奇地看到，在徐悲鸿塑像的背后，也就是纪念馆库房的前面，站着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专程来此参观。将军也是位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些丰富而罕见的藏品，连连赞叹。当他询问纪念馆的馆藏状况时，担心地说，这么多的国宝，没有人守卫怎么行!随后，一个排的武警官兵奉命进驻，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们与徐悲鸿朝夕相伴。

这是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站岗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

据说，至今这里还是共和国的“惟一”。

活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的徐悲鸿是幸运的。

二0O五年五月，我在北京东较场小学三(1)班的语文课上，看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画马》，听到学生齐声朗读这篇课文：“四十《画马》：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都酷爱画马，以擅长画马而闻名，徐悲鸿喜欢画马，是因为他爱马……”

二00五年新版的全国小学三年级统编教材，将中国画坛上这位无法忘却的巨匠编入必读课本，使这段不应断裂的文化历史重新得到连接。经历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们似乎重新意识到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意义。

徐悲鸿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难让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明白。然而，将徐悲鸿编入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一段往事，更是在讲述一种品格，一种风范。在种植无数梦想的少年时代，让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实的徐悲鸿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他的妻子廖静文写过《徐悲鸿一生》，在大陆引起轰动。

他的前妻蒋碧微写过《我与徐悲鸿》，在台湾风靡一时。

她们写出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徐悲鸿。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7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7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

二00四年，在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踏上采访之路，基本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足迹，苦苦地寻觅。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我们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本太大的书。徐悲鸿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宽广，如此丰富的内容，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边就已经站满了历史巨人，荟萃着一代大师。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宜兴，一个乡村僻静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这样的境界?

至于徐悲鸿与艺术、徐悲鸿与女人、徐悲鸿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有着太多的话题。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急需从光环或泥淖中抖落出来。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徐悲鸿站在今人的视野里，他还是那么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乃至议论的人，本身就有着未被遗忘的荣耀。

又一次拜访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从这里出发。

泱泱大国之都，名人纪念馆甚多，但鲜有如此炫丽璀璨的。徐悲鸿猝然离世之时，妻子廖静文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一千二百余件呕心沥血之作和一千二百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生前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才使人们得以目睹这些罕世之宝的惊人风采。

这些以一位艺术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毕生积蓄，苦苦收集到的艺术珍藏，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它们中间的很多身价，早已达到天文数字。

当你仔细观赏面前这些藏品的时候，会有一个发现，在一些徐悲鸿格外珍视的藏画上，盖着一方专门的印章，题有四个字：“悲鸿生命”。

何为“悲鸿生命”?

也许在徐悲鸿的眼里，生命即为艺术。

上帝并没有特别眷顾徐悲鸿，依然让他饱受磨难和忧患。

与常人不同的是，当这位伟大智者以艺术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痛苦变成了收获，坎坷转化为资本，给一个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挣扎的平凡生活，也就变成了一条追求与理想的康庄大道。

“悲鸿生命”，一把开启大师心灵的钥匙。

于是，我注定无法去说一个关于文人雅士的孱弱经历。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在上海滩饿得想要自杀的贫困小子，一个在人生与艺术的海洋中不断寻觅的美术青年，铁着心去打拼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个外国友人把徐悲鸿叫做“中国鸿”，是他想像中的一只大乌。“中国鸿”是怎样起飞的。又是怎么越过干山万水，飞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让我们一起，跟着徐悲鸿上路吧。

这部书稿，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徐悲鸿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前夕，我有幸作为总撰稿，参加八集电视纪录片《徐悲鸿》的制作过程。这是第一部全面推介徐悲鸿生平的电视之作。等到首映式开过了，片子播出了，我还沉浸其中，满脑子装着一个个的人与事。

其实，“苦苦寻觅”的第一步，是茫然而艰辛的。

在此之前，我并不比一般人对徐悲鸿了解得更多。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

我不是美术圈里的人，与徐悲鸿家族毫不沾边，只不过有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著，也许执著就是一份烛照人心的通行证。

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

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而陌生的，恰恰是一个寻访者大展身手的空白地带。人们熟知徐悲鸿，在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不必再冠以任何头衔，就足以引来众多的关注。我与友人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但没人说不知道。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

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他我行我素的个性。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

如今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和学生，大都年逾古稀，“抢救”刻不容缓。在这些发自肺腑的讲述面前，我用心地倾听。每一个讲述者的记忆中保存着一个徐悲鸿。我只是一个记录者，绝不是发明什么，而是在发现。其实所有的一切，已经存在，或者说早已存在，只是需要我们拭去尘埃，还原真相。

长达两个年头，我的生命在与徐悲鸿生命贴近。

数不尽的好话，打不完的电话，马不停蹄的追踪。随着采访的深入，线索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线索，我都不放过。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一段已经逝去的往事、一个与他有关的人物，都可以牵动一段情愫，展开一幕逝去的画卷。

可以用“大海捞针”形容寻找的艰辛，有时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线索，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然而耕耘与收获在此，是成正比的。

在国内外的深入追寻，给我一种跨越地域、纵横往昔的大感觉，审视与发掘徐悲鸿也有了历史视角。确实，展现健在的这些徐悲鸿学生的故事，也是一种真实。问题是仅仅就此止步，难以述说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因此，我们寻找徐悲鸿，不能被这条离我们最近的路所局限，还需要去走遥远的旅途。虽然有些当事人不在了，但可以寻找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原先模糊的文字资料与一些片断的回忆，寻访之中越来越清晰。似乎徐悲鸿刚转身而去，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就赶到了，与之心灵对话。

徐悲鸿生于十九世纪末，而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

其间相隔一百一十多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

这是一次举步维艰的长途跋涉。

还记得，我们所乘坐的国际航班，一大早到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随即驱车直奔塞纳河畔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是徐悲鸿就读的法国美术名校。八点多开始采访，档案馆、图书馆、老教室、艺术长廊、校园雕塑、大厅壁画……巴黎的纬度高，直到晚间十点了，天色居然还没有黑。我们连轴转，忙得不停，头昏脑涨，经陪同的翻译提醒，我们才想起法国与中国有六小时时差，其实当时已是中国下半夜四点钟了，难怪觉得这么疲惫。不过，盘点现场发掘的新内容，苦与累都值啊。

与我有过无数传真往来，而在巴黎头一次见面的旅法画家彭万墀先生，看着我与同事满头是汗，跑前跑后，非常吃惊地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一杯茶，一支烟，你们干活卖力，跟法国人一样，这么讲效率!”

我们的印度之行，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

走在这片土地上，时时感到的是那神秘的异乡色彩。

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宏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三百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

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

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复杂原因，危险确实就在身边。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圣地尼克坦更让我难忘。半夜住进一个蚊虫飞舞的小旅店，窗户是木格的，居然不装玻璃。早上睁开眼睛，只见墙上竟爬着一只蜥蜴!

次日上午七点，天蒙蒙亮，印度国际大学敲钟上课，我们赶去采访，从中国学院到泰戈尔纪念馆，再到校长办公室，感受着徐悲鸿当年在印度的情景。我们本以为躲过了印度最热的夏季，不料赶上雨季，却也是燠热异常，酷暑未消。这所大学除了校长室，其他地方一概不装空调，我们衣衫被汗水湿透，几乎没干过。体格强健的摄像师中暑晕倒，我也摇摇欲坠，忙掏出霍香正气丸大口吞食，才算逃过一劫。

这就是徐悲鸿留下足迹的红土地。

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与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至于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作了真实记录。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

描述徐悲鸿一生，不能回避一个话题，那就是他的婚姻与恋情。否则，他的一生是不完整的。与徐悲鸿度过最后岁月的廖静文，在大风大浪有怎样的惊人之举?而曾经勇敢私奔、与徐悲鸿共度留学时光的蒋碧微，是怎样一个女中强人7曾经受到徐悲鸿赏识、同情，爱怜的孙多慈，又是怎样一个才女7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如此复杂，犹如迷雾缠绕。而蒋碧微与孙多慈都去了台湾，人们知之甚少。

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又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固然是私人化的领地，但是描述徐悲鸿，不能不触及，以便让后人能立体地了解徐悲鸿，他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还原真相，成为我的叙述主旨。

我去一个个名人家敲门，时常碰得灰头土脸，也会冒出失望退缩的念头。坚持到底的鼓励，很大程度来自制片人陈谦。他处变不惊，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样子，让我深受感染，相信再难的事总有破解之法。

我刚开始采访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彭沁阳就对我说：“徐悲鸿值得一写!”彭大姐曾鼓励我写了长篇纪实《完全李敖》，这次又是她鼓励我写徐悲鸿。她抱病看一大堆稿子，意见之细致、具体令我非常感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能接受这部书稿，是我莫大荣幸。因为一家权威的出版机构的认可，是对作者辛勤劳动的肯定。社领导与编辑室主任刘会军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而喜爱美术的文学编辑杨渡能做此书的责任编辑，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南京市文联是我在家乡的亲切后盾。南京作家协会十分关心这本书，因为徐悲鸿一生与六朝古都南京，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

当本书付梓之时，我感谢廖静文馆长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理解与支持，也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徐悲鸿亲属、学生、故旧与专家，海峡两岸帮助我的友人，与我～同完成电视片的同事，还要感谢耐心帮我整理资料的妻子。

本书装帧设计，有赖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柳泉的独具匠心。封面书名“吞吐大荒”集自徐悲鸿生前撰写的书法条幅，封底印章“吞吐大荒”亦出自徐悲鸿之手。欣赏徐悲鸿书法篆刻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壮阔人生。

“吞吐大荒”，最能表达徐悲鸿的气度与胸襟。

徐悲鸿生命的丰富与多彩，在中国艺术家中是少有的，我的追寻难免疏漏。我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傅宁军

二oo六年五月三稿于南京明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