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按历史时间顺序共编入了116篇文章，介绍了130余位新疆历史人物的事迹。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上限始于汉代，下限止于辛亥革命。全书只包括古代史与近代史两个部分的历史人物。载入本书的新疆历史人物，仅是应当介绍的新疆历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通过这些人物的具体事迹，生动地说明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本书按历史时间顺序共编入了116篇文章，介绍了130余位新疆历史人物的事迹。载入本书的新疆历史人物，仅是应当介绍的新疆历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通过这些人物的具体事迹，生动地说明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前 言

西王母与周穆王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

乌孙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猎骄靡

乌孙名王翁归靡

西汉扦弥国太子赖丹

献身于边疆事业的常惠

汉朝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

龟兹王绛宾

维护祖国统一的莎车王延父子

东汉戊己校尉耿恭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

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

高车国的创建人阿伏至罗

著名旅行家宋云

高昌名将张雄

裴矩对促进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

玄奘在西域的故事

唐朝突厥族名将阿史那弥射

唐朝将领契苾何力二三事

阿史那社尔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为人

西域诗人骆宾王

回纥的杰出人物婆闰

唐朝著名画家尉迟乙僧

郭元振在西域

唐朝少数民族将领尉迟胜

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

唐朝西疆的坚强卫士车鼻施·苏禄

唐朝名将白孝德  钱伯泉

远见卓识的回纥可汗顿莫贺达干

唐朝著名廉吏裴玢

杰出的政治家大宝于阗王李圣天

著名音乐家苏祗婆和裴神符

唐朝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

杰出的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及其名著《突厥语大词典》

古代维吾尔族杰出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耶律大石与西辽帝国

辽代几位杰出的维吾尔族后妃

丘处机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一门九进土的契氏家族

元朝著名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

元朝著名散曲作家贯云石

元朝著名文学家马祖常

元朝杰出的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

元朝维吾尔族政治家阿鲁浑萨里

元代九朝元老赵世延

元朝葛逻禄族诗人适贤

元朝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

元朝著名诗人萨都剌

元代著名维吾尔族文学家薛昂夫

新疆伊斯兰教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秃黑鲁帖木儿汗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的传奇人物黑的儿火者

元朝杰出的维吾尔族政治家哈里麻

明初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

明朝三次出使西域的友谊使者陈诚

叶尔羌汗王朝的创建者萨亦德汗

明朝的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及其著作《拉什德史》

咱雅班第达对厄鲁特蒙古的贡献

土尔扈特部的民族英雄和鄂尔勒克

维吾尔族抒情诗人赫尔克提和他的《爱苦相依》

维吾尔族抒情诗人翟梨里和他的诗

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子僧格抵抗沙俄侵略的事迹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杰出领袖阿玉奇汗

清朝伊犁屯田的创建者阿桂

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

哈萨克族英雄卡班巴伊

三车凌维护祖国统一的事迹

阿克敦新疆旅行见闻

车臣·默尔根哈屯——聪明智慧的王妃

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

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

额敏和卓与苏公塔

阿玉锡与玛木特

额色尹和他的一家

赖和木图拉与乌什农民起义

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声拉尔在清朝统一祖国事业中的贡献

哈萨克族英雄加尼别克

布鲁特首领车里克齐拥护清朝统一的事迹

纪晓岚和他笔下的新疆

图伯特倡导修建查布察尔大渠的功绩

捍卫祖国统一的维吾尔民族英雄玉努斯

伊犁将军松筠

《回疆通志》和《三州辑略》的编纂者和瑛

布彦泰在伊犁事迹简述

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功绩卓著的伊萨克

清朝统治新疆时期对政策进行过重大调整的那彦成

壁昌组织叶尔羌军民击败浩罕侵略者的事迹

塔吉克族的雄鹰库尔察克

年反侵略战争中的三位阿奇木伯克

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阿不都热依木·尼扎里

维吾尔族诗人诺比德的生平及其诗篇

林则徐的挚友邓廷桢

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林则徐

协助林则徐查勘新疆地亩的全庆

回族抗俄英雄徐天荛、安玉贤

库车农民起义的领袖迈买铁里与伊布拉衣木·夏

近代维吾尔族诗人和历史学家毛拉·毕拉勒

哈萨克族抗俄首领塔扎别克

历史学家毛拉木沙·赛拉米

左宗棠与新疆

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

色得克和拜合提

棍噶扎勒参同沙俄斗争记事

维吾尔族巾帼两英杰迈哩巴纽和罗尔巴力

张荫桓和他的西域诗

推广蚕桑技艺的赵贵华

哈密农民暴动领袖吐尔巴克兄弟与和家米雅斯

迪化起义中的刘先俊

冯特民在伊犁起义中的作用

伊犁起义的中坚人物李辅黄

伊犁起义中的杨缵绪

志锐在新疆

维吾尔族抗俄爱国英雄苏皮尔格

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与《十二木卡姆》

清末倡议修建新疆铁路的人们

后记

西汉初年，我国北方匈奴族的奴隶主贵族经常发动战争，扰掠汉朝北方各郡县，俘掳人丁，掠夺财物，使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汉朝建立不久，政权尚未十分巩固，国内的藩王割据势力很大。汉朝政府除了对付封建王侯的叛乱外，尚无力阻止匈奴的掳掠。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政府为了保境安民，采取了和亲与赠送财物的办法，把宗室的女子封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且每年向匈奴赠送大批的物品，约定不得再进犯。和亲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匈奴对汉朝北方边郡的掠夺。

大约在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匈奴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在焉耆(今新疆焉耆)、危须(今新疆和硕东)、尉犁(今新疆尉犁)等地设置“僮仆都尉”(奴隶总管)，征收赋税和进行奴隶制统治。

到了西汉中叶武帝的时候，中央政权进一步巩固，国内王侯的势力大大削弱，生产有了发展，军事力量随之加强。所有这些都为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其战略是：在东方切断匈奴与涉族的联系，在西方切断与羌族的联系，并遣使联络西域共同抗击匈奴。汉武帝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准备派遣使者到西域寻求同盟者。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的口供里得知：生活在敦煌附近的月氏人，多次遭受匈奴的攻击，月氏王被杀，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西迁的月氏人历史上称为大月氏，仍留在河西地区的少数月氏人则被称为小月氏。月氏人对匈奴是怀有仇恨的。汉武帝认为，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是实现他的全部战略的重要步骤。于是，悬赏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臣。郎官张骞(汉中人)应募承担了出使的任务。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带着汉朝政府给他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离开长安向西域进发。在随行人员中有一胡人(少数民族)名甘父(因其曾为堂邑县人家的奴仆，故又名堂邑甘父，或简称堂邑父)，充作张骞的向导。从长安到西域，必须通过河西走廊，当时河西一带还控制在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手里。张骞及其随从人员进入河西走廊后，原想伪装越过，却被匈奴巡逻的骑兵捉住，送到了匈奴单于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去了。

匈奴军臣单于想通过威吓和诱惑使张骞投降，为匈奴效劳，并迫使张骞娶了个匈奴女子为妻。张骞在匈奴过了10年多的半囚犯式的生活，最后终于找到机会，偕同堂邑甘父及随从人员逃出了匈奴的辖区，继续西行。

张骞西行的旅途生活非常艰苦。他以坚忍的毅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历经戈壁沙漠和荒山野林，忍受了风沙、干渴、饥饿的困苦，战胜了野兽的威胁，一路上仗着随从堂邑甘父猎取禽兽充饥。这样走了几个月，跋涉数千里，才到了大宛。大宛王早就听说过汉朝的富饶，想与汉朝互通使节，见了张骞非常高兴。大宛王派遣向导护送张骞到康居，再由康居把他送到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占有原属大夏的地方，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不想再返回故乡和匈奴打仗了。张骞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的目的未能达到，便在大月氏各地观光考察了一个时期后启程回国。

张骞鉴于初来时的道路困难，归国时便选择了沿着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绕道羌族地区的途径，想躲开匈奴的阻挠。没想到这个地区也已被匈奴控制，结果张骞和唯一随从人员甘父又被捕了。被拘留一年多后，军臣单于逝世，匈奴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张骞乘机偕同匈奴妻子、甘父等一道逃出，于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随从共百余人，这时回到长安的只有他和甘父二人。

张骞与甘父出使西域，历时共13年，曾先后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看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听到了很多没听说过的事情。他回到长安后就向汉武帝做了汇报。汉武帝为了表彰他俩的功绩，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  张骞与甘父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汉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出击匈奴的战略，仍然想继续在西域寻求同盟者；同时，西汉的富商大贾对于打通西域商路很感兴趣，也积极支持汉武帝沟通西域。张骞被拘留在匈奴的时候，听到匈奴西部有一个国家叫乌孙，屡遭匈奴攻打，认为和乌孙联盟后与大夏等国也可以结盟，从而切断匈奴的“右臂”，因此很想再次到西域联络乌孙。他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张骞率领随员300多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牛羊万余头和大批的币、帛(丝织品)，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匈奴的休屠王已被杀，浑邪王率领所属部众投降汉朝，汉朝在河西先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为开辟西域通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张骞一行很顺利地到达了乌孙住地。

张骞到达乌孙住地的时候，正值乌孙国内闹纠纷：60岁高龄的乌孙王猎骄靡想把王位传给他的长孙军须靡，他的次子不同意，遂掀起内战。乌孙在内乱中，顾不上考虑和汉朝结盟的问题。当时虽未结成同盟，但是由于张骞传达了汉朝的意图，乌孙王感到汉朝是一个大国，答应派专使到汉朝答谢，从而为汉朝与乌孙友好关系的发展播下了种子。在乌孙期间，张骞还曾派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和天山以南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抒罕(今新疆于田县境内)等地进行政治活动，在汉朝与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张骞在出使西域期间，由于能够“宽太信人”，深得当地少数民族的爱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张骞回到长安，过了一年多就逝世了。

张骞通西域之前，内地人们对于西域的情况了解很少。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共历时1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亲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又考察了其他五六个小国的情况。从此，汉朝政府对于西域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交通路线等才有了较多的了解。这就为汉朝反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促进了内地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来往。张骞逝世以后十年，即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六年)，乌孙王猎骄靡派遣使臣到汉朝赠送良马千匹，要求与汉朝和亲，汉武帝就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猎骄靡。军须靡继乌孙王位后，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封为公主嫁给军须靡。乌孙与汉朝结成同盟后友好关系日趋密切。后来，当匈奴进犯乌孙的时候，汉朝政府发兵15万人，配合乌孙兵5万人共同打败了匈奴。其后，汉朝还多次联合西域各国反击匈奴，终于使西域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的奴隶制统治。

张骞出使西域期间非常重视搜集西域的农作物的种子，并把它们带到了内地种植。葡萄、苜蓿等就是由张骞传到内地的；乐器中的胡角也是由张骞带到内地的。另外，张骞出使西域时，还把大批的丝织品带到了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引起了当地贵族与商人极大的兴趣。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朝有很多人借着出使的机会进行商业活动，所谓“使者相望于道，一辈(批)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便是这一情况的写照。这些使者都打着博望侯张骞的旗号以取信于西域各国。同时，西域的商人也以“贡献”为名，把当地的特产运到内地进行交易。可见，自张骞通西域后内地和西域交通日渐发达，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日趋密切了。

  P6-8

编写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最初肇端于司马迁公元前1世纪初成书的《史记》，尔后的《汉书》、《后汉书》……直到《清史稿》，以及历朝历代全国各地编写的大量的地方志，都继承了这个传统。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人物传记不仅比较清楚地记载了自古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对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美丑进行了褒贬、评论，它们长期以来也对人们的活动起着警钟长鸣的作用。好人好事长期受到了人们的敬仰与怀念，坏人丑事也长期受到了人们的厌恶与谴责。从长远看，历史的天平应该说是很公平的，以史为鉴有着经久不衰的巨大的教育作用。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旧史笈与旧方志中的人物志，都严重地保留着旧时代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思想，充满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神化、美化了帝王将相，贬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今天我们在引用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史料时，必须认真地、谨慎地剔除其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

历朝历代都在编写人物传记，今天我们所要编写的人物传记却与古人所编写的大不相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我们一定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要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们进行编写的指导思想。在多民族地区的新疆，特别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还要特别突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编写的指导思想。我们编写新疆人物志的目的，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要为宣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服务，要为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服务。要体现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要完成这样的编写目的，详细说起来真是千头万绪，在这篇序言里我们只能讲几条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自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从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以来，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新疆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统一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统一时期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比较安定，经济文化都能够有所发展。还由于历届中央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如清朝的协饷)和驻防军的屯垦戍边政策，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是比较轻的。这一点连外国学者如日本的羽田亨就曾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证。而在分裂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经济遭到破坏，各族人民所身受的苦难大大加重。这个历史的经验，为两千多年的社会实践所一再证实，从而深入人心，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东汉初年，鄯善(今若羌)、前车师(今吐鲁番盆地)、焉耆(今焉耆及邻近地区)等十八国曾派人到东汉京师请求重新设置都护，东汉政府接受了这个请求，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又如在唐朝时，新疆少数民族出身的阿史那社尔、契瑟何力与裴玢等人，对唐朝的统一事业都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阗(今和田)王尉迟胜曾亲率5000名士兵到内地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当时还在蒙古草原的回鹘可汗也曾派出军队支援唐朝，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疆地方各民族的王、公、将、相，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历届中原王朝加封或任命的。这种加封或任命受到了新疆各民族的信赖和尊重。《新唐书·西域传》中说：于田“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中原王朝)诏书符节，其王相传以授”。《宋史·高昌国传》中说北宋使臣王延德曾亲眼看到，在高昌城(今吐鲁番)内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匾额，寺中有《大藏经》、《玉篇》(为三十卷的汉文字书)、《经音》……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缄锁甚严”。《高昌契氏家传》中说：“高昌王有印，日‘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朝)所赐回鹘印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在各种矛盾之中，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则是首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妄想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中国各族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新疆，沙俄和英国，或策动分裂叛乱，或驱使其外国走狗入侵，或直接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沙俄怂恿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竟然直接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面对这些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暴行，新疆各族人民曾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南疆和伊犁地区的官吏和平民曾经多次要求清朝政府出兵。后来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各地的王公伯克和各族人民主动组织起来配合清军作战，输送军粮，连农村妇女也参加巡夜放哨、传递军事情报。因而很快就消灭了阿古柏匪帮，并迫使沙俄侵略军撤出了侵占长达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所取得的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它将在祖国的历史上放射着永不熄灭的光芒。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骄傲。

(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国的光辉灿烂的经济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新疆地处干旱、严寒地带，生产和生活的自然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因此，在浩瀚的沙漠戈壁中，一片片富饶美丽的绿洲的出现，一处处优良牧场的开辟，都不能看成是大自然慷慨的恩赐，而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胼手胝足、战天斗地的结晶，是几百代人辛勤劳动的报偿。正是由于在古代新疆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农牧业生产，农产品、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丰富而多样的，这就为古代新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大量的新疆的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内地的汉族也大量迁居新疆，这对于促进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发展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西汉以来，西域的苜蓿、葡萄、棉花、核桃(胡桃)、胡麻(芝麻)、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蚕豆(胡豆)、石榴(安石榴)、胡瓜(黄瓜)、菠菜(波斯菜)等多种农业作物，和田玉、天马、西极马以及部分“驴骡驼它(骆驼)”等都是从新疆或通过新疆传入内地的，大大丰富了内地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改善了劳动条件。同时，内地的丝绸、养蚕织丝技术、造纸技术、印刷技术、掘井技术、冶金技术、先进农具、茶叶、梨、黄豆以及多种蔬菜和调味品等传人新疆，至今一些蔬菜、食品和调味品的名称，在新疆少数民族中仍然使用汉语名称。凡此，都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对于祖国文化的缔造，新疆各族人民也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新疆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在语言学家中，东晋时龟兹(今库车)人鸠摩罗什精通焉耆龟兹文、梵文和汉文，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之一。唐朝时疏勒人慧琳用汉文编写了著名的佛教词典《一切经音义》。宋朝时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用阿拉伯文编写了《突厥语大词典》。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命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用回鹘文字母转写蒙古语，创立了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文，用来教成吉思汗的太子和诸王学习这种最早使用的蒙古文。

元朝初年，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先后将汉文典籍《贞观政要》、《申鉴》译成蒙古文献给元世祖。后来又将《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译成蒙古文献给忽必烈。  在文学家中，唐朝时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用汉文写作的著名诗篇，1959年在若羌县米兰遗址中被发现；宋朝时维吾尔族诗人玉苏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文写的一万三千多行的长诗《福乐智慧》，像其他许多名著一样，早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许多国家流传。在元朝时出现了一大批新疆少数民族的作家用汉文写的著作，例如：萨都剌著有《雁门集》、契玉立著有《世玉集》、马祖常著有《石田集》、小云石海涯(贯云石)写了许多元曲，被大量地收入了杨朝英所编的《朝野新声》和《太平乐府》两书；在清朝时，翟梨里用波斯文写了两本叙事长诗《和卓·默合买提·锡里甫传》、赫尔克提写了《爱苦相依》、诺比德写了《鲁拜》，等等。

在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中的许多画家，对发展祖国的绘画艺术，曾经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新疆境内的鄯善、吐鲁番、库车、拜城等地至今还保存着728个千佛洞，在这样多的洞窟中保存着从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美仑美奂的壁画，这些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壁画，都是古代新疆许多无名画家的作品。于阗(今和田)人尉迟乙僧是唐朝著名的画家，善于画佛像，他所擅长的凹凸画法能给人以立体的感受。他的父亲尉迟跋质那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他们父子两人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大尉迟和小尉迟。

新疆各族人民的能歌善舞，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闻名寰宇的《龟兹乐》在公元4世纪就由新疆库车传到了甘肃凉州，尔后又传到了长安等地。在隋朝与唐朝宫廷燕乐的九部乐中就有两部新疆乐舞，即《龟兹乐》与《疏勒乐》。后来在唐朝的十部乐中，新疆的乐舞增加到了三部，即《龟兹乐》、《疏勒乐》和《高昌乐》。此外，新疆的《悦般乐》(匈奴族的乐舞)、《于田乐》和《伊州乐》(哈密地区的乐舞)传到内地后也深受内地各族人民的喜爱。古代新疆曾经出过许多音乐家和舞蹈家。隋朝时的何妥(其父为高昌商人)曾研究整理过当时的雅乐，著有《乐要》和其他许多著作。龟兹人苏祗婆曾把源于印度的龟兹乐律五旦七声介绍到了内地，演变成为了隋唐燕乐的二十八调。在隋唐时，龟兹人苏祗婆、白智通、白明达，疏勒人裴神符(裴洛儿)、裴兴奴等都以善弹琵琶在国内享有盛名，提高了当时琵琶的演奏技巧。著名的龟兹乐舞等，不仅对我国内地的乐舞、宋词、元曲、戏剧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印度、柬埔寨等国，对国外的乐舞也产生了影响。

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在新疆大地上曾经产生了两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一部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另一部是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如同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一样，这两部英雄史诗，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都是全世界著名的长篇史诗。它们在国外都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国内也各有几种兄弟民族文字的译本。

在历史学方面，五代时祖籍和田的尉迟倔，著有《中朝故事》。在元朝时，维吾尔族的廉惠山海涯为《宋史》、《辽史》、《金史》的纂修官。维吾尔族的沙剌班是《金史》的纂修官。在清朝时，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木沙·赛拉米曾写了两部历史著作《安宁史》和《伊米德史》。

元朝时，维吾尔族的鲁明善为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著有月令体的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此书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解放后已由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注释本。

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提出，从东晋以来，新疆兄弟民族中的许多学者的著作是用汉文写的。这些著作大量流传了下来，其中一些著作在解放后还大量印行。这件事情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它不仅表明历史上的这些新疆学者的著作曾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和尊重，也不仅由于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们还是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长期以来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汉族人民与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情谊是源远流长的。

(三)丝绸之路，实质上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的通道。这种交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我国与西方各国，包括印度、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埃及等许多国家之间的交流。在海运大开以前，新疆地处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带，对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曾经在长时期内起到过中介与桥梁的作用。祆教(原称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等都首先传入新疆，然后再通过新疆传入内地。伊斯兰教的传入有海道与陆路两条途径，主要是通过新疆传入内地的。我国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的九个民族是世代居住在西北五省区的。另外，回族除了主要居住在西北五省区外，还分布于全国各地。伴随着这些宗教的传入，以及多种多样精神文化的交流，既加深了各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又促进了欧亚各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冶金技术、大黄等药物，排箫等乐器传入西方，丰富了西方的文化。印度的制糖技术以及因明学、文字学、乐律、乐器、乐曲、舞蹈等传入我国，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等传入我国，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从来都是明智的、富有远见的表现，因为它对于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古代的新疆由于处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地理的位置，曾经创造了发达的封建文化。我们这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虽然涉及到了这个重大问题，但却不是要研究的重点。丝绸之路的问题，牵涉的问题非常广泛、非常复杂，在这里我们只是稍稍提了一下，不可能展开论述。

在唐朝和唐朝以前的很长时间，丝绸之路一直是我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从海运大开以后，这条商道，这条陆路上的交通要道，虽然有所衰落，但绝对不是从此就断绝了。当年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著名城市如凉州(今武威)、敦煌、伊州(哈密)、高昌(吐鲁番)、库车、疏勒、于田(和田)的重要地位，逐渐为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所代替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修通了陇海铁路，并与新修的兰新铁路相连接，由江苏省连云港经过甘肃省兰州市早已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现在从乌鲁木齐市到阿克斗卡的铁路也已经修通，与俄国的铁路接轨通车。欧亚大陆桥的建成与通车，大大促进了我国与俄国、中亚各国以及欧洲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促进了新疆与我国西北其他各省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欧亚大陆桥是一条现代化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北各族人民多年以来的企盼。

(四)全部中国近代史表明，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间，真乃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中国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下，长期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着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人士献身。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与当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军阀政府一度结成统一战线，以陈潭秋、毛泽民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为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引起了军阀盛世才的记恨，陈潭秋、毛泽民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他们是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他们将永远活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他们将永远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怀念。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1944年在新疆爆发了三区革命，打击并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配合了新疆的和平解放。1949年9月三区革命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与阿巴索夫等人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必将永远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怀念。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新纪元。回忆辛亥革命以后，当时曾提出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用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五族共和的提法在当时虽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个提法是很不完整、很不准确的。解放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征得各族人民群众和各民族上层人物的认同，最后经过国务院的批准，确定了全国56个民族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赞同和拥护。尔后党中央决定对全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组织全国的力量为每一个少数民族都编写了民族史，为每一个自治单位都编写了地方自治概况，应该看到我国的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民族的民族史，从而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既没有拘泥于当被奉为圭臬的民族定义，也没有生搬硬套外国的做法，而是根据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将我国所有处于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的共同体，均一律承认为民族，没有再分出部族等其他称谓。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上的这一创举，实践证明，是有利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却是一个从来没有弄清楚并得到各民族共同认可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并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平等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清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使我国成为了拥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全国各个民族聚居区都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个民族都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力。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在中央与兄弟省市的支援下，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汉族与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了。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是举世公认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近代史上最根本的历史经验的科学表述。同时，在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理所当然地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条真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也是我国所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所证实了的。